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將絢麗的想像拉回現實，我必須面對這個轉變

最近，張悅然出版短篇小說集《我循著火光而來》，該書收錄了張悅然於八年間創作的《大喬小喬》《動物形狀的煙火》《嫁衣》等九個故事。

這九個故事中，張悅然要探討的仍舊是細緻入微處的人的情感。《動物形狀的煙火》以「赴會」這樣一個小切口進入，窺看人的自我意識同他人、同世界的巨大隔膜；《我循著火光而來》寫人之間靠近對方、彼此慰藉的希求和因為屢感傷痛而閃躲的猶疑；《嫁衣》寫人試圖與過去割裂，但終將陷入新的虛無的徒勞；《家》寫在沒有波瀾起伏的重大歷史背景下，人如何在尋常的生活中突圍。

沒有特別宏大的歷史背景的介入，主人公或者是鬱郁不得志的畫家，或者是在庸常的生活中倍感折磨的都市男女，或者是命運截然不同的姐妹，或者是離婚後情感無著的女人，每個人都感受著生活帶來的隱痛。「我寫一些困境中的人，他們心裡有過不去的事情，沒辦法解脫，沒辦法逃離。」張悅然說。

張悅然

「我循著火光而來」：某種對無意義的對抗

「《我循著火光而來》取自書中的一個同名小說，這個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在一個聚會上邂逅，男主人公想出去抽煙時，隔著玻璃門看到女主人公在外面，手裡拿著一根點著的煙。後來當女主人公問男主人公：你為什麼靠近我？這個男主人公就說：我循著火光而來。」

張悅然說：「我覺得這句話是既狡猾又真誠的，因為火光是多意的，火光可以代表希望，也可以代表慾望。這本小說集中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彼此之間都有很多隔膜，他們很難靠近。他們還是非常希望能夠接近其他人，雖然很多時候他們最後會被火光而傷，但是這種靠近的這種努力其實是幫他們對抗了他們生命的這種虛無和無意義。

張悅然的這些小說中有多篇都將人物的身份設置為作家、畫家、已婚的女人、對自己的過去有隱痛的人等；她將故事的背景設置為畫廊、宴會，都是她熟悉的身份和場景。

張悅然試圖在小說寫作中將現實拉回來，她說：「之前的小說有很多絢麗的想像，但是它們還是比較像空中樓閣，我很害怕它落地以後會把我的想像力限制住。我是一個作家，這種轉變是必須要去面對的。」

「從《嫁衣》開始，我不想寫美的東西，《嫁衣》是我小說裡面很醜的一個東西，我就想寫丑一點，想寫得臟一點，在做這樣的一種努力。」張悅然說。

《嫁衣》，張悅然在參加完一個朋友的婚禮回家後，眼前再浮現起的新娘是一個非常不快樂的新娘的形象。「其實往往我們想要進入新的生活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辦法和舊的生活徹底地割裂開。進入新生活這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一個決定，很多時候我們越是想要努力把原來的生活中拔出來，越是發現情緒越來越糟糕，情況會越來越糟糕，所以我覺得《嫁衣》就是在講這樣一個試圖和過去的生活割裂，但是所有的嘗試都徒勞的故事。」

《動物形狀的煙火》是小說集中頗值得注意的一篇，故事的結尾是非常慘烈的幻滅，主人公所有的情感與願許都在捲簾門轟然落下之時倒塌。兒童的形象在這個故事中不是乖巧可愛的，而是有殺傷性的。

「我的很多小說中都有孩子，但是孩子的形象好像都蠻邪惡冷酷的，他們是一個個隨時會引爆的炸彈。不是因為我厭童，我是站在故事中主人公的角度，在主人公他們眼裡的孩子是一種危險。什麼樣的主人公會覺得孩子危險？首先他們是脆弱的、是陷於某種無望的，因為孩子是希望，常年陷於無望的人裡面，其實不太能夠理解另外一種和他們不一樣的生機勃勃的人。」

「我是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我不相信人會變好或者會有救贖的東西。但是這並不會影響我們去做努力，在我的小說裡面，我常常我會讓人物去做努力，是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明白一切沒有意義，所以做這個努力是唯一對抗無意義的一種途徑或者一種實踐的方式。」張悅然說。

「在小說裡面，我非常喜歡用過程去改變一個人物，而不是結果。我們經常聽到很多被結果改變的人，因為悲慘的遭遇，車禍、破產各種各樣的遭遇，這個人變成一個扭曲的、變成一個陰暗的人，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故事。但是在小說裡面更需要的是那些被自己做某些努力的這個過程所改變的人，比如說一個人努力去接近另外一個人，努力去和別人完成某種更親密的關係，不畏傷害，這樣的過程其實本身對人物就是一種改變。」張悅然說。

」我覺得作家年輕的時候都會更加絕對、尖銳，也會更加冷酷，就是因為他不能夠真真正正地看到或者理解到那個悲劇的真實發生的情況是什麼樣的。但隨著年齡增長，人都會變得慈悲，然後都會變得溫暖和有所保留，其實這個軌跡是很多作家都會發生的軌跡。我覺得在《動物形狀的煙火》裡面好像還有那種很尖銳的東西，但是到《大喬小喬》裡面就有了比較多的溫暖的，或者是一種包容的東西。」張悅然說。

《繭》：十年，像一場纏鬥

張悅然在2016年出版了《繭》，澎湃新聞記者曾與張悅然有一場對話。

《繭》由一個釘子的故事為緣起，以主人公李佳棲和程恭來追溯和負擔祖輩與父輩的愛與罪。轟隆隆的歷史車輪碾過，張悅然試圖從車轍和泥淖中打撈一些歷史的真實和試圖弄清我們緣何行至此處。《繭》寫了十年，十年像是一場持久的纏鬥。

「我們活在水的下游里，經常會從上游漂下來一些東西，有好的有壞的，有血有氣溫，偶爾有屍體。這時候我們有兩種選擇：或者可以把房子建得高一些，不聞不問；或者就要逆流而上去看看上游究竟發生著了什麼。」張悅然說，「我們應該允許有人逆流而上。」

「張悅然從青春寫作往前退了一大步，回到了童年。在她這個年紀中，從個人敘事跨向了歷史敘事。」畢飛宇這樣評價張悅然《繭》的寫作。《繭》中明明滅滅浮出的歷史的創痛感，個人在時代中飄萍一樣的命運，以及歷史中的糾葛加諸於後輩身上的沉痛枷鎖，都與張悅然之前的寫作大不相同。

張悅然說：「對於自我最重要的一個探究就是將自己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緯度里，我們需要知道自己在歷史中的經緯度所標識出的那個點，而父輩就是標識我們身份很重要的一個數軸。」

在尋找父親的故事的過程中，李佳棲交付了自己全部的熱情……她寧可圍在亡靈的篝火旁取暖，也不願意回到熱鬧的現實中來。父輩的歷史如同五光十色的好萊塢片場，她是一個在場外繞圈的無名演員，渴望自己能擠進去，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而在自己的生活里，她倒像個旁觀者。

「這個父親不是簡單的個體，而是隱含了非常大的歷史的，這個歷史包括『文革』，包括知識分子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變化，包括他們對世界的態度等等，所有的這些我都需要用李佳棲的視角表現出來。李佳棲戀父情結的一個結果是她可以給她的平凡人父親寫一個傳記，來記錄這一代知識分子精神面貌的變化，這樣的戀父是挺有成就感的。感情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個成果，而不是一種形式化的愛。」張悅然說。

「不管是怎樣的愛，哪怕是李佳棲這種自由的、看似毫無用處的愛，都不要以一個世俗的標準去對其進行估價，去評判其是否值得、是否對等，這樣的話，世界上的愛有很多都沒有辦法發生，但是正是那些看似特別沒有用愛在擴展著我們內心的邊界，使我們變得更加寬廣。」張悅然說。

「我總覺得我們這代人無論是愛的表達還是愛的傳遞都是有困難的。我們和父親、更大意義上的父親——我們的國家的關係都是有某種障礙的。我以前的小說裡面有很多父女對峙的關係和弒父這樣的東西，還是因為對愛的索求而不得的感覺。」張悅然說。

「在《繭》裡面更重要的是了解父親走過什麼樣的路，父親是怎樣成為這個父親的，其實就相當於比之前的小說要多走一步，我想找到這種愛缺失的源頭是什麼，就這一代人如果感受到愛的缺失，原因是什麼，這種缺失的感覺從哪裡來的。這種尋找，最後還是站在和解的感覺上。」

談創作的變化：從「我」到「我們」

「我之前的作品可能更多地沉湎於『我』，這不難理解，所有的作家都是從探尋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和我要怎樣開始的寫作；到了《繭》這裡，我更多想探討『我』和社會和時代和世界的關係，除了『我』，有了更多另外的人，即有了『我們』。」

張悅然14歲開始寫作，之前她有很多青春寫作，如《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是你來檢閱我的憂傷了嗎》等。

回看這些作品，張悅然說：「青春是每一個人的必經之路，在那樣的一個年紀里，只要寫就會將小事放大，我現在去看當時，很多的情緒都像有一種過度的渲染。」

「但是現在青春在遠去，我依然希望我的作品裡有一種青春的精神，即我賦予李佳棲的那種堅持、執著、專註和勇氣，一種逆流而上的精神。我不希望隨著歲月流逝我們變得妥協、退讓、得過且過。我有時覺得80後的這一代人沒有長大，有時卻又覺得他們在世俗生活中老得太快，他們完全適應、接受又失去了早期那種抗爭的東西，我想把這種青春的精神留在我的小說里。」張悅然說。

張悅然說起《繭》的創作與之前的寫作本質上保有連貫性，「其實我關乎的還是個人成長，只是放在更大的歷史維度中，包括我塑造的人物其實還留有一些青春的刺，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的一種抗爭。」

她也談起相比之前寫作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更加紮根於現實。之前的天馬行空的想像的東西在《繭》中變得比較少，因為之前比較年輕，人看不見眼前的現實，總想著更遠的地方更飄渺的東西。隨著成長，現實就不斷撞到你的胸口，逼著你面對現實。」張悅然說。

「第二個變化就是從『我』到『我們』。《繭》的結構上我用了很大力氣，它提供了一個雙聲道的形式，即分別用李佳棲和程恭的口吻來表述，因而構成了一個『我們』，這個『我們』就不再是一個人，也可能是一代人。」張悅然說。

請給作家們多一些自由

「這之前我很長時間沒有出作品，常被大家詬病說我已經不再寫作了。其實每個人對創作的想法不同，你不知道哪一天她會帶著新作品以不一樣的面目出現，所以我們都需要耐心。」

與張悅然同一時代備受關注的一些八零後作家，有的拍電影去了，有的經商了，有的組成家庭有了新的工作，有的則是寂寂然。大家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漸行漸遠，有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談起做戲劇、做電影，張悅然說：「我自己的小說也在改電影，其實不要附加太多的意義上去，你就把它當成一種表達形式，還是挺有意思的，這個時代大家更喜歡影視，影視對我來說不是第一選擇，我肯定還是要用文字表達，對我的作品來說，有很多讀者和作品有情感的關聯，比如《水仙已乘鯉魚去》，現在看來裡面有很多當時的很青澀的、極端的表達，但是你不可能再用文本的方式去修改它了，因為你的讀者是不幹的，而且你也沒有那樣的熱情再重新修改內容。」

「不要以一個作家是否堅持寫作來衡量他對於寫作的熱忱，其實在國外，作家會有很多副業，比如做畫畫、雕塑、拍電影等各種各樣的事情，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經驗，會帶給他的寫作帶來營養。」張悅然說。

「我承認之前的商業環境帶走了很多人，給大家留下來一些不好的印象。我們一直在詬病中國作家創作力衰減的特別快，這樣去想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對作家寬容一點，讓他們有更多的經驗，更多的自由，也許他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延續自己創作的生命，讓自己寫出更好的作品。」張悅然說。

「另外一點，文學的環境確實給作家提出特別大的挑戰，我自己也有別的工作，相對算順利，現在單純以文學版稅來養活自己還能活的不錯的人其實很少。現在文學的環境比我們剛出來的時候要艱難很多，在這種環境裡面作者不得不去做一些別的事情，或者說他要用一些別的事情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我覺得也是可以理解。現在創作者本身就面臨很大的挑戰，確實需要創作者一方面要更專註，一方面也要保護自己的創作力。」張悅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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