當年郭靖夫婦戰死襄陽城的真實歷史

宋理宗即位時，當時整個中國都處於巨大的動蕩之中，動蕩的根源便是正瘋狂擴張的蒙古。蒙古大軍在攻打金國的過程中，曾許多次派人與南宋聯絡，目的是約大宋和己一起夾攻金國。南宋朝廷見蒙古勢力大，金國不久亡國，便想聯合蒙滅金，以報百年之前的「靖康之恥」。可以說，毫無主動權的「苟安」是宋朝一貫的對外政策，自宋真宗一朝便開始了，幾乎貫穿了整個宋朝歷史。悲劇的是，南宋不能吸取北宋聯金滅遼導致引狼入室的「前車之鑒」，悲劇不可能避免地再次上演。

當時大金在蒙古的打壓之下，金哀宗向南逃亡，到達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帶。蒙古起初是受金人壓迫的，與金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急於滅金，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陽（湖北襄樊），要求南宋出兵援助。南宋正想借蒙古之力滅掉金國，自然滿口答應。宋蒙兩國就此簽訂了軍事同盟：蒙古同意，滅金以後淮河以南的土地歸南宋所有；南宋則為蒙古軍供應糧秣；南宋與蒙古仍以淮河為界。

紹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軍築起長壘，對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實行重重圍困。金軍企圖突圍，但沒有成功。十月，宋將孟珙、江海率軍二萬，運糧三十萬石，赴蔡州供應蒙古軍。金軍在金將完顏仲德的指揮下堅守城池，多次擊退宋、蒙聯軍進攻。到了立秋時節，宋蒙聯軍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樹木，以用來製造攻城的雲梯等武器，砍伐呼喝聲傳數里，使得蔡州城內人心浮動。金哀宗感到自己國家已窮途末路，自己都非常感到絕望至極。金臣守顏阿虎帶獻計，建議重新結好南宋，向南宋乞糧求和，即使不能延緩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也可以間接地離間宋蒙之間的關係。於是，金哀宗給南宋朝廷寫信，在信中明確提到宋與金其實是唇亡齒寒，希望宋能與金聯合。但是呢，南宋朝廷見金滅國已經是時間問題，於是便拒絕了金的乞和求糧。這使得宋哀宗絕望到極點。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斷了糧食，金兵已經是到了「山窮水盡一無路」的被動局面，金哀宗便正式禪位於完顏承麟。此時，宋軍挖開決開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蔡州西城。金哀宗禪讓禮畢時，宋軍已經佔領了南城。金哀宗自殺呢，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顏承麟在位不到半天，便在亂軍中被殺，成為歷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蒙古痛恨金國，完顏皇家宗室被蒙古軍全部殺死，一個不留，金國就此滅亡。

宋蒙聯合滅金後，南宋僅取得河南陳、蔡東南地。宋將趙范、趙葵見蒙古退歸河北，打算乘機收復三京（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商丘）。蒙古軍再次大舉南下，挖開黃河南部的寸金堤（今河南開封縣以北），水淹河南，宋軍前後共喪失十餘萬人。南宋急忙派遣使者向蒙古謝罪，以求緩和，但蒙古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禍端」的把柄，興師問罪。從此以後，宋蒙之戰再起。

但此時，蒙古大汗窩闊台死後，內部陷入了汗位之爭，沒有精力顧著南宋，暫時放鬆了對南宋的進攻。宋理宗本人則大修宮室寺院，他最寵愛閻貴妃，賈貴妃也備受宋理宗寵愛，其弟賈似道因之也受重用。蒙哥即位後，穩定了政局，開始了大舉攻宋的戰略方針。

寶祐六年（1258年），新一任的蒙古大汗蒙哥發三路大軍侵宋：蒙哥親率主力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軍攻打鄂州（今武昌），雲南大元帥兀良合台北上攻打潭州，到鄂州與忽必烈會師。最後，蒙哥在作戰中負傷，回營後死在軍中（一說病死），蒙古大軍只好撤退。這就是著名的合州保衛戰。這一勝利，扭轉了整個局勢，蒙古大舉攻宋之役因蒙哥喪生釣魚城下而告終。

忽必烈急於趕回去爭奪汗位，隨即率軍北還。另一路兀良合台軍則在潭州遭到宋將向士璧的抗擊，也撤兵北上，趕去與忽必烈會合。忽必烈回到蒙古後，憑藉武力在開平（在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河北岸）即大汗位，阿里不哥失敗，被迫向忽必烈汗投降。

忽必烈為汗後，派使者郝經來談和議事，賈似道生怕之前議和一事泄露，將郝經秘密逮捕，關押在真州軍營。郝經被扣十五年後才得以釋放，北還回國後立即病死。這樣，賈似道獨專朝政，一手遮天。宋理宗對此不聞不問，只顧自己尋歡作樂。儘管蒙古一度陷於爭權奪利的混亂，但忽必烈繼任大汗後，逐漸穩定了政局，兵鋒直指南宋。

此時，宋軍要塞襄陽、樊城一帶成為宋元雙方爭奪的焦點。宋降將劉整向忽必烈建策，以襄樊為戰略突破口。不過，襄陽、樊城城堅池深，城中兵儲可支數年，建議採用圍困戰術，絕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說：「宋朝只恃仗呂文德（襄樊守將），然而呂文德可以利誘，可遣使送他玉帶，請求在襄陽城外設貿易市場。」

忽必烈採用了劉整的計策，確定以襄樊為戰略突破口，並派人賄賂呂文德，呂文德果然同意。於是蒙古軍以貿易為名，在襄陽城外修築堡壘，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城堡壘於鹿門山（今湖北襄樊東南），為日後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個據點。呂文德之弟呂文煥發覺蒙古軍的陰謀後，加以提醒，但為時已晚。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軍包圍漢水北岸的樊城，守將呂文德、呂文煥、范天順、牛富等指揮軍民奮勇抵抗。南宋朝廷先後派張世傑、夏貴、范文虎率軍援救襄陽，均被攔截的蒙古軍打敗。

襄陽宋軍主帥呂文德因早先接受賄賂，同意蒙古軍開設貿易市場，常有遺恨，總說：「誤國家者，我也。」不久憂鬱成疾，背上疽發而死，其弟呂文煥接替他繼續堅守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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