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一個知識分子的抵制和轉彎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北京病逝。
俞平伯（1900-1990），現代詩人，與胡適並稱「新紅學」的奠基者之一。
自1954年10月16日始，全國掀起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政治大批判。短短兩個月，針對他的座談會、批判會一百一十多次，批判文章五百多篇。
今天微信，分享陳徒手先生的一篇相關文章，梳理了1954年前後，對俞平伯批判的相關過程，以及俞平伯本人面對批判時的種種反應。文章選自《故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一書。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轉彎
文 | 陳徒手
（文章有個別字詞處理）
俞平伯有一個時期情緒緊張，表現消極，閉門謝客，不接電話，也不出席北大文學研究所《紅樓夢》討論會，並曾不滿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紅樓夢》，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國古典文學，以後我不再研究了。」
向來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後也變得愛嘮叨，說得條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題，說話時的態度又是多麼誠懇和老實。
1.
1952年以後，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幾番展開，風雨中的運動力度時重時輕，在全國範圍內讓知識分子在思想領域無處可遁。在這樣政治運動的鋪墊下，1954年，以兩位年輕人（李希凡、藍翎）批判俞平伯學術著作的文章發表之契機，新的一場思想鬥爭運動開始了，再一次引發全國知識界的強烈震蕩。作為當事人的俞平伯在事發之初表現了什麼態度，又是如何在運動之中轉彎和解脫，一直為研究者和後人所關注。
筆者手頭新近有幾份當年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即現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前身）黨組織對俞平伯觀察、評價的內部報告，多少可以看到俞先生在面對突然而至的政治運動所能呈現的不解、憤懣乃至抵制的真實狀態，看到他在眾人幫助下逐漸承受、平復直至順從的變化過程，從而使我們感受到早期思想運動可怕的雙面性：既摧折了學人的抵抗和非議，又堅決地俘獲鬥爭對象的認同。
俞平伯在運動初期是處於極度震驚之中的，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能成為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的主角。1949年後俞先生較為低調，對事對人不冷不熱，只是緘默地關在家中依舊做自己喜歡的古典文學研究。鬥爭運動開始後，文學所副所長、黨內有影響力的理論家何其芳幾次在文字或口頭上向高層領導介紹俞的近況，其中就說到在大批判前俞平伯已完成了《紅樓夢》前六十回的校勘工作，也就是在各種版本中校訂出最好的版本。
俞先生幾年間少有一次被人們關注的是在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會上，他應邀上台發言，全力推崇古典文學的研究意義，頗受當時意識形態領域重要人物胡喬木的鼓勵，胡一度甚至說俞的發言中沒有發現什麼錯誤。據北大文學所黨總支彙報稱：「俞（事後）很得意，名利雙收，到處講演，到處寫文章。」
黨總支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俞的驕傲：他在《紅樓夢》的校勘工作中，自覺是權威，不同意文學所的組織意見，堅持主張在校勘本中不用新標點符號，後來為此曾寫信給胡喬木以尋求支持。
1954年10月16日，《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表，全國性的批俞由此始，此為手跡
李、藍文章見報後，俞平伯的抵觸情緒是很明顯的。文學所黨總支所寫的《對俞平伯學術思想批判情況的調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匯總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應和態度：
對俞的批判展開以後，俞感到問題嚴重，情緒很波動，公開抗拒。他說：「他們原來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寫文章總行吧。」又說：「我不配研究《紅樓夢》，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學。」
曾一度閉門謝客，深居簡出，甚至不接電話，不參加會議。
他表現苦悶，安若無事，內心緊張，蔑視，看不起。如說：「他（指李、藍）說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他認為李、藍對《紅樓夢》的估價太高了。他說：「《紅樓夢》自發表以來並沒有起好作用，如果沒有色空觀念，可能還好些，所起的都是壞作用。」「他們說寶、黛二人有煽動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過火了，這不符合歷史的現實。」又說：「如果真有，賈寶玉應該參加革命去了。」這不像話。
1954年最後一天（12月31日），北京市委給中央寫了一篇有關批判《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情況的報告，其中這樣歸納總結了俞平伯的活動近況：「俞平伯有一個時期情緒緊張，表現消極，閉門謝客，不接電話，也不出席北大文學研究所《紅樓夢》討論會，並曾不滿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紅樓夢》，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國古典文學，以後我不再研究了。』」
1955年1月3日市高校黨委會編出《關於開展學術討論，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觀點的工作》的動態簡報，其中提到：「文學研究所先後舉行了六次會議，針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長篇發言，會議對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在眾人長時間的圍攻之中，俞的不服氣和倔強極為顯目。
波瀾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裡有了一些抵觸和不安。如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說，現在老教授寫文章就是犯罪，我如發表文章就有成為俞平伯的危險。山東大學一學生將批判陳寅恪論韓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給《人民日報》，後在《歷史研究》刊發，歷史學者向達、翦伯贊、季羨林等讀後都擔心陳寅恪因受刺激而有自殺的可能，翦伯贊直言「會引起很大的波動」，向達非常不滿地對翦伯贊說：「現在年輕人自己搞不出東西倒來批評別人。」（見1955年1月20日市高校黨委簡報第53期）
這些報告在高層中傳閱，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極態度給高層留下較深的印象，如何謹慎處理俞平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問題而不陷入僵局，高層由此也有所警覺和籌劃。
2.
運動啟動後，對俞平伯負面的彙報始終不斷，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表露的委曲不平的情緒，如俞說：「權威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寫的，是為了社會的需要，是報紙、雜誌要我寫的。為了應付他們，才隨便寫了些文章，接著問題也來了，現在悔之晚矣。」文學所總支分析話語中的潛台詞是：「你們把我捧起來，現在又批評我，是有意的打擊，我不應該做典型。」
俞再三強調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考證工作，不必用馬列主義。他憎惡外界有人說他是「偽裝」、「背進步包袱」，他說：「我做整理工作，自覺很仔細，很認真，沒有錯誤。我原來就沒有運用馬列主義研究，為何要批判？」
權威性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強烈的。他說：「三十多年來的研究一場空，學術上被全部否定，一切都空了，再也抬不起頭來。」他曾向人說風涼話：「這次批判，我的書反而一賣而空，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黨總支對此予以評論：「這是一種幸災樂禍的消極抵抗。」據北京市高校黨委了解，俞平伯所著的《紅樓夢研究》一書在北京市面上已買不到，胡適寫的《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等書籍在舊書攤上均漲價三分之一。
1954年10月全國文協召開座談會，俞平伯出席並作了檢討，與會者反映其發言態度還算誠懇。但文研所10月28日討論時，俞平伯卻躲避在家中未參加，只是委託好友、同所研究員余冠英在會上轉述其大意：「我贊成這個運動，並沒有誤解這是對我個人，而且我要寫文章，把我三十多年來研究紅樓夢的工作總結一下，看看有多少錯誤。直到現在我對紅樓夢的正式研究尚未開始，而亂寫文章是由於社會需要，現在悔之晚矣。」他對報紙上發表有關胡適與他往來的文章有顧慮，認為這樣容易引起誤解，以為他有政治問題。（見市高校黨委1954年11月11日《討論紅樓夢問題的各校動態》）
俞平伯此時最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說成是反動的胡適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幾次在會上替自己極力辯解，覺得對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對頭：「胡適對我並沒有多大影響，與其說胡適對我的影響大，不如說周作人對我的影響更大些。」
俞平伯還私下披露，助手王偑璋所代寫的文章，有些看法也並非王偑璋自己的意見，而是胡喬木的意見。
黨總支分析說：俞身邊的落後分子說了一些挑撥的話，對俞也有不利的影響。如曾參與出版《紅樓夢辨》的文懷沙說「這是官報私仇」，而吳同寶則披露：「黨內有名單，準備有計劃的打擊，第一名就是你。」還有人表示：「你拿的稿費太多了，所以要批判。」其實這些言談都是私人性質，但很快均被單位總支所掌握，可見黨組織對俞及其社會面的控制和了解是很全面和有效的。
在1954年底北京市委致中央的《關於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師對批判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情況的報告》中，集中彙報了高校黨內外、特別是文史哲教授的最新動態，也首次談到知識界部分人士對運動的異議和不解：
許多教授對目前展開的對俞平伯的批判有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或者憤憤不平，或者顧慮重重。開始時有些人對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很輕視，認為李、藍是「教條」「扣帽子」「斷章取義」。北大中文系講師吳同贄說：「俞先生看了會一笑置之。」到批判展開後，許多人就緊張起來，感到壓力很大，唯恐再來一次「三反」思想改造運動。因此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受胡適影響較深的，紛紛表明態度，企圖過關。經過解釋中央關於學術批判和討論的方針後，他們這種怕鬥爭的緊張情緒才基本消除……
有些人認為鬥爭得過火，北大教授游國恩說：「袁水拍的文章太尖銳了，照袁的說法，《文藝報》就不應該與老頭子打交道了。」向達說：「現在要提高青年人的氣焰，只許說好不許說壞。」湯用彤中風後，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謙說：「湯老頭子的病還不是批判胡適搞出來的。」有些人表現消極，表示「以後不敢寫文章了，寫了要挨批評。」有些人不服氣地說：「都是一邊倒，這不叫學術討論。」……
有些人惋惜俞平伯「三十年的心血付諸流水」，多方為俞辯解。北大文學所研究員范寗說：「俞平伯從來不談馬列主義，對他沒有什麼可批判的。」章廷謙說：「俞平伯寫東西的出發點並不是壞的，就是沒有和政治聯繫起來。」林庚說：「俞平伯以前的水平也只能寫這些了，李、藍的文章也有一些小問題。」
俞在九三學社等處的檢查雖然認識很差，有些人就趕快為俞開脫，說他檢討得虛心、誠懇，而對其內容則很少深究。
市委認為知識界人士的反應以消極敷衍居多，急於與胡適劃清界限，多方設法逃避過關，不少人還對俞平伯挨批表示同情的態度。而此時運動積極分子湧現得並不多，高層所期待的新生力量即青年教師則心虛，膽怯，沒有勇氣對教授的一些錯誤的學術觀點提出批評，呈現了相當程度的怯戰現象。
從總體來看，學術界當然取積極配合之勢，但也顯露蕪雜、應付之態。系裡黨員動員北大哲學系主任金岳霖寫文章批判胡適，金說：「參加參加中文系座談會算了。」 直到11月初，中宣部中層幹部于光遠打來電話，囑他發起批判胡適，他才找了湯用彤、馮友蘭、鄧廣銘、石峻等教授開會，倉促地給每人分配題目分頭寫批判文章。金還在會上表示：「俞在政治上與胡不同，要注意，不然會影響團結。」北大歷史系主任、黨內資深專家翦伯贊認為過去學術界思想水平太低，對青年人確實重視不夠，有過偏之處，確有開展批評的必要。翦還說，李、藍的文章是周總理髮現並首先提出來的。（見市高校黨委1954年11月11日《討論紅樓夢問題的各校動態》）此說與事實不符，也說明當時上下信息不通、了解有限的政治生態。
高校的紛爭亂象開始呈現，人人自危，相互牽扯。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李長之準備寫三篇文章，分別是批判俞平伯、胡適和檢討自己。而師大中文系主任黃葯眠卻把批判目標對準李長之，認定李長之在《文學遺產》所發的有關陶淵明的文章有問題。黃布置下屬印發李的文章準備討論，展開鬥爭。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而道：「三反是脫胎換骨，這次要刮骨療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謨只能拿王偑璋替俞平伯寫文章之事作為批判的話題，說俞找別人寫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嚴重的剝削行為，而自己未能很好勸阻，必須做出誠懇的檢討。（見1954年11月11日高校黨委簡報《討論紅樓夢問題的黨內外思想情況》）
俞平伯 鄧偉拍攝，70年代
3.
高層很快提出對俞平伯的處理精神，基層黨組織總結為十六個字，即「說明政策，解除顧慮，穩定情緒，端正態度」。
首先出馬的是周揚，他在作協學習會上發言說：「批判俞平伯先生，當然只是批判他的錯誤觀點，而不是要打倒這個人。他在政治上是擁護人民民主專政，贊成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一致的。」文學所總支認為周揚的適時表態對在場的俞平伯是個很好的安慰，由此黨總支又引申了周揚之意，肯定俞先生是為人民服務的，強調胡適則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敵人。
何其芳根據上級的精神發表了《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一文，在主旨上指出俞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胡適的影響，但也列舉不少事實證明俞在學術研究上有可取之處，譬如證明《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後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不及前四十回，保存了悲劇的結局等等。黨總支徵求俞平伯的讀後感，俞坦誠地表示，「這篇文章很全面，批評得很中肯，自己頗覺滿意。」
俞注意到《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和《文藝報》緊接著也受到報刊的批評，頗感意外。他說：「現在知道不只是黨外有問題，黨內也有問題。思想問題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俞平伯是九三學社的中央委員，又在文化人居多的沙灘支部過組織生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衍是俞的大學同學，他希望對俞多做安慰、鼓勵和開導工作，不要產生對立情緒。九三學社沙灘支部為此開了五六次會議，一直對俞表達這樣一個意思：批判不會有損失，只要能接受批評，學習了馬列主義，對自己會有提高，如掌握了馬列主義，今後的研究工作可能會做得更好。
沙灘支部成員王鴻鼎在會上說：蘇聯有一學者叫瓦爾加，在研究帝國主義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受到批評，後來改正了，他的書獲得了列寧獎金。俞平伯聽了這個故事，頗為觸動，連聲說「同意同意」。
據九三學社彙報，沙灘支部中的學者多願意以現身說法來做啟發和開導工作，如孫壽萱主動表態：「我受胡適的影響很深，說明他的危害性很大，應肅清影響。」同是研究古典文學的陰法魯、廖可兌都說自己有錯誤，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研究工作才能提高。他們還建議俞先生多看看報紙上發表的批判文章，多找人談談。
俞平伯對行事和風細雨般的九三學社沒有什麼抵觸，反而覺得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他最早的檢討書就是在九三學社的學習會上宣讀的，而且事先把初稿列印出來，請大家提了許多意見。他說：「在這裡我得到幫助很大。我必須投身到運動中去，正視自己的錯誤，歡迎一切批評，要改造自己。」
就在此時，何其芳向中宣部提議，讓領導在適當場合出面，指出所謂俞「壟斷學術資料」的言論不實。很快陸定一在中國文聯、作協聯席會上做長篇報告時插空當眾做了解釋，等於在這個事實上變相為俞平反澄清。
當時俞平伯對某些批評者的言論頗感不滿，有的甚至感到委曲。如覺得人民文學出版社黃肅秋的批評文章多有歪曲事實之處，對周汝昌的批評文字更感不快。俞的好友、北大歷史系教授向達為俞說話，認為黃肅秋批評北大圖書館和俞平伯壟斷善本書不合事實，說：「俞平伯對脂硯齋本不一定是壟斷，不願出借這本書是怕弄髒了。」 向達還引列寧的一句話「善本書不外借並不等於壟斷」作為佐證，他反批評黃肅秋作風不好，黃曾在北大圖書館借書，把書弄壞。
對此何其芳及文學所總支在研究之後也認為這些批評是「不當的」，「周汝昌本身也很落後，對《紅樓夢》的研究有些比俞還壞，很荒謬」。這種組織形式的反駁，頗讓困境中的俞平伯感受一些寬慰，對他的情緒穩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4.
在參加一系列批判會後，俞平伯有一天突然主動將自己未發表過的1954年講稿交給文學所，說是供做批判時的參考。這個舉措被文學所領導認定為「有顯著的進步，情緒是向上的」。
他開始在原則上承認李、藍文章是對的，甚至比自己高明。承認自己研究《紅樓夢》是立場觀點上的錯誤，認識到馬列主義能夠解決文學問題。他在文聯會上說：「我是人民代表，撒播了資產階級思想，批判以我為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我也贊成。」他在會上感慨而道，自己過去的一套不行了，非學馬列主義不行。
所內好友余冠英向總支反映情況，其中一條頗為驚人：「俞說學習馬列主義，如饑似渴。」俞平伯還找到文學所支部秘書王積賀，承認自己對學習很不重視，但文學所的領導也抓得不緊，希望今後領導上要督促檢查，要組織起來學習文藝理論。有趣的是，俞此時還能展開對別人的批評，對老友王伯祥的《史記》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過去俞平伯在單位是著名的自由散漫者，隨意性大，一向抱著應付的態度，閑散時就給香港《大公報》等寫文章。而此時對所里的工作較前關心，有會必到。在文學所討論《紅樓夢》問題的會議上，他的發言既檢討了自己研究中的錯誤，又表達了學習馬列理論的迫切心情：
由於自己沒有認識到馬列主義理論的重要性，沒有根據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去研究文藝作品，因此在文學研究上落後於政治上的進步，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在思想上還佔統治地位，解放幾年來還繼續用索隱的精神、考證的面貌來研究學問……
研究《紅樓夢》只是孤立地看問題，沒有和產生此部書的社會歷史背景聯繫起來……
「怨而不怒」「微言大義」的說法欠妥當，以前只看到書中有怨而沒有怒，其實書中是有怒的……
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紅樓夢》是否不碰壁？如果保證不碰壁，還是歡迎的。（見1954年《俞平伯在文學研究所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儘管他在發言中說「《紅樓夢》這部偉大的奇書是不可知的」，解釋自己「在研究《紅樓夢》當中並沒有牽強附會的地方」，這些提法讓主持者聽了不悅，但他發言的主旨還是受到與會者的肯定，並鼓勵他暢所欲言，允許他保留自己的意見。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紅樓夢》後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閱讀後向上彙報說：「其校勘工作的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還有些錯誤。」俞平伯執意要為《紅樓夢》寫一序言，要以馬列主義的觀點說明《紅樓夢》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並主動請何其芳給予更多的幫助。文學所領導準備予以具體協助，但內部評價覺得此時他寫序言在政治上「希望不大」。
俞平伯還想整理研究杜甫、李白的詩，所里就此打算以集體討論、分工合作的方式來逐步提高他的思想水平，並搭配了政治強的力揚及兩個青年助手。總支在黨內會議上幾次說道：「要求俞先生把他的一套徹底改造過來是不可能的，要具有馬列主義的氣味要有八年十年的時間，因此只能一點一滴地幫助他改造。作為一個經過批判後有顯著轉變的典型，他仍有用，仍可以做工作，願意學政治理論是好事，至於能接受多少很難講。」
黨總支和俞平伯本人都承認思想改造的艱苦程度，俞說：「這裡好像通了，但在那裡又碰壁。以前聽周揚同志說放棄自己的觀點是不容易的，當時不體會，現在確實體會到了。」黨總支反覆強調的一點是：「在學術批判中對自己沒有什麼損失，丟掉的只是虛假的名譽，而得到的是馬列主義。」
在文學所黨總支《對俞平伯學術批判情況的調查》一文的最後，引用了何其芳的幾句感慨：「學術思想批判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所的工作也好做了。過去開會，我發愁，沒人講話，現在大家都積極發言。」更讓他沒想到的是，向來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後也變得愛嘮叨，說得條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題，說話時的態度又是多麼誠懇和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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