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臣孫嘉淦的衰變

孫嘉淦(1683—1753年)，字錫公，號懿齋，靜軒，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進士，點翰林。雍正成了皇帝後，孫嘉淦上書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乾隆即位後，孫嘉淦針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病，又上了著名的「三習一弊疏」，指出：君主聽慣頌揚之詞後，就會「鼓諛而惡直」；見慣一呼百應的場景，就會「喜柔而惡剛」；處於高位習慣自以為是思考方式後，就會「喜從而惡違」。三種習慣形成以後，就會產生一種弊端，就是喜小人而惡君子。

奏疏的語氣雖然與上書雍正的時候大不相同，所用詞藻少了幾分鋒利，增加了相當程度的舒緩，可意見仍然是尖銳的。「耳習」、「目習」、「心習」，不僅是清王朝統治者的腳下的泥沼，而且是一切統治者容易墮入的深潭。曾文正在《鳴原堂論》中說：「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孫嘉淦精闢的見解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讚揚。在雍正、乾隆時期，孫嘉淦多次上疏，敢於犯顏直諫是朝野聞名的。

不過，這種直諫的勇氣並沒有堅持多久，最終在皇權的打擊與恐嚇之下蛻變了。乾隆十六年六月，假託孫嘉淦之名的「偽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乾隆帝發現了。「偽奏稿」的內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並且語言粗鄙。這下，在全國範圍內嚴密追查偽稿作者。至十六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即查獲傳抄偽稿犯280餘人，而湖廣、江西更多於四川。十八年二月，策劃製造「偽奏稿」的盧魯生、劉時達凌遲處死，魯生之子錫齡、錫榮斬立決，親屬照律緣坐。

此案對孫嘉淦的影響很大。這位在封建官場「撲騰」了幾十年的大臣，從他中進士以後，歷經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看到了太多的文字獄，他熟識的、不熟識的許多人都因文字丟了命。在清朝立國的268年里，發生了160餘起文字獄。康熙五十二年發生的戴名世《南山集》一案，株連300餘人；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靜、張熙策動手握兵權的岳鍾琪謀反案，涉及到去世快五十年的呂留良，呂留良銼屍梟示，呂留良長子呂葆中及學生嚴鴻逵戮屍，呂的另一子呂毅中及學生沈在寬斬決，其他被株連的人也受到極其嚴厲的懲處。

乾隆在位六十年，文字獄在130起以上。乾隆搞文字獄，除了指摘詩句，殺人立威之外，還專挑文章著作中未曾避諱的毛病，文網之密使人觸目驚心。孫嘉淦豈能無動於衷?在追查偽稿期間，孫嘉淦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圍在身邊哭泣的妻兒，對以前所作所為深表後悔。他說，過去雍正皇帝和現今皇上屢戒我好名，偽稿縱然與我無關，但奸徒為什麼假託我名而不假託別人的名字?乾隆十八年，他在追查偽稿的政治風濤中驚懼而亡。

由直諫到舒緩再到悔恨當初，孫嘉淦變了，變得如同奴才。他的仕途生涯，是清代士風發生歷史性轉變的一個縮影，說明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已經把士人的氣節芟夷殆盡。傳統的讀書做官變成了讀書做官做奴才。其實不是我們這個民族缺乏智慧，也不是不懂思想自由之可貴，而是歷史遺留的痕迹太深。產生思想巨人，不僅需要個人具有強烈願望，更需要土壤和深厚的背景，假若缺乏後者，前者也就不復存在，孫嘉淦就是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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