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國，建築在殺伐與死亡之上
據《山海經》記載，早在夏禹會盟各諸侯於會稽時，巴的代表即在其中，即「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夏啟八年，曾派遣一個名叫孟塗的人出使到巴主持獄訟之事，即「夏後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巴）人請訟於孟塗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山海經?海內南經》），《今本竹書紀年》亦對這一史實有著如出一轍的記述：「（啟）八年，帝使孟塗如（入）巴涖訟」。由此可見，巴人部落割據一方的歷史的確相當遙遠，那時，巴人的所謂「獄訟之事」，充滿了荒誕而神秘的巫性色彩。
廩君巴務相是中國史書上惟一有文字記載的巴人首領，我推測，他很可能就是巴國的第一位君主。當時，過著穴居生活的各氏族由分散漸漸集合成為統一的部落，開始按部落的利益和意願來推選酋長。廩君由於擲劍「獨中之」，乘「土船」「獨浮」，被武落鍾離山五姓部落「奉以為君」。廩君憑著他高強的武藝與超人的智慧結束了巴人蒙昧的原始生涯，開創了巴人聚居區域父系社會的漁獵時代。他率領他的部落乘坐獨木舟「土船」劈波斬浪溯清江而西遷，不斷吸收新的氏族與氏族部落加盟，漸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巴氏部落聯盟。
廩君擊敗鹽水之神於鹽陽和稱君於夷城後，他決定用自己的初始之姓「巴」作為國名（後人呼廩君為「向王天子」，極有可能是為了用巴務相之「相」區別於巴國之「巴」），於是清江流域、巫山三峽等地始稱為「巴」地。也許是這片土地山高坡陡，交通阻塞，自然災害頻發，物質條件非常有限，不利於部落的長遠發展，廩君的部落「君乎夷城」後並沒有停滯不前，而是留下部分老弱婦孺在清江流域安居下來，另組織體魂雄健的青壯年男子繼續西行，按「梯瑪」的指點去繼續追尋「落日下的輝煌」。這支巴人的隊伍翻過莽莽蒼蒼的齊岳山與福寶山，再順著鬱江和烏江漂流而下，到達了烏江、長江交匯之處的黔涪地帶。當然，這個大遷徙的時間肯定持續了若干年，很可能在巴人部落到達黔江、涪陵等地時，其首領早已不是巴務相了，而是他的子輩、孫輩乃至曾孫輩。
巴人的部落聯盟在遷徙中大量吸收新的部落成員，人口不斷增加，地盤不斷擴大。但由於巴人各部落走出鄂西南山地和巫巴山地的方向各異，落腳的地點與時間各異，加之不斷融合進來的一些新的部落其圖騰崇拜各有不同，氏族之間、部落之間不時發生利益紛爭，部落聯盟出現分支也就在所難免了。不知從何年何月起，巴人的一部分由黔、涪地區進入到四川盆地東沿，並逐漸以長江和嘉陵江匯合處的江州（今重慶市區）為統治中心，另一部分則順江東下到達長江中下游的江漢平原和洞庭湖濱（今鄂東黃岡市境內有一條巴河，亦為那時部分流徙的巴人落腳之所）。從此，巴人的勢力範圍在華夏版圖上已顯得舉足輕重。
巴國統治中心最初定於夷城，後逐漸遷至涪陵、江州（今重慶市區）一帶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不少「巴方」、「巴甸」字樣，這些巴人與華夏部落、殷商王朝發生過多起極為慘烈的戰鬥。
現根據零星史料引錄於後：
——巴國創建之初，巴人曾遭遇華夏部落的殘酷掃蕩。如「昔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元和郡縣誌》），是說夏的名將羿，曾奉命掃蕩洞庭湖濱以巴蛇（巨蟒）為圖騰的「龍蛇之巴」，成千上萬巴人的骨殖堆積起來形成了一座巴陵。神話傳說中，羿所殺的巴蛇則是一條足可吞象且三年出其骨的大蛇。
——位於四川盆地的「魚鱉之巴」，曾被殷王武丁派名將婦好（也有人認為婦好系女性，是武丁的王妃）打得丟盔棄甲，蒙受喪師失土的恥辱，故巴人與殷商王朝結下了深仇大恨。
——巴人部落的某一支曾一度臣服於西邊的杜宇蜀國，後又尋找機會戰勝了蜀國的杜宇王朝，聯合部分蜀人重建起開明朝的蜀國。
——殷商末年，巴人部隊曾參與周武王姬發征討商紂王的「牧野之戰」（顯然是為報武丁攻巴之仇），即「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華陽國志》）。在這場規模空前的戰爭中，巴人吹著牛角號，敲著虎鈕錞於，唱著驚天動地的「巴人踏啼之歌」，邁著雄健的步伐衝鋒在前，憑著其攻擊性極強的巴氏柳葉劍直殺得「殷人前徒倒戈」，紛紛投降，以此為周王朝的奠基立下了赫赫戰功。
夏商時期，巴人的各支脈中，大體上有活躍在江漢平原與洞庭湖濱北部的「龍蛇之巴」、發祥於今重慶奉節一帶之後又西遷到四川盆地的「魚鳧部落」、從巫巴山地西遷到達涪陵後進而順烏江南行一直進入到今貴州遵義地區的「鱉靈巴人」（以上兩支部落統稱為「魚鱉之巴」）和最早跟隨廩君從清江流域、巫巴山地走向江州一帶的「白虎之巴」。其中，影響最大並在較長時期居統治地位的還是廩君巴務相率先聚結起來的那一支「白虎巴人」。而且，從最終的歸宿來看，以「巴蛇」為圖騰的「龍蛇之巴」，後在楚的軍事壓力下退卻到大巴山和渠江流域一帶。漢時，其後裔被稱為「板楯蠻」，這一支叫做「板楯蠻」的部落最後融入了漢族；「魚鱉之巴」的「魚鳧部落」後來同化在杜宇蜀國的臣民中；「鱉靈巴人」本屬於「白虎巴人」的一個分支，曾與蜀幾度交鋒，後隨著秦滅蜀而融入了以秦為主體的漢族之中。作為巴人的組成部分，「龍蛇之巴」和「魚鱉之巴」在他們生息繁衍過的地面上留下了大量文化遺迹與文化傳承，其中最令後世矚目的是長江上游及其支流兩岸懸崖峭壁上的無數懸棺墓葬。但作為單一的民族屬性，這幾支巴人早已被歷史浪淘沙埋。他們不是今天鄂渝湘黔地區土家民族的祖先。
大約在公元前1046年前後，巴人因伐紂有功受到周武王分封成為周的一個邦國，其疆域一度囊括今川東北、渝全境、鄂西南、湘西北以及陝西、貴州的部分地區，始稱巴子國。《華陽國志?巴志》中說：「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反映出周王朝利用宗親血緣關係加強了對巴人的統治。也許受到周天子分封后的巴國才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這之前的所謂巴國，實際上不過是一個不斷遷徙、不斷分化的各部落組成的軍事聯盟，是國家的雛形。分封后的巴國曾以江州為首都，以龜亭為財稅交易中心，以閬中為北疆的戰略據點，以平都（豐都）為宗教聖地和牛馬飼養地，以枳（涪陵）為王室陵寢之所，並逐漸向三峽地區和烏江流域擴展，而今天的鄂西南、湘西北一線，則是巴對抗楚的前哨陣地。巴人聯合其勢力範圍周邊的淙人、濮人、苴人、驤人、誕人、共人等，於長江中上游逐步建立起一個擁有商貿、農業、漁業、製鹽業、青銅業的強大的邦國，其社會的文明化程度足以與殷商王朝所在地的黃河流域比肩。
從春秋到戰國，諸侯爭雄稱霸，社會動蕩不已，歷史在兵戈擾攘中綿延了八百餘年。以今重慶市境、長江三峽、清江流域為主要活動區域的巴人勢力，其消長變化亦呈起伏跌宕之態。巴人憑著純熟的鑄造青銅兵器的技術，憑著弓弩、藤甲、柳葉劍、牛角號、獨木舟等軍事與交通器具，憑著來如飄風、去如梭電和攀崖走壁如履平地的敏捷行動，憑著剽悍兇猛、視死如歸、崇尚武力的心理特質，憑著威鎮山河的白虎圖騰與祖宗崇拜，一度馳騁在長江兩岸，橫掃千軍萬馬，企圖用征戰殺伐的軍事手段據天下為己有。他們拒關固守，外圍出擊，起事稱霸，與鄰國累世征戰，特別是與東邊楚人的戰爭幾乎持續了千年。巴人或與鄰近部落摩擦鏖戰，或因派系紛爭內亂突起，或所向披靡使疆域大為擴展，或喪師失土避敵於荒郊草野……史書上關於巴人的記述總是充滿了殺戮與死亡的色彩。考古中發掘出來的巴人武士墓，其累累枯骨與青銅兵器相互枕壓的場面直到今天尚且肅殺依舊！大約在西周至東周的轉折時期即周平王東遷前後，巴子國與楚、庸、鄾、鄧、權、申、蜀、夜郎等國為鄰，其邦交關係有時聯彼而攻此，有時順此而擊彼，無數難以陳述的奔襲紛爭是非曲直，無數難以回眸的刀光劍影血雨腥風，雖史冊上偶有輕描淡寫，然更多的早就化成縷縷飄散的煙靄而瞭然無痕了，惟有成千上萬的徵人白骨永遠滋潤著鄂渝川陝地帶的巍巍山石、鬱郁林莽……
我曾在恩施市東郊三岔鄉的丫沐峪村遠眺俗名為「箱子崖」的一眼巴人懸棺石穴，據知情者介紹，那裡面存放著無數箱子式的人骨棺。這些人骨棺有獨木鏤空而成的，有木板拼合而成的，其形狀有長方形、升斗形、船形、屋宇形等多種，一列一列就像砌城牆一樣摞放得整整齊齊。探險的人們打開多具人骨棺驗看，其長寬高均不足一米，盛不下一具完整骨架。況且，並不是一具棺木裝殮一具人骨，而是大體按人骨的部位多具分裝，有的棺內全是腕骨和腿骨，有的棺內全是脊骨、肋骨與髖骨，有的棺內則全是圓滾滾的頭骨，由此可見，寨溝崖葬採用的是群葬法和拾骨葬法。
史書沒有記載，流年不可追尋，寨溝「箱子崖」的眾多逝者究竟是何年何月的何方行旅？他們因何會被採用群葬法和拾骨葬法葬於如此人跡罕至之所？這是否與巴民族生居崖洞、死葬崖洞的習俗有關？這些沉沉的棺木是怎樣運到懸崖之上的石窟里去的？無數謎團久久地困繞著我的思緒。我想，逝者無疑是一場惡仗中的陣亡者，他們的部隊曾在寨溝一帶安營紮寨（不然為何有「寨溝」之稱？）。這些死者之所以被採用群葬法，大約是在「車錯轂兮短兵接，矢交墜兮士爭先」的戰鬥中傷亡慘重，成百上千的士卒身首異處死於非命，生者拾取和裝殮死者的屍骨時已經難分彼此，只好一箱一箱地按人骨的不同部位多具分裝。將這些人骨棺送至高崖石窟存放，是不是為了讓死者的遺骨免遭褻瀆，讓死者的靈魂安息天上呢？總之，如此龐大的崖葬墓室空剩累累枯骨與重重朽棺，沒有任何昭告來者的傳媒符號，我們只好從《國殤》驚心動魄的描述里去領略昔日的慘烈悲壯了：「……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此時，我願意藉助史書上的零星記載，繼續與讀者一道遙想遠古巴人連綿征戰的苦辛與慘烈：
——公元前703年，巴與楚派往鄧（地處今河南鄧州一帶）的言和使者在鄧慘遭屠戮，聘禮被奪，楚復遣使亦遭拒絕，於是，巴楚聯師伐鄾（地處今湖北當陽一帶）及鄧，鄾鄧聯軍三次擊退巴楚聯軍的圍攻，但最後以「鄧師大敗，鄾人宵潰」而告終。
——公元前676年，楚指令巴北上伐申，巴人拒絕，反出師攻打楚的附庸國權（地處今湖北荊門東南）。巴人兵臨城下，迫使楚尹游水逃命，巴師幾乎迫近楚之國都郢（故址位於湖北省荊州市城北，今名紀南城）；次年春，楚設防於津（今枝江），巴人攻勢方被遏制下去。
——公元前661年，楚人、秦人、巴人聯師滅庸（今湖北竹山一帶）。庸滅亡後，巴子國獲得庸人與古魚國（今奉節）的部分地盤，再度扼制了夔峽大門，勢力更加強大。
——公元前477年，巴人揮師伐楚，四面包抄圍困郢都數日，楚人深懼，遂許以姻親維持相安局面。
由此可見，巴國在與鄰國的爭戰中一度左衝右突，非常活躍，特別是「巴楚數相攻伐」，大有「七國稱王，巴亦稱王」的局勢。巴人的兵鋒與屬土一度跨越今川、渝、鄂、湘、黔、陝諸地，那是一個建築在殺伐與死亡之上的泱泱大國。
——公元前377年，巴國聯蜀伐楚，奪取楚國的茲方（今湖北松滋一帶），幾乎攻下楚國的都城郢。但不久，在楚的重兵反擊下迅速遭到慘敗，反被楚佔去大片土地（包括巴人發祥之地的武落鍾離山一帶，楚於此設立捍關），巴國從此一蹶不振。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湖北荊州歷史博物館看到一具精緻的出土文物——虎座鳳架鼓，其後，又在武漢等地的文博單位看到多具虎座鳳架鼓的仿製品。據說，這鼓就是當年楚國軍隊征伐巴人大獲全勝的紀念品。鼓的兩旁，各有一隻趾高氣揚的鳳凰，那是楚人的圖騰，它們驕傲地將兩隻白虎（巴人圖騰）踩在腳下！聯想到後來巴與楚均為秦人所滅，我的腦海里不由悲傷地蹦出一條成語：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文物其實是當時巴人與楚人共同的恥辱！
——公元前360年，巴國已是強弩之末，其東部的朐肕地區發生內亂，後借用楚的力量方使內亂平息。楚威王時，楚國再次攻巴，佔領了巴的首都江州以及漢中、巫、黔中等地，巴統治者撤至閬中，又遭到北方的秦國步步進逼。
——公元前316年，巴與蜀發生戰爭，蜀的部隊征伐弱小部落苴侯，苴侯敗退到巴的境地。巴王眼見蜀師來勢洶洶，恐無力抵抗，遂邀請北方逐漸強盛起來的秦國出師伐蜀。秦惠王聞訊，喜不自勝，速派張儀、司馬錯率軍從子午道南下與巴人夾擊蜀軍，這年10月一舉滅掉了蜀國。但狡猾的秦惠王並不就此罷手，趁巴人慶賀勝利之機，密令司馬錯以和平滲透的方式進駐劍門關以南，一口一口地吃掉了嘉陵江與長江沿線的「三巴」地區，並從楚人手中奪得江州。幾個月後，夾在秦、蜀、楚等勢力範圍之間的巴國因秦國的陰謀滲透正式壽終正寢。巴國滅亡之初，秦仍以巴的部落首領為「蠻夷君長」，並以秦女下嫁巴人首領，對巴人進行籠絡。
不久，巴國與蜀國的貴族殘餘一道發動「白虎之亂」，企圖從秦人手中奪回社稷，興復巴國，但很快遭受到慘重失敗。失敗後，自稱正宗「白虎巴人」的部分後裔為了逃命，沿用他們最初的「豌豆角」和獨木舟、邁動他們攀登的步履，再次攜老帶幼大遷徙，輾轉返回到他們的發祥之地——鄂西南清江流域的武陵山區，並有部分巴人深入到今湘西五溪之地定居。位於武陵腹地的「五溪」，史書上記錄了巴人五兄弟各為一溪之長的事實。五溪，即是今湘西、鄂西一帶的酉水、辰水、武水、澧水、溇水。躲避戰亂的巴人，將無數先祖飄飛於刀光劍影中的靈魂帶回到最初的叢林洞穴，也帶走了古代巴人最後的懸念。秦統一後，巴人的文化幾乎煙消雲散，漸漸被氣勢磅礴的漢文化所淹沒。東晉文學家陶淵明在其散文名篇《桃花源記》中記述：「（桃花源中人）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杜甫詩云：「水散巴渝下五溪。」這些詩文的零星記載傳達出了巴國滅亡後，巴人（主要是「白虎之巴」）的歸宿和土家族族源的豐富信息。
今天回想起來，「白虎巴人」重返清江流域、武陵山地定居顯然有兩重原因：一是包括始祖爺廩君在內的不少先祖的陵墓多在清江一線，他們要到這裡來尋根祭祖；二是清江流域和武陵大山交通阻塞，原本不利於創建霸業，但創業失敗後，這種地理劣勢恰好成了躲避勁敵追殺從此偃旗息鼓休養生息的優勢。巴國的悲壯謝幕導致巴人部落神秘地消亡，大概就是這樣的緣由。此後，這些喪師亡國的「白虎巴人」與武陵山區的土著先民自覺地融為一體，他們仍以「白虎」為圖騰，搭木履草為廬，採集漁獵為生，較為完整地保留了自己民族的特徵，如今在清江兩岸發掘出來的多尊虎鈕錞於，充分表明了「白虎巴人」對先祖廩君的崇拜和對自己民族圖騰的珍視。大約到了唐宋時期，「白虎」的子民們就逐步演變成了今天鄂渝湘黔毗連地區的土家民族。
——摘引自作者的長篇文化散文《巴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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