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的進程，客觀評價張學良的是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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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對中國的最大貢獻，莫過於東北易幟。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執掌了東北軍政大權。面對日本人的步步緊逼，張學良毅然決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東北飄起。從此，中國實現了辛亥以來的第一次統一。儘管這個統一還有許多問題，但卻在民國史上是劃時代的。在這一點上，張學良功不可沒。

易幟以後，張學良積極對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東北各省設立了國民黨省黨部，國民政府在東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員會，營建自己的鐵路系統和電信系統，發展葫蘆島港以對抗日本治下的大連港，拒絕延長日本的租借地，禁止當地群眾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東北的礦山開採和森林採伐。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東北有大量日籍朝鮮人失業，山東（特別是青島）的日籍朝鮮人則大量移民東北，加劇了南滿株式會社的危機。正是這一局勢，使日本人把南滿株式會社的危機看作是中國人排日的結果。特別是日本軍隊的極端分子，為了保住日本在東北的侵略權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變。　　從1928年到1931年，除了對抗日本外，張學良對蘇俄也日益強硬。1927年，隨著國共合作的破裂，蘇聯與國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東北易幟以後，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張學良試圖強行收回中東路的權益，引起了中蘇之間的中東路衝突。在這種情況下， 1929年7月18日，蘇聯政府宣布正式與中國斷交。中蘇斷交後，張學良與蘇軍又發生武裝衝突，但是，東北軍同蘇聯紅軍的戰鬥力相差過於懸殊，張學良失敗。此後，雙方於1929年12月22日簽訂了《伯力會議議定書》，承認中東路恢復衝突前的狀況，並規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中東路問題，協商中蘇復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日，中蘇莫斯科會議召開，中方代表為莫德惠，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堅決主張中國收回中東路，堅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東路問題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復交和通商問題。會議一直開到1931年10月7日，前後會談25次，由於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被日本佔領，中蘇關於中東路的談判中斷。

九·一八事變大家都熟悉，張學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擾了他一輩子的奇恥大辱。但是，讓我們設身處地為少帥想想：東北易幟的目的，就是依賴全國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蘇俄。僅僅靠東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戰嗎？綏芬河、諾門坎與蘇俄軍事對抗的失敗，很明顯是前車之鑒。在抗日問題上，張學良打定主意服從中央。而此時的中央，根本沒有對日開戰的實力和準備。那些認為僅僅靠著東北軍就能在九·一八事變中擊退日本的網友，不光是對事變前夕東北的雙方兵力狀況不清楚，而且恐怕有點判斷上的偏差，同那種認為三元里抗英式的舉動就能打敗英國人的思路是類似的。說這些，並不是給張學良洗清罪名。不論有什麼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恥辱。抵抗打不過，不抵抗是民族罪人，這種兩難之火，烤炙著張學良的良知。後來發動西安事變的動因，正在於此。

關於西安事變，是評價張學良的一個關鍵。在這一點上，海峽兩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變的實際後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這種後果上而不是在動因上。至於有的朋友說西安事變同共產國際有關，僅僅是傳言，從能找到的史料看，沒有任何依據。相反，共產國際事先根本不知道事變的消息，所以，事變後才有塔斯社關於事變是日本人的陰謀、漢奸的策劃等等說法。我個人以為，張學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將軍名聲的因素，在事變起因中占極大比重。至於楊虎城和中共，則是出於另外的考慮。多年以後張學良在對西安事變的自我評價中，稱其誤長官，害朋友，毀部下，莫此為甚（見鳳凰衛視專訪），值得深思。關於西安事變的書籍非常多，其中《挽救危亡的史詩》（廣西師大出版社《抗日戰爭史從書》的一種）較好，儘管該書的觀點非常正統，但史料是最詳實的，也是相當準確的。

西安事變以前，張學良秘密與中共接洽，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共關於抗日宣傳的響應。張學良當時認為，中共的抗日主張是真誠的。在談判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對於中共堅持要從山西出兵抗日的舉措，張學良很不理解，他對周恩來、李克農多次談到，要抗日，從綏遠出兵不是更直接？對此，中共沒有正面回答。另外，中共政策由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變化，是張學良一手促成的（要了解這一政策的變化，必須看到《八一宣言》在國內沒有立即實施）。

另外，西安事變後的談判也充分體現了幾方的不同立場。大體上，張學良不要地盤不要錢，只要抗日；相比之下，楊虎城要地盤，中共既要地盤又要錢，而且為地盤和錢幾致後來的談判破裂。這一情況，在當時的記載以及後來宋美齡、顧祝同等人的回憶中有相當詳細的描述。

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的舉措，是大手筆。正是如此，維護了蔣介石的威望，保證了蔣介石對抗戰的領導權威。對於蔣介石來說，軟禁張學良，也不是什麼個人恩怨，而是為了解決東北軍集團的遺留問題。對於這一點，國共雙方似乎都有點顧左右而言它。

抗戰勝利之際，東北的接收成為國共雙方力爭的焦點，國民政府內有讓張學良出山的提議。如果南京方面讓張學良出面回到東北，情況可能會有很大不同。對此，中共有一個十分厲害的策略，率先向蔣介石建議，請張學良出來回東北。這恰恰加劇了蔣介石的疑慮，而徹底否定了讓張學良出山的提議。應該說，這個心理戰，中共打得十分漂亮。

1949年以後，張學良成為國共雙方都十分敏感的人物。中共方面，一直寄希望於利用張學良的聲望。從詩作中，也可以看出來。1988年，呂正操（張學良的老部下）將1984年作的《浙東紀行》托張閭蘅（張學良五弟張學森之女）帶給張學良，云：雁盪奇圖屹浙東，剡溪九曲萬山中。以血洗血高格調，逃台遷台小易盈。西京談和安天下，羑里課易求不同。思君長恨蓬山遠，雪竇雙楠盼漢公。詩中的含義，自可細細琢磨。而張學良答詩也很有意思，曰：白髮催人老，虛名誤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雲。充分反映了少帥的態度。

1990年，張學良又將舊作《謁延平祠》寄給呂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遵明朝，確保台灣入版圖。借鄭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對於自己的評價，他寫道：不怕死，不愛錢，丈夫決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余年。張學良和國民黨整編66師中將師長李仲辛和徐州剿總中將參謀長李樹正的"兄弟情" 。

與李仲辛和李樹正在南京有一定交情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曾經徵得蔣介石的同意,也出席李仲辛將軍的追悼會,看到和李師長相敬相愛,非常恩愛的李師長夫人周黛西女士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來,緊緊撫摸李仲辛不放,張學良想起十二年前既1936年西安事件前夕曾到南京和李仲辛見過面,談了很長時間,當時,兩人都相見恨晚,後來,張學良稱呼小他十一歲的李仲辛為仲辛弟,20多歲的李仲辛和比李仲辛還小一歲的李樹正稱呼他學良哥,後來,李仲辛擔任監視張學良的警衛部隊團長,李仲辛對張學良十分關心和照顧,吩咐給予張學良和趙四小姐一定自由活動空間,想到這裡,張學良流下眼淚,嘆道:"仲辛弟,才36歲,36歲呀,這麼年輕."已經是徐州剿總中將參謀長35歲的李樹正及夫人葉芳娜也默默流淚.。

張學良對趙四小姐嘆息道:"仲辛弟作為國軍整編66師中將師長,他為黨國成仁,可是給他的賢慧非常愛他的妻子周黛西小姐帶來極大的身心痛苦,小妹,仲辛弟和你都是同年生人,都是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出生,死時才36歲,真是英年早逝,痛心."漢卿哥」。

張學良是現代愛國主義者的典範，儘管愛國主義征程中也有過挫折，如奉行不抵抗政策，東三省淪陷，但瑕不掩瑜，他為祖國和平統一，如1928年的改旗易幟完成了國家統一。為東北的建設，為抗日復土的民族解放大業所立下的豐功偉績，以及那種心地純潔的愛國主義和舉世罕見的犧牲自我精神將永垂青史。

縱觀他的一生是偉大的，他施行易幟使中國從形式上走向了統一，雖然他後來執行蔣介石下達的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寇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了東北三省，但日後的西安事變不僅從危機中解救了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拯救了中國革命，讓中國從內戰走向了聯合抗日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中國人民內部的團結，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2001年10月14日逝於美國，與其妻趙一荻安葬於夏威夷檀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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