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藝復興之殤

宋代文藝復興之殤

劉剛 李冬君

841

2017-10-16

劉剛 李冬君

不祥之兆

鄧椿在《畫繼》里談到了「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那一次君臣雅集。

那一天，徽宗駕幸秘書省，事畢，召群臣至，觀畫院創作的圖畫。這些圖畫，除了向群臣展示國家藝術工程的成果，徽宗還讓他們分享，吩咐蔡攸，按官階，或「賜書畫兩軸」，或分賜「御畫兼行書草書一紙」，於是，群臣踴躍，鄧椿說，他們「皆斷佩折巾以爭先」，爭得身上的玉佩和頭上的帽子都掉了，在審美狂歡中，暫時放鬆一下朝廷禮儀。看到這樣的情形，徽宗笑了。可活動的重頭戲，就要開始了，是要展示徽宗臨摹的展子虔作《北齊文宣幸晉陽圖》，照例，先瞻仰祖宗御書，然後觀摩徽宗宸筆。到此，狂歡結束，肅穆開始，審美如行大禮，禮畢逡巡而退。

《宋會要輯稿》也提到了這次活動，說法就不像是一場雅集活動，而是一場「恭閱祖宗謨訓」的莊嚴盛典，於宣和四年秘閣搬遷告成之際，「詔宰輔從臣暨館閣之士觀書於秘閣」，同時陳列太祖至徽宗八位皇帝的御書，由太宰王黼主其事。《宋會要輯稿》里，除了提到徽宗命少保蔡攸分賜御書畫，還提到徽宗命保和殿學士蔡絛持真宗御書《聖祖降臨記》及徽宗宸筆所摹展子虔畫一同陳列於書案。

有趣的是，蔡攸和蔡絛，都是蔡京的兒子，蔡攸是長子，父子三人同朝為官，據說，蔡京偏愛次子蔡絛，引起父子兄弟失和，而有一番你爭我奪。那次活動，有可能蔡京並未參與，因為不僅《畫繼》和《宋會要輯稿》沒有提到他，就連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談起此事也未提到，據《宋史·蔡京傳》記載，宣和六年，也就是兩年以後，蔡京再被徽宗起用，第四次當國，時年78歲，已老昏，事皆決於蔡絛，「凡京所制，皆絛為之」，而且還代蔡京入奏。當時若有蔡京在，那活動也許就由蔡絛主持了。

蔡絛的《鐵圍山叢談》也記載了秘書省落成時的那次活動，與《宋會要輯稿》所述有所不同，他提到徽宗曾親手持來「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還對群臣說：世人但知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都不知道「天縱聖學筆札之如是也，今付秘閣，永以為寶」。群臣因而得以瞻拜太祖書札。蔡絛說，太祖御書「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這是從書法上說的，從書札的內容來看，蔡絛說太祖多作「經子」語，「經子」，指經史子集中的經與子，這應該是文章的最高標準了，因為太祖詩文，一如其跋雲「鐵衣士書」，雖「遊戲翰墨」亦似「雄偉豪傑，動人耳目，宛見萬乘氣度」。同時，又生不祥之感，因為徽宗還帶來了李昭道的《唐明皇幸蜀圖》，蔡絛一見，便在心裡嘀咕：御府名作，不啻數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唐明皇入蜀，乃避安史之亂，大唐至此由盛轉衰，果不其然，他心裡嘀咕的事，後來終於發生了。

李煜還魂

兩年後，徽宗做了一個重大決定，重新啟用三起三落的蔡京第四次當國。

此次蔡京，已老邁，力不從心，徽宗托國於他，他托國於蔡絛，蔡絛心裡又老是嘀咕，俗話說：想什麼有什麼，怕什麼來什麼。蔡絛心裡已有了唐明皇的陰影，那陰影真的就來了。

金兵南下時，徽宗傳位欽宗，欽宗以蔡京誤國逐之嶺南，八十衰翁，客死潭州，其子孫23人，亦被同時流放，蔡絛流放到白州，白州境內有鐵圍山，他嘗游於此，故以之為書名。

較之徽、欽二宗的亡國遭遇，蔡京一家還不算悲慘，金兵攻破汴京，金帝廢徽、欽二宗為庶人，連同后妃、宗室，百官數千人，以及教坊樂工、技藝工匠、法駕、儀仗、冠服、禮器、天文儀器、珍寶玩物、皇家藏書、天下州府地圖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積蓄被擄掠一空，北宋以此滅亡。

據說，徽宗聽到財寶被掠並不在乎，聞藏書被搶，才仰天長嘆。押送途中，愛妃王婉容等被金將強行索去，到金都後，又穿喪服，拜謁見金太祖廟宇，金帝以之向祖宗獻俘。爾後，竟被辱封為昏德公，先押於韓州，後遷至五國城，從遼寧遷到黑龍江，任你岳家軍怎麼直搗黃龍也到達不了。

囚徒徽宗，受盡折磨，泣血成詩：「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這樣的詩句，讓我們一下就想起了李後主，明人尤侗《良齋雜說》曰「李後主亡國，最為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他這樣說，不單指兩人前後命運相似，而是強調徽宗即李後主轉世，他說，某日宋神宗正端詳江南國主李煜像，再三嘆訝，剛好後宮有娠者，夢李後主來謁，而生端王，也就是徽宗，還說起徽宗被俘，金人用當年宋太宗對待李後主故事待之，尤侗雖然以一句「亦異矣」結語，但這種因果報應的說法，對於李後主是不是太殘酷了？難道他受了第一遍苦還不夠，還必須受二茬罪？我們只在一種情況下接受這種說法，那就是李煜一個人的文藝復興的使命尚未完成，還需還魂為趙佶繼續進行。

不過，趙佶還不像李煜那麼絕望，有臣曹勛，從之北遷，過河十餘日，徽宗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那「康王」，當然也就是宋高宗了。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並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避開金兵，返回南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看來，他還懂得國事優先，國家為重，不管怎麼說，他還有一片千里江山在江南。

希孟是誰

此時此刻，徽宗心中，除了畫，就是江南。

能將二者結合起來的，只有一卷《千里江山圖》。

此時，他最需要的，最能慰藉他的，便是這圖了。只可惜了這圖，就如同他的江山一般，所託非人，以至於今日，圖也不見，江山也不見，當年，他那一片苦心孤詣，本來以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結果卻發現，除了他自己，誰也不知！那是蔡京第三次當國，他以蔡京為知己，將此圖與國一併託付之，寄託甚深。

可那蔡京，只在卷後留下這樣的題跋：「政和三年閏四月八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這一段話，應該是徽宗對蔡京講的，時在「政和三年」。此前未見有「希孟」，此後出現在清人的《石渠寶笈》里，已改為「王希孟」。

「王」從何來？查無實據，可後人跟著一哄，「希孟」就變成「王希孟」。

或有一線索，可提示其由來，那就是《宣和畫譜》卷十二，還著錄另一卷《千里江山圖》，此圖亦作金碧山水，作者姓王，名詵，字晉卿，與徽宗和蘇軾關係都很密切，標誌宋代文藝復興的那次「西園雅集」，雖以蘇軾為中心，卻在他家舉辦。清人未細察，便想當然以為是「王希孟」所作。

又查《宋史》人物，字「希孟」者，有好幾位，太宗時，有一位王子輿便字「希孟」，可以說是「王希孟」，但他顯然不是與徽宗有關的「希孟」。宋以前，《唐史》中，未見有「希孟」這類人物，看來「希孟」還是宋以來的新生事物，是儒學發展的一個新成果。秦以後，儒學分漢宋，漢學尊孔，宋學「希孟」，漢學立《五經》，宋學定《四書》，《五經》重荀學，《四書》興孟學，「希孟」因此流行，乃「聖之時者也」，至徽宗時，儼然已成一時尚，故《千里江山圖》上的「希孟」，可謂「數風流人物」。

在此新潮中，便有那麼一位美少年，年方十八，被徽宗欽點了，至於他姓甚名誰？一概不知，何來何往？也沒人問起。可他手眼通天，成了天子門生，什麼樣的學生能有這樣的特權？更為蹊蹺的是，畫成《千里江山圖》之後，本應大展身手的這位天子門生卻消失了，何以連個畫院的門檻都進不了？連畫了一枝月季的新晉少年都被徽宗賜緋，更何況作為天子門生畫了《千里江山圖》的「希孟」？

可是到了清代，不僅有人稱「希孟」為「王希孟」，更有人稱「王希孟」為「宣和供奉」，其實這只是一種追認，跟清人有關，跟宋人無關，只要稍微查一下「宋代院人錄」，你就會發現，在有名有姓的院人中，在「宣和供奉」名錄中，沒有「王希孟」，也無「希孟」，那是傳說本身要求完整。

如果就這樣不明不白突然消失，那只有一種解釋：死了。人皆有死，死了就一了百了，可徽宗沒說他死，蔡京筆錄也沒說他死，由此便可認定，賜畫於蔡京之前，「希孟」還在，此後，應該還在，最起碼在短時間內還在，如還在，就應有一個「宣和供奉」的身份給他，如果身份不在，從此銷聲匿跡，多半也就是死了。似乎從來沒人換個角度想過，也許他沒有畫院身份，也沒有死，那麼他是誰？

這麼一問，必然問向徽宗，此外，別無他人，若他說「無可奉告」，那麼我們不妨「大膽假設」：那「希孟」會不會就是徽宗？這世上本無畫者「希孟」，自從有了徽宗，這才有了「希孟」。

捅破窗紙

讓我們回到蔡京的跋上來，仔細看看「希孟」，看他哪一點跟徽宗相同。

跋上說，「希孟」十八歲完成了這卷《千里江山圖》，徽宗也是十八歲登基。

如果我們將這件具有理想國氣質的圖卷看作是一位少年天子的妙筆生花，比說它出自一位「畫學生徒」之手更為合適，要在一個十八歲少年的腦海中，展開一個國家樣式，表達一種國家觀念，若無專門的帝王學的培養和歷練，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樣的江山感，惟有皇室，才能陶冶出來。

試取兩卷《千里江山圖》比較一下，王詵是外戚，他的江山感，從畫面的呈現來看，就不及「希孟」那麼正宗，較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同樣的金碧山水，王詵便顯得不那麼富於皇家本色，不像「希孟」那樣有著「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的氣象，外戚畢竟不是皇室，要有收斂。

畫《千里江山圖》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熟悉皇宮建築，一是了解江南山水。我們發現，「希孟」江山圖有一個最為明顯的特徵，那就是他將皇宮建築分布到江南山水民居中去。

對於皇宮建築，「希孟」是熟悉的，但他對於江南山水民居的認知，卻並非從身臨其境中得來，據說，皇室子弟的活動範圍是受到限制的，其長輩趙令穰，平時只能往來於京、洛之間，不出五百里範圍，而其本人則可能連皇城都出不去，所以，他們畫江南山水，通常是對名家巨作的臨摹。

這樣，有人就從《千里江山圖》中發現了董源江南山水的痕迹，建立了從董源到王希孟再到趙雍的青綠山水譜系，例如，廖堯震對董源《溪岸圖》與《千里江山圖》的比較研究指出，現藏美國大都會美術館的《溪岸圖》曾經被徽宗收藏，又被徽宗拿來給「希孟」臨摹，成為了江山圖摹本。

又有人從《千里江山圖》與徽宗本人作品的相似性去證明徽宗對「希孟」曾「親授其法」，如桑農在《讀書》2017年第10期上發表《中的歷史密碼》一文就這樣認為。

首先，他指出，《千里江山圖》縱51.5厘米、橫1191.5厘米這種長卷形式，是從徽宗當朝時才開始出現的，除了這卷江山圖，還有徽宗自畫《夢遊化城圖》，據說，畫面上，人物眾多，有數千人，凡天地間所有之物，應有盡有，諸如城郭宮室，仙山瓊閣，雲霞霄漢、龍騰馬奔，色色具備，它可能與《千里江山圖》差不多，也是長卷，只可惜遺失了，兩者的不同在於，一繪仙境，一畫江山。其次，他認為，《千里江山圖》同徽宗「御制」《雪江歸棹圖》極為相似，可以說是「御制」的放大版。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就差一層窗戶紙沒捅破，一捅破就明白了：原來畫那《千里江山圖》的「希孟」不是別人，正是徽宗。這樣說來，要比翻來覆去強調「拿藏品給希孟臨摹」、「在徽宗親自指導下的創作」等追加的解釋要好得多，最起碼，它符合了思維經濟原理，適宜於審美簡明標準，更何況它比「希孟」說更接近事實，我們沒有必要還在「希孟」那趟渾水裡摸魚，弄得自己來糊弄自己。

桑農還指出，《千里江山圖》的繪製成本，亦非一般人所能承擔，一匹整絹，用石青、石綠著色，色調「有如藍綠寶石般晶瑩」，因為顏料本就由綠寶石、孔雀石等昂貴材料製成，故能歷時近千年而鮮亮如新。然而，這一切，豈是作為文書庫小吏的「希孟」所能負擔？若為畫院項目，屬於國家工程，那就必須作為國家祥瑞進入《宣和睿覽冊》中，最後還得由徽宗題款、蓋印來驗收。可畫面上，既沒有徽宗印、款，也不見「希孟」印、款，這是為什麼？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徽宗十八歲所作。

也就是說，這卷《千里江山圖》便是那位十八歲的少年天子，在自己登基那年，自己為自己做紀念的作品，那時，他還沒用後來的印、款，但他已有了自我的江山，展開為帝王長卷。

兩個作男

「希孟」的窗戶紙雖然被捅破了，但問題還是沒有得到最後解決。

最後的問題就是：徽宗為什麼要戴著「希孟」的面具來面對蔡京？

前面我們說了，「希孟」是宋學裡的一種時尚，寄託了他少年時治國理政的夢想，當年，他兄長哲宗突然去世，而他就因為「希孟」，被向太后看中，從端王變成了後來的徽宗。

那時的他，像個「畫學生徒」，每日畫畫，又像「書庫小吏」，天天讀書，但他有一個夢，一個中國夢，他追求著，要把這夢畫出來，畫到《千里江山圖》中，可追夢談何容易？

權當修行吧！那時的他是很勵志的，而他的志向，就在那捲《千里江山圖》中，等到畫完這個長卷，他就水到渠修成皇帝了。據說，他做皇帝也不是全體舉手，一致通過的，當時就有反對派，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叫章惇，此人是王安石變法的政治遺產，也是變法異化的一個關鍵人物。

那時，章惇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他說：「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說這話的口吻，多像孟子！當年孟子不是這樣說魏王「望之不似人君」嗎？章惇像孟子看魏王那樣看端王，還把孟子那句話的意思，換了個說法，用在端王頭上，居然一語成讖。

反對派高舉的拳頭警醒了端王，他必須自問一聲：「人君」應該怎樣？這一問，就問出個「希孟」來了，他必須給反對派一個回應，那就是他要成為一個「希孟」的「人君」。我們知道，孟子的政治理想是民本主義的，極端的時候，還主張「民貴君輕」，對於君主來說，「希孟」要有分寸，不要「希」到「君輕」上去，但「民貴」是無論如何不能省略的，怎麼將他的「希孟」表現出來給人看？

對他來說，最好的方式，莫過於畫了，通過繪畫，來表達一種民本主義的國家觀念，來展示國泰民安，這難道不是一種帝王氣象，不是一個「人君」情懷？他把人世間最美好的兩項——皇城宮廷建築與江南山水民居結合在一起，把國家的莊嚴與山川壯麗與民生安逸結合在一起，可以說，他交出了一篇關於「人君」的如果不說是最好也可說是最美的答卷，他以此上位，成就了一位「人君」。

諸位王子中，只有端王用「希孟」調整了人生的價值取向，花了半年多的時間，交了一卷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千里江山圖》，圖一出手，帝王氣象，人君情懷，都表達出來了，誰還敢說他「輕浮」？誰還能說他「不似人君」？諸多王儲，竟讓他這位「希孟「的王子拔了頭籌。

如此說來，向太后有可能是《千里江山圖》的第一見證人，她是看過《千里江山圖》以後，才選擇了端王。對於徽宗來說，這卷江山圖更是意義非凡，我們可以這麼說，他是以繪畫得天下，又以繪畫治天下的。因此，他內心深處，一直藏著一位美少年，那是他的初心，也就是「希孟」。

如今，但凡見了《千里江山圖》者，無不驚嘆「希孟」為天才，可有宋一代，除了徽宗，這樣的長卷巨作，有哪一個十八歲的少年能作出來？又有哪一個十八歲的少年有條件作出來？

而他卻把自己的初心，也就是他的「希孟」，賜給了蔡京，這是多麼意味深長的寄託啊！可蔡京懂嗎？在題跋里，蔡京沒有一字是對畫的評價，沒有一字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是不動聲色的記錄著徽宗說過的話，甚至問都沒問一下「希孟」是誰？是君臣之間早已心心相印，「不著一字」，便能「盡得風流」？還是此人城府太深，從不袒露自己的真性情？只可惜了徽宗的那一番寄託那一片初心。

徽宗賜畫，賜的不是花鳥，而是江山，不是個體性的水墨山川，而是代表家國天下的青綠山水，這分明是一次托國，他希望蔡京能不忘他的初心，堅守他當年那個「希孟」的理想，可惜他所託非人。蔡京不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希孟」的倡導者，可蔡京不是，雖然號稱是王安石的學生，卻與王安石不是同一路人。在政治上，蔡京腳踩兩隻船，一隻腳在王安石的船上，另一隻腳在司馬光的船上；王安石變法時，蔡京是王安石的跟班，是新政最積極的推手，司馬光執政，又變成了司馬光的應聲，當別人還在無從下手時，蔡京卻成為拆除新法的行家裡手，司馬光喜曰：若人皆奉法如君，有什麼行不通！

起初，徽宗一上位，便罷了蔡京，作為「希孟」的少年天子，他最看不慣的就是這類人。可不久，他就發現，他還是需要蔡京的，蔡京雖然不符合他的「希孟」理想，卻能為他表達國家本質的要求，幫他體現制度安排的職能。而一國之君，首先要擔當的，就是國家本質的要求；要落實的，便是制度安排的職能。「希孟」理想，只是天下觀里的追求，並非國家本質的必然，亦非制度安排使之然。

可他兩者都想要，既要追求「希孟」理想，又要享受國家本質帶來的「豐亨豫大」，這兩者，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當兩者不可兼得時，還會犯沖，這也就是蔡京「四起四落」的原因。但不管怎樣，徽宗還是相信，惟有蔡京能將兩者結合起來，為此，他鼓勵蔡京：「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作」字。這兩個「作」男，徽宗在天下觀里「作」，要用他藝術化的理想「點綴大化，文明天下」；蔡京在國家的本質上「作」，要把徽宗的理想印刻在國家的本質上，或者通過國家的本質來實現徽宗的理想。結果，發生了嚴重的異化，他對江南的熱愛，反而變成了對江南的禍害，當他的《千里江山圖》的現實版「艮岳」出現時，但求江南花石綱，那已是拆了江南來建皇城了。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