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非洲：從淘金到逃離

2月15日，烏干達坎帕拉，烏干達警方當天在一棟住宅中發現兩名中國籍女性的屍體。調查顯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名中國人。 （IC圖）

身材高大、身穿藍色外套的黑人男子，忽然從書包里掏出一把手槍。他斜著身子，微微後仰，用力把子彈上膛，對準了寫字桌另一側的中國女子。

這裡是非洲的烏干達，9月1日下午三點，兩名非洲男子騎著電瓶車來到Nile Steel&Plastic Ltd，這是中國人徐再旺經營的一家彩鋼瓦廠，他52歲的妻子楊燁素擔任廠里的出納。據廠里員工介紹，這天是發工資的日子，「我覺得那些歹徒知道她從銀行取了錢」。

他們並沒有馬上搶劫，穿藍外套的男子一直在打電話，楊燁素坐在他面前玩手機。過了七八分鐘，他才把槍掏出來。楊燁素看起來並沒有害怕，監控視頻里，一開始，她左手拿著手機，右手還衝對方指指點點，說著什麼。隨後，她站起來，往男子方向挪了幾步，兩人發生肢體衝突。楊燁素死死拽住持槍男子的挎包，不撒手。

槍響了。楊燁素倒在地上。兇手和同夥騎著電瓶車逃離現場。楊被送到醫院後，不治身故。

看起來這是一起簡單的搶劫殺人案件，其背後卻有著更為複雜的背景。當下，正是中國人闖蕩非洲醞釀著諸多變化的時刻；案發之後當地高層的反應，也令熟悉非洲生態的中國人，看出了些許不同意味。

「衝突地帶的中心」

徐再旺是浙江溫嶺市太平街道小河頭村人。徐家位於村子邊緣，那是一排四層小樓，每排大概十二套，徐家佔了其中三套。

9月10日晚上七點，徐再旺家裡聚集了十多位親戚。天已全黑，惟有小樓客廳斜射出光來，勉強提供照明。男人們三三兩兩坐在塑料凳上用溫嶺方言聊天，女人們圍坐一起摺紙錢，間或小聲交談，居中的三位老嫗多數時間沉默無言。

據徐再旺的堂哥介紹，2006年，他和徐再旺一起去的烏干達，打算在那裡開磚窯廠，蓋廠房，過了半年，楊燁素才過去。「徐再旺夫婦出錢，我幫忙。」徐的堂哥說，徐再旺原是村長，不做村長後才到非洲辦廠。

磚窯廠經營得不太好，後來他們又改做彩鋼瓦廠。工廠在穆克諾，距離首都坎帕拉30公里。烏干達台州商會會長阮文兵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彩鋼瓦廠效益還不錯。平時徐再旺也常到坎帕拉，辦事或參加聚會。徐再旺也是台州商會的成員，但兩個人從未見面，只是通過幾次電話。

槍擊案發生時，阮文兵剛好回國了，但通過微信，他很快知道了這件事情。「大家都比較震驚」，阮文兵說，在非洲，烏干達算是治安相對比較好的國家。盜竊、搶劫這類的事情經常發生，他和親戚都曾遇到過，但很少鬧出人命。接受本刊採訪的其他幾位在烏干達的中國商人，也持相似觀點。

根據2017年全球和平指數，烏干達情況確實要好一些。非洲54個國家中，安全形勢最差的是奈及利亞、剛果（金）、利比亞、蘇丹、中非共和國、索馬利亞、南蘇丹等七個國家。2017年，烏干達在全球排名第105位，比去年下降了4名，不過仍位於中等/偏不安全級別。

蘇丹、中非、剛果（金）、南蘇丹離烏干達都很近，南蘇丹、剛果（金）還和烏干達接壤。非洲很多地方的邊境管理形同虛設，人員流動非常方便。烏干達的情況其實也並不樂觀。根據輕武器地區中心（RECSA）發布的武器犯罪率分析報告，2010年至2014年間，烏干達共發生43512起武器犯罪，武器犯罪率在東非居第一位。2016年East African報道顯示，烏干達全國的私人槍支擁有量為40萬，其中30萬為合法登記。

槍殺楊燁素的那把槍，就是通過非法渠道獲得的。烏干達警局局長Okello Makmot接受媒體採訪時，把該國高武器犯罪率歸因於烏干達位於「衝突地帶的中心，鄰國剛果（金）和南蘇丹的眾多反叛組織都可以攜帶非法槍支進入烏干達」。

當然，也有其他原因。6月14日，中國駐烏干達大使館發布風險提示：烏干達有家大型保安公司因為長期拖欠員工工資，造成大量武裝人員散落街頭，治安形勢變得更差了。

阮文兵也發現了，最近他身邊好多人遭到搶劫。「一個阿婆，70歲左右，在那邊做生意十五六年了，去銀行存錢，被搶了2萬美金。一個年輕的小女孩下班之後被當地黑人搶了包，還被對方一拳打掉兩顆門牙。有一個中年女性，坐摩托車時被人家搶包摔傷了……這些都是在短短一個月發生的。」阮文兵說，這一方面可能是烏干達經濟形勢不好，失業的人比較多。另外他認為也和烏干達的鄰國南蘇丹有關。這個非洲最不安全的七國之一，因為內戰，很多難民湧入烏干達，「有些人可能就會想著去偷去搶」。

徐再旺和妻子，與其他在烏干達的中國人一樣，就在這種惡化的治安環境里，繼續著自己的生意。他們當然也會在意安全問題。同很多中國企業一樣，徐也雇了安保人員，白天和晚上都有。但最終，可能正是他們請來保護自己安全的保安，成了最危險的人。

使館的壓力和警察總長的親臨

彩鋼廠里，很快來了一批又一批的警察，荷槍實彈，很多人挎著衝鋒槍。他們在廠子里拉起黃色警戒線。一間屋子裡，十來個人或站或坐，圍著一台電腦，盯著屏幕看。裡面播的是工廠的監控畫面。

有幾位華人，是當地商會的成員，有人穿著警察的制服，還有一位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黑人男子，他是警察總長卡爾·卡依胡拉——烏干達警務系統權力最大的官員，類似中國的公安部長。

烏干達警方發言人、警察總長助理Asan Kasingye向本刊透露，案件發生後，警方逮捕了徐再旺工廠的一名安保人員和另一名工作人員，「我們高度懷疑是他（安保人員）幫助兇手進入工廠」。

Asan Kasingye說，案發之後，警方迅速抵達現場，進行調查取證工作，調取監控視頻、收集指紋、調查子彈等證據。他們很快就確定了兇嫌信息，一名線人告訴警方，與開槍兇嫌一起的那名男子本來就是一名小偷。除了徐再旺工廠的兩名員工外，實施搶劫並殺人的兩名嫌疑人也很快落網。

卡爾·卡依胡拉在現場親自參與調查工作。這樣一位高級別官員抵達看似普通的搶劫殺人案現場，在當地並不尋常。「一個中國人死了，公安部長趕過來，已經非常非常重視」，連新鋒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年逾四十的溫嶺商人連新鋒是台州商會的秘書長。他個子不高，濃眉大眼，把頭髮理成年輕人熱衷的中間長四周短的樣式，看起來很精神。據他介紹，這次當地警方之所以如此重視，主要與中國大使館的壓力有關，「使館第一時間就通知到警察局的高層」。

出國後，有困難找使館，這是近兩年很普遍的觀念。今年最火的電影《戰狼2》也頗為煽情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這自然是虛構的。「一般來說在非洲當地，機場容易被搜查，工作許可證也經常辦不下來，拖延你，這些都是華人常見的了，」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嚴海蓉說，「不是說喊中國名字，大家都會讓路的。」

往前擱兩年，阮文兵和他的台州企業家同鄉也決不會相信這些情節。「以前使館關注政治上面的任務，對我們私營企業關注不是很多，」阮文兵說。當地警方自然也不會作為，甚至還會找借口「敲你點錢」。

非洲很多國家腐敗問題嚴重，和一些政府部門打交道，經常需要打點。連新鋒有時候去別的國家，到邊境，很簡單，就是一排桌子，「不用帶護照不用蓋章，錢給多一點就直接過去」，犯罪分子想出境非常容易，也不會有出境記錄。

最近這兩年，情況有所變化。連新鋒等人發現，現在他們出了問題，打電話告知使館，使館很快就會出面協調。「像烏干達華商出現民間糾紛，同使館說，使館會馬上通知相關商會，通過內部調解，調解不成，使館就出面處理。」連新鋒說，情況確實在發生變化，「這一次（楊燁素遇害）事情也是，使館第一時間就通知到警局高層」。

9月9日晚，本刊記者打通了徐再旺的電話，但他不願多談。「眼淚都流幹了」，徐再旺說，他希望能將妻子的遺體運回溫嶺老家，這個事情也非常複雜，需要「中國外交部、中國大使館、移民局、機場、航空公司的配合和援助」。

「家賊」難防

中國駐烏干達大使館此前也曾發布領事信息，提醒當地華人華僑加強個人防範。

那是因為2月一起傳遍烏干達華人圈的謀殺案。2月15日，烏干達警方在首都坎帕拉一棟住宅中發現兩名中國籍女性的屍體，此前，她們已經失蹤了五天。

今年以來，坎帕拉地區共發生過三起針對中國人的謀殺案。但這起，顯然更為特殊，事後調查顯示，謀殺案主謀很可能是一名中國男性。

兩名女性失蹤後，「兇手還給她們的老闆發簡訊」，阮文兵說，受害者分屬兩家公司，對方承認已經殺了兩名員工，還威脅要他們各交10萬塊錢，「大意就是我敢殺她們，如果不給錢，你們自己要小心」。

這件事情在當地華人圈影響很大，徐再旺夫婦一定也聽說過。中國使館對警方施加壓力，要求破案。當地各個商會也湊錢，「大概懸賞10萬美金，要抓住這個人。」阮文兵回憶，這個人很可能是黑社會團伙的成員，「我們不希望有這種黑社會性質的人過來在烏干達落地生根」。

隨著到非洲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一些華人幫派也開始出現。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嚴海蓉長期研究中非關係問題，她曾對非洲尚比亞地區犯罪問題做過詳細調查，「尚比亞的華人也認為當地安全狀況比原來更不好了，有時候也會出現針對華人的犯罪情況，不僅僅是當地人，也有華人自己」，嚴海蓉接受本刊採訪時回憶，尚比亞當地出現了一些從南非過來的幫派，會恐嚇、敲詐當地華人。

阮文兵也聽過這些南非過來的幫派的一些信息。「我們知道這個事情是福建那邊有一個地方叫福清的（人組成的）」，他說，他們之前以「福清幫」的旗號，在安哥拉、南非等地經營黑社會性質的事情，現在又有些人跑到其他國家。

據《南方周末》報道，福清幫最早可能是在歐洲出現，後來延伸到非洲、美洲等地。起初犯罪的是福建人團伙，後來也有四川、安徽、東北等省份的人作案，都打福清幫的旗號，因為福清幫的名頭響，做事比較狠。他們的犯罪活動主要針對華人。

殺害兩名中國女性的嫌疑人到現在仍沒抓住。屍體是在失蹤五天後發現的，而要確定嫌疑人的身份又過了幾天，阮文兵懷疑，「這個人很可能早就已經跑出烏干達」。

面對這樣的治安局勢，很多工廠企業都會雇保安，一些保安甚至還會配衝鋒槍。徐再旺夫婦的廠也雇了保安，以前只有晚上有，現在白天也有了。劫匪進入工廠時，保安也在，但並沒有發揮作用。劫匪下車後，還淡定地伸了個懶腰，然後準確地進入楊燁素所在的辦公室。

據阮文兵介紹，當地僱用保安成本並不高，一個月一千多人民幣，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6點鐘，如果晚上需要，就再多支出一千多。但很多人仍然不願意雇保安，「烏干達很多華人被搶，跟保安保姆有關係，」阮文兵解釋道，「這些人每天跟你在一起，知道你什麼時候有錢，錢在哪裡。比如每個月1號發工資，他就可能過來搶你。」

也因為對當地人的不信任，華人在非洲做企業，喜歡請親戚、朋友負責關鍵崗位，阮文兵說，「包括管理庫存、管理員工、管理財務，都希望用親戚，因為親戚的穩定性比較好，可信賴。」這也出現一種情況，國內一個人到非洲去，很快就會帶動身邊的親人、鄉鄰過去。徐再旺的廠就是其妻管財務做出納。當時廠里還有他一個侄子。槍響後，正是這個侄子而非保安先趕到現常

「在烏干達，褲子要買寬大的」，連新鋒說，之所以如此，是為了綁錢。「我們的錢都塞到襪子里，要穿足球襪子。所以褲子要穿得寬大一點。緊身褲在非洲沒法穿。」

「華人很多是做小生意的，跟現金打交道比較多。因為語言溝通問題，他們覺得去銀行不方便，可能很少去銀行處理業務」，嚴海蓉說，這種情況使得華人身上現金多，家裡現金多，更容易成為犯罪的對象。

這甚至還與文化有關。「前往非洲淘金的中國人會有這麼一種印象：歐美人在非洲比較安全，不僅語言相通便於交流，更是因為他們曾殖民過非洲，土著懼怕他們。」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賀文萍說，黃種人是歹徒的首選。但也因此，最近五年來，無論是國企，還是個體經營者，都逐漸加強了安保工作，「一些主要的中資機構，在人員前往非洲前要進行一個月的培訓，其中安全培訓和當地情況科普都是很重要的方面」。

據《財經》雜誌報道，一批私營安保企業開始參與到保護「海外中國」的大生意中來——按照安保費用占投資總額的國際慣用比例計算，這是一個千億美元數量級的市常以德威保安服務公司為例，他們以非洲和南亞為主線，在肯亞、中非共和國、南蘇丹、幾內亞、馬達加斯加和巴基斯坦等國設立分公司，建起了中資安保企業里規模最大的海外網路。也有很多並不太正規的小公司，僱用一些退伍士兵，以各種方式——甚至是非法手段——入境，再從當地獲取武器和裝備，參與安保工作。

不過，僱用這些安保力量的成本也會很高。私人企業不像在非洲的國企資金充裕，可以雇很好的安保隊伍，辦公地點也會設在治安更好的商業區。「國企喜歡租一個辦公樓，或者是在一個高檔居民區租一套別墅，」阮文兵說，這些地方的治安和安保力量相對會更好。

徐再旺、阮文兵等人，更多是信自己和運氣。徐再旺表哥孔先生曾在他的廠里干過四年，2014年回國。「走的時候，廠子里當地人多，中國人就是他們夫妻兩個加上她侄子」，孔說，「她（楊燁素）這個人，財務也做，賣鐵皮瓦也做。早上燒早飯，燒中飯，晚上（燒晚飯）全部都是她做。」

留不下的非洲，回不了的中國

2013年9月21日，肯亞內羅畢，當地一家大型商場爆發警匪槍戰。驚慌失措的民眾趴在地上躲避。 （@視覺中國圖）

徐再旺的家鄉溫嶺位於浙江省東南部，在中國地圖上，像是一隻小小的靴子，鞋底扎進海里。據當地官方數據，溫嶺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縣市之一。地少人多，加之這裡距離台灣很近，1949年後，溫嶺也算前線，考慮到安全問題，政府投資很少，這迫使很多人不得不轉向外部，尋找機會。

改革開放後，溫嶺逐漸成為鞋類生產基地之一，質量比福建等地差一些，但價格也更便宜。最開始把鞋子賣到非洲的，福建人更多一些，後來溫嶺人帶著便宜的鞋子趕到，很快就擠佔了這個市常

同徐再旺一樣，阮文兵也是2006年來到烏干達的，當時他舅舅在當地做鞋子生意。那一年，中國和非洲諸國發生了一件大事，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峰會，非洲54個國家和地區，來了48個。中國與這些國家簽署了論壇宣言和行動計劃，誓言要變得更加友好，合作更加緊密。

阮文兵初到烏干達，當地中國商人並不多，但這個群體的數量逐漸增長，有時候大使館召集中國企業家去開會，比如春節時召集華人參加晚宴，「一開始幾百人，慢慢就能臉熟，大家聚會、吃飯。後來華人越來越多，使館招待晚宴也不可能幾千個人、一兩萬人都過來，最多也就兩三百人。那時候感覺陌生面孔越來越多。」

一開始，當地人對中國人也很尊敬，「人家叫你master，是主人的意思」，阮文兵說，因為中國人比較少，「就跟中國剛改革開放時，我們對外國人也保持一種敬畏的心理一樣」。

但隨著中國人越來越多，情況變得複雜起來。「中國人有個特色，不管什麼樣的生意，只要有錢賺都會做」，阮文兵說，有實力的大老闆或者國企，在當地投資很大的項目。沒實力的小企業主，甚至普通人，就開一些店面做小生意，「本地人會覺得，這種零售小店，我自己可以做，你們為什麼從中國那麼遠過來開一個小店，你把我飯碗搶走了，他們就很不爽。」

很多大的企業，也並沒有給當地人帶來太多工作機會。「以安哥拉為例，眾多中國基建公司參與了安哥拉的戰後重建。」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賀文萍說，中國公司開始與安哥拉簽訂了70/30的用工協議，中國勞工佔70%，安哥拉提供30%。但是很多人難以適應高效率、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加上當地常年戰亂，技術人才流失嚴重，「不少安哥拉人只工作了1個月就被中國人取代，實際上全是中國人在工作」。

這些複雜情況，通過一些媒體的簡單化傳播，變成了中國人擠占非洲人機會的指控。當地民眾對中國人的不滿變得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的政客在競選中，甚至會打出反華牌。2006年，尚比亞最大反對黨愛國陣線（PF）的領袖邁克爾·薩塔，在大選期間明確地打出「反華票」，認為中國是「新的非洲殖民者」，他甚至對印度、黎巴嫩及中國籍商人發出警告——如果自己當權，則會把他們全部驅逐出境。雖然他只贏得29%的選票，最終失敗，但在尚比亞一些政治學者看來，薩塔之所以如此強烈打出反華牌，其實是非洲國家日益增長的反華情緒的一種體現。

阮文兵在烏干達也感受到了一些當地人的敵意。2016年底，烏干達製造業協會跟政府呈請，認為很多外國人把小的商業機會搶走了，希望政府出台法律禁止他們經營這些零售業。按照協會的要求，阮文兵等人開的店面，雖然是以批發為主，但也要關掉。「我們批發行業做一個臨街店面，相當於批發窗口，本地人以偏概全，要把中國人或者印度人全部限制死，不能開店，要去倉庫區、工業區租倉庫批發」，阮文兵說，他們不得不聯合其他商會，通過大使館與政府談判，最終才阻止了這個政策出台。

中國人自身的競爭，也使得很多華商處境堪憂。阮文兵發現，2011年後，做鞋類、小商品貿易的企業，競爭越來越大，「這樣的競爭到最後變成價格競爭」，生意越來越不好做。而且，非洲許多國家也開始希望發展自己本國的工業和製造業。

不少懷著淘金夢的中國人在非洲遇到了困難。溫嶺市貿易局提供的數據，可以為此提供參考——2013年，當地對非洲的出口額達到了7.23億美元，但這之後，數字逐年下降，到2016年降到5.42億美元。

「從整個非洲大陸看，人數似乎出現下降」，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沙伯力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原因除了利潤下降，「更多的影響是在人們心理上，老一代的淘金者回國向年輕人抱怨非洲機會變少，很多人會更慎重考慮自己到底還要不要去。中國薪資日益升高也意味著驅使初級勞動者出國的收入刺激減少了」。

2007年3月31日，一輛運送中國商品的貨車穿過安哥拉羅安達街頭。這裡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抵達非洲的第一站。十年過去，很多人不得不在回國還是繼續留在非洲之間做抉擇。 （@中國視覺圖）

因為父輩的積累，年輕人有了更多選擇。「我們溫嶺人在國外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就是考出去的，另外一種就是做生意。」溫嶺僑聯主任吳良顥說。據媒體報道，徐再旺和楊燁素的孩子，就是到英國去了。

回國，也並不容易。連新鋒說，出國十幾年後，他們越來越感覺和國內脫節了，已經趕不上國內的生活節奏、市場眼光。「非洲，中國人去的越來越多，空間越來越少，競爭越來越厲害，真正是待不下的非洲。國內的發展步驟太快了，又感覺是回不去的中國。」

不過，在阮文兵看來，這對仍然想闖非洲的人來說，也是一個機會。「非洲比較落後，中國現在互聯網發展非常迅速，可以把一些好的商業模式很快複製到非洲這種地方去。」阮文兵說，傳統貿易在非洲空間越來越小，但新興行業卻有了更多機會。他在當地通過一款APP進行B2B（企業到企業的貿易模式）的手機貿易，已經成為當地最重要的一個手機批發商。

9月13日，徐再旺帶著妻子楊燁素的遺體，終於趕回了溫嶺老家。之前，親屬已經看好了墓地。

此時，距他們出國闖非洲已經十多年過去了，村裡發生了巨大變化。多年前，有著大學文憑的楊燁素從城裡嫁到城南的小河頭村。如今，市區擴張終於也波及此地，高架橋斜掠過村子邊緣，不遠處高樓在建——這座人口2500多的村莊正在經歷整村拆遷改造。聽聞記者要到小河頭村，計程車司機反問道：「那裡不都拆了嗎？」

參考資料：《中國在非洲：話語與現實》，作者：嚴海蓉、沙伯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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