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新小說集《柒》：七個人自我逼向絕境的故事

撰文 | 騰訊文化 一士

2017年9月，時代華文書局出版了作家文珍的最新小說集《柒》，在這部集子中，作家講述了關於「一個人如何在世界上成為他自己」的七個熱情故事。

《柒》中收入的作品皆發表於《十月》《人民文學》《單讀》等文學期刊，今年八月，小說集中的《夜車》更是獲得第十一屆上海文學獎。而在此前，文珍已獲得「第十三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第五屆老舍文學獎」。

這部小說集，延續了文珍一貫的「現實主義」風格，較之前兩本書，這部新作著意探討更本質的生死愛欲問題，進一步探問個體與他者的多重關係，更深刻地揭示出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愛與真正的生活」的匱乏。

故事中每個主角最終想要成長，都必須理解種種遭際之於自身的意義；而在一些被命運選中的時刻，甚至艱難如同獨自泅渡暗夜中的茫茫大海，但終於奮力抵達內心的彼岸。

正如詩人張定浩所說，「文珍筆下活躍著的眾多卑微者，與其說是掙扎在大城市物質生活的壓力之下，象徵或揭示著某種時代表面的群體遭際，不如說，他們是掙扎在愛的匱乏之中。可能比時代單薄，卻比時代更永久。」

9月28日，在文珍新書《柒》的發布會上，作家李敬澤、林白、《當代》雜誌資深編輯洪清波等七人，就文珍此書進行了深入對談。以下為發布會的內容整理，限於篇幅，部分內容有刪節。

現場照片

林白：我曾有個念頭閃過：如果有一本張愛玲和一本文珍的書放在這裡，我肯定要拿文珍的書來看，可能很多人會把我揍扁，但我非常認真，只是必須小聲一點說。還有一個念頭，我昨晚一邊看她的書一邊想，寫成這樣就是我的理想，但我沒有達到。看她的書時會有很多不同的各種念頭，這說明我潛意識裡對她有一種致敬的姿態。

洪清波：先說她的創作過程。有一天看到文珍的作品《安翔路情事》，我並不知道那是文珍的作品，也許知道後反而會有一點先入之見；但那篇作品是《當代》雜誌可以毫不猶豫使用的。作品講述了一個北漂的漂亮姑娘，在極端現實情況下，依然堅持傳統的擇偶觀、愛情觀，放棄許多讓她一步成功的機會，非要去挑一個家境一般的農村小夥子戀愛的故事。這部作品不同凡響的地方在於進入戀愛實質、開始談未來，也就是談到房、車，所有北漂或城漂的人都要面臨的話題時，這個姑娘最後又放棄了，或者說猶豫了，因為這個，她不再那麼堅持自己的選擇，或者說開始猶豫自己的選擇。我當時看到這個作品覺得這個話題挺好，後來才知道竟然是文珍寫的。這是我的第一次吃驚，看完之後才知道是中文系培養的作家寫的。

文珍還有一部分作品有可以提高的空間，文珍所有的小說、很多題材都有一定的「越軌性」，都是寫的破壞規則的東西，這些小說里出於她的創作個性和她的做人原則，我個人感覺是屬於理解的成份已經足夠了，她能把很多壞人壞事寫得合情合理，這說明她並不想通過寫作批評什麼，她還是要把這些人的不得已和無奈寫出來。但是我覺得，就像我看你的創作，原來是私人話題比較多，現在轉向公共話題比較多，在這個問題上，我希望還能多一點剖析，多一點分析，甚至多一點批評。

比如《開端與終結》也需要有更冷峻的剖析，中國人一直生活在各種夾縫中，特別善於自欺欺人，也許文珍年紀再大一點，再活久一點，再寫多一點，就慢慢能感受到這個。但目前她已經把越軌的事實寫得很溫暖，違反規則的事都寫得很溫暖，這也很好，但是既然現在是看著她長大，以後還可以看著她繼續長大，也許以後這些東西就有了。

張偉：這本書有一篇作品叫《暗紅色的雲藏在黑暗裡》，這裡面講的，簡單來說是個東北愛情故事，一個東北男人和一個南方女孩，不太像愛情，但我覺得這其實就是愛情，雖然兩個人互相也沒有說清楚。

歐陽江河：文珍這個小說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有幾點。

第一，可以看得出來，文珍是一個知識分子，這個身份不是純粹講故事的作家，而是具有知識分子的身份。

第二點，更具體一點，就是她北大的這個身份，他們都有一種特殊的味道。

第三，文珍是一個年紀輕輕就有一種把北大味、把知識分子的東西，按理說跟寫作不是那麼搭界，但她把它轉化為「原文」的東西，她的寫作是有「原文」的，現在許多作品對時代的理解、意識形態、流行性、小資的東西都差不多，因為我們現在吃的東西、看的電影、聽的東西都差不多，它們寫的也挺好，就是沒有原文。

文珍寫了很多比如師生戀、校園戀、青春戀，甚至很小資的東西，但由於她轉化得好，她有知識分子的東西，有她的人文關懷、洞察力，這是一種在北大受過訓練的特別的味道，在她那裡轉化綜合以後，對別人來講可能是障礙妨礙的東西，到她那兒都成了寶物，然後進入她的小說。這些小說里哪怕是寫我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事，寫的主題差不多，感受、感情差不多，疼痛感差不多、憂鬱差不多，領悟差不多，所有這些差不多裡面她卻在小說的意義上寫出了她的原文。

最後，文珍的小說和詩歌綜合構成了詩意的探索。她的小說有非常結實的內涵，而且也有文學之外的大問題，就是那種倫理的、女性主義的東西、知識分子的深入思考和追問，但是又很得體，沒有走極端，沒有深到好像是原問題的深度，它還是始終保持和文學的微妙聯繫。

再簡單的說一下對文本的感觸。我被分到一個關鍵詞叫起念，這個關健詞正好是跟《牧者》這個小說有聯繫的。這個小說寫得非常有意思，一個女孩長得很漂亮很聰穎，也特別學霸，認真地學習，學習起來有快樂，那麼她到底在哪個意義上打動了老師？這個老師也是非常有名、非常有才華的，這樣的情況下兩個人相互吸引了，中間起的念可能是一種越軌的神秘的東西的發生。在這裡面，起念這個概念，我一直在追問它到底是詩歌的概念還是小說的概念，就主題來講，師生戀是非常普通的一種東西，但在文珍這裡就處理得非常有層次感，非常微妙。

《柒》，文珍 著，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時間:2017年9月

李敬澤：首先祝賀文珍終於出了一本名字讓人一下子就能記得住的書。今天下午天氣那麼好，我坐在那看《柒》，看著看著把我的文藝勁兒全給看出來了，我覺得我變得很文藝，一個文藝大叔，看到好幾處還差點流出幾滴鱷魚的眼淚，很動情。

有時候知識分子寫小說覺得我不能那樣，我要很高冷，但文珍依然是非常用情的寫，她甚至容忍自己作為一個小說家這樣的沉溺和脆弱，我覺得特別好。下午的時候我在那兒看，剛才一聽林白講，確實我覺得有意思，因為我也是那種感覺，坐在房間里，外面陽光普照，但看到最後一篇寫到沙漠，我感覺好像那個房間里同樣有風吹著細沙打轉，那不是個自然現象，那確實是時間、是命運、是人生陷於自身之中無從解脫的那份孤獨。

吳琦：讀文珍小說的時候，就像一個對八卦和傳聞久久不能忘懷的人，她一直在那裡聽，一直想從這裡面追問、理解為什麼這樣，哪怕對於所謂的出軌故事師生戀，她也會停在那個樓道里看兩個人為什麼擁抱，擁抱的心情是什麼。所以作為讀者有時候我也會不好意思對此視而不見，當這個作家那麼真誠站在那裡不走的時候，你會悄悄地站在她背後，因為她的真誠和她的勇敢到了一個程度使你很難拒絕。說句俗套的話，文珍的書絕對會打動你內心當中最柔軟的部分，不管你是文藝大叔還是文藝青年，這是很難讓人拒絕的一個原因。

文珍：這裡面的七個故事或多或少都關乎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把自己怎樣一步步逼到絕境，就是因為自己的動心起念，或者因為一種錯誤的熱情，作出種種錯誤之事，然後不斷地加固這個錯誤，把自己置於一種貌似坐困愁城裡面。網上有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面臨為自己性格量身定做的悲劇，大家都會受自己性格所誤。可能因為我是非常敏感的人，有的時候我會對某一類情感境遇有更加強烈的同感心，很多時候甚至和自己完全無關，聽別人的故事也會痛哭。哪怕別人在說這個事的時候已經渡過難關，也並沒有說得很動容，我也會突然間眼酸，其實這很蠢，就像醫院裡不適合這份職業的醫護工作者。

左起：洪清波、文珍、李敬澤

現場提問

提問：第一個問題，你的書名叫《柒》，和俄羅斯人喜歡七有關嗎，對您影響最大的作家或者作品都有哪些？

文珍：俄羅斯人形容快樂的狀態就是「在七重天上」，但「七」同時也是一個有宗教意味的數字，幾乎在所有宗教里都是神聖的數字。我對數字大概有一定的迷戀，最早就想好了書中要收錄七篇，最後索性就叫了「柒」。我喜歡托爾斯泰、福樓拜，也很喜歡魯迅、張愛玲。但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喜歡托爾斯泰多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

提問：在《柒》這本書里我最喜歡的也是《暗紅色的雲藏在黑暗裡》，這篇好像是第一次寫到人世間的臟，因為這不是一個愛情故事，可能是一個富有資源而不自知的女性被一個處心積慮接近她的人利用的過程。我想問一下，對人性中的臟，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文珍：我覺得我依然是輕信的人，或者說我很相信這個世間，哪怕美的力量是恐怖的，但是我還是覺得這個世間的美比恐怖要多。《暗紅色的雲藏在黑暗裡》裡面也有這個女生自己的一些問題，這就是兩個完全不同出身、不同質地的人，世界觀一定會發生劇烈碰撞，而且會迅速地分出勝負，但是好在時間非常公正，最後仍然會有不同的變化和走向。

其實也不是說人有多臟，而是這個世間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人，寫作者的任務更應該去認識人性的參差多態，它必然是複雜的，而一味書寫跟自己接近的一類人群，其實不好。

提問：剛才歐陽老師強調北大人知識分子，您覺得北大帶給您的除了寫作技巧，到底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內在的影響？第二個問題問您和林白老師，關於女性寫作者的身份，我們在其他專業里都要淡化性別色彩，但似乎很多作家都要強調女性主義，這樣一個女性的身份可能會更少關注公眾議題，而是把精力關注到個人或愛情，這樣會不會成為寫作的一個桎梏，會不會影響作家關注對社會更有現實意義的東西，我有這樣的困惑。

文珍：我當然非常感激在北大求學的三年，因為它讓我認識非常好的同學和老師。我覺得這是一個機緣，但也像歐陽老師說的，這也時常是一個障礙，我們進校聽到的第一句話，通常都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後來這句話廣為流傳，在很多大學的中文系，學生進校都會被告誡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只培養學者。而對於我來說，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在讀這個方向，也並沒有專門為我開寫作課，所以也談不上學習了多少寫作技巧。我想可能最好的老師還是不斷地閱讀，不斷地嘗試。

第二個問題，我最近偶然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我發現就是母校的兩位女老師，賀桂梅老師和戴錦華老師，她們看上去女性色彩都不是非常濃厚的，甚至戴老師有一個不太喜歡的外號是戴爺，但她們在三十多歲的年紀都做過女性問題的研究，我就覺得女性主義寫作其實也不是個人選擇，而更可能是一個普遍規律。我們從小成績很好，發展也堪稱順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太能意識到性別這個問題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齡後，性別真的會變成一個繼續進步的障礙，它是一個事實，而不是一種感受。在這個階段，幾乎所有認真的女性創作者都會開始思考同一個問題，同樣的情況下女性遇到的障礙為什麼比男性多那麼多——當然女性也有可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顧，但這種便利不是免費午餐，必然會被污名化，會被戴上有色眼鏡看待。這一切都是值得思索和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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