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香港富家生活 一生儉樸家徒四壁 院士罹患癌症卻做出驚人決定

盧永根是誰？

3月的一天，這位87歲的老人在夫人攙扶下來到銀行，將十多個存摺的存款轉入華南農業大學的賬戶。因每筆轉賬都需輸密碼、簽名，前後足足花了一個半小時。

他們夫婦一共捐出8809446元。學校用這筆款設立了教育基金，用於獎勵貧困學生與優秀青年教師。

盧永根，中科院院士、作物遺傳學家，1983年至1995年曾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因罹患癌症，他自覺時日無多，與夫人徐雪賓商量，決定捐出所有積蓄。

他說：「黨培養了我，將個人財產還給國家，是作最後的貢獻。」

盧永根祖籍廣東花縣，祖父輾轉至香港謀生，勤勞致富。父親盧國棉是一家英國律師行的高級職員，家境已頗為殷實。

童年目睹日軍兇殘和國民黨軍隊的不堪，盧永根思想不斷進步，從一位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仔」成為了年輕的革命者，並回到了內地。

他的一生頗為波折，在學術上頗有成就，也多次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文革時期，他被下放到翁城幹校，度過了十年的時光。

事實上，文革結束時，他已經快50歲了。經歷了人生波折後，他初心不改，反而更加努力學習，特別是外派到國外培訓進修時，不斷吸收先進經驗，為後來的成果奠定了基礎。

盧永根出任華南農學院院長之初，曾接受《光明日報》專訪。他談到自己的黨員、校長、教授這三個角色的關係，表示自己謹記「先黨員，後校長；先校長，後教授」的原則。

上世紀80年代，學校經費緊缺，身為校長的盧永根堅持不坐進口小車，在住房、電話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他對身邊人要求也很嚴。一位做工程的親戚來「走後門」，被他罵了回去：只要我一天在，你一天不要進華農大門；即使身患重病住院，他仍要求秘書不搞特殊，辦事儘可能乘坐公交、地鐵。

1984年的一個夜晚，盧永根在華南農業大學紅滿堂草坪上給全校學生作了題為《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祖國》的報告。據親歷者回憶，當時聽眾席沒有燈光，全場黑麻麻地坐滿了學生。他們屏息凝神，側耳傾聽。盧永根一口氣講了三個多小時。

長安街知事APP摘錄了其中一二，文字間流露出的愛國情懷，感人至深。

我為什麼要擯棄比較安逸的生活，放棄個人名利而回內地呢？主要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現實教育了我，使我覺醒到當亡國奴的悲慘。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復興效力。

我回內地三十多年來，經歷過不平凡的和曲折的歷程。有過一帆風順的日子，也有過身處逆境的時刻。但我堅信，是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只有社會主義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粉碎「四人幫」之後，我曾三次出國探親和訪問，但沒有被異國的物質生活所引誘，也沒有被親人的熱情挽留所動搖。我打心底里熱愛自己的祖國。有位美國移民局官員曾問我，你具備移民條件，為什麼還要留在中國？我說：「因為我是中國人，祖國需要我！」

青年學生當前愛國主義行動的具體體現在哪裡？一、為振興中華而勤奮學習和刻苦鑽研；二、自覺地把自己的前途、命運和祖國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三、培養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四、清除利己主義思想。

20多年多去了，盧永根一直堅守著自己對黨的忠誠和對事業的執著。

他是中科院院士，擔任大學校長十幾年，可去過他家的人，都會有一種「家徒四壁」的感覺：破舊的木沙發、老式電視；鐵架子床銹跡斑斑，掛帳子用的竹竿，一頭綁著繩子，一頭用釘子固定在牆上；幾張還在使用的椅子，用鐵絲綁了又綁。

平日里，這位老校長常常拿著一個半舊飯盒，與學生們一起排隊，一葷一素二兩飯，在一個不起眼的位置，慢慢地將飯菜吃得乾乾淨淨。

「錢都是老兩口一點一點省下來的。」盧永根的秘書趙杏娟說，對扶貧和教育，兩位老人卻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錢。2014年，盧永根和他哥哥還悄悄將老家兩間商鋪祖屋捐給了當地小學。

盧永根夫婦把880萬捐給了國家，也沒有將財產留給唯一的女兒。

他的辦公桌上有一個筆記本，扉頁上記錄著他用來自勉的四個「一點」：多干一點；少拿一點；腰板硬一點；說話響一點。

躺在病床上，盧永根仍希望能過組織生活。經校黨委批准，病房臨時黨支部成立了，一個月開一次會。

盧老的情懷，是上一代人特有的么？現在是不是已經消失了？

大家一定很熟悉海軍首位女副艦長韋慧曉吧，她放棄百萬年薪投身軍旅，入伍當天，她在日記本上鄭重地寫道：「此生嫁給海軍」。

盧老在演講中曾引用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他說——

如果我用這首詩，可否稍為改動一下：「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祖國故，兩者皆可拋。」

這，就是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一代一代青年人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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