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喜劇和悲劇
管理學的研究分學院和案例兩大流派。前者研究管理學的理論和原則。後者認為管理學其實沒什麼理論好講，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最好的教材。案例派大概是從「以史為鑒」衍生出來的。如此說來，適當看點歷史，大概能有意識地少走一些彎路。歷史人物有千千萬萬，對管理學有相當造詣的也有萬萬千千，其中值得特別研究的就有商鞅。
商鞅的價值在於集喜劇和悲劇於一身。論華夏歷史上的變法，必提商鞅。估計研究歷史的讀書人中，大多數對商鞅的評價極為負面。這本身就是商鞅悲劇的一部分。然而「可恨」的是，商鞅的變法是成功的，除了很少人提的管仲，其他偉人或好人的變法都歸於失敗。這正是商鞅值得研究的原因。司馬遷其實是個思想家，他著史是想發表個人見解，不可拘泥於真偽，《史記》中單獨為商鞅立傳，自有其用意。
商鞅的喜劇，就是他作為一個年輕的公子哥，不入魏惠王法眼，卻受秦孝公重用，使秦國變得空前強大。「不拘一格用人」是彈了千百年的老調，多數人並不能真正能奉行，少數能信之行之者，即使不能建功立業，也能青史留名。
按司馬遷《史記》的記載，衛鞅本是衛國的公族子弟——後因被秦國封為商君而人稱商鞅，給魏國的相國公叔痤做家臣。公叔痤病危，魏惠王探視他，順便要他推薦繼任人，公叔痤就推薦商鞅。商鞅年青，又沒有什麼名望，魏惠王用沉默回應公叔痤，在情理之中。公叔痤見魏惠王不肯任商鞅為相國，就建議魏惠王將商鞅處死，以免成為魏國的後患。公叔痤還算有點人性，給老闆出了主意，又私下勸商鞅趕快逃命，說得上是公私兼顧。雖然歷史上並無邏輯學這個名目，但不缺邏輯大師，商鞅就是其中一位。商鞅對公叔痤說：如果老闆肯聽您老的話，就會重用我；既然不肯重用我，那就是認為我沒本事，不值得為我費點小小的腦筋，又怎會聽您的話把我處死？您老放心，我絕無性命之憂。魏惠王認為公叔痤因老病而變得糊塗，對他的兩條建議都不肯採納。司馬遷說，後來商鞅為秦國出謀伐策，不斷炮製魏國，魏惠王到處尋後悔葯吃，「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魏惠王要公叔痤推薦人才，卻不肯採納他的建議，是歷史和現實中常見的「從正確的前提得出錯誤的結論」現象。這是商鞅喜劇的一個小插曲，卻是人生的一條寶貴經驗：決策的首要原則是「無悔」，為了做到不後悔，事前就得狠狠地花一些心思。
聽說秦國在招賢納士，以為在魏國沒有前途的商鞅就一路向西。他本是衛國人，給魏國和秦國打工，原本沒有道義上的區別。商鞅通過秦孝公的親信景監，找到了與孝公說話的機會。可惜，孝公不吃他「帝道」那一套，在商鞅說話時昏昏入睡。商鞅的名望並沒有增益，雖然孝公在景監面前大罵商鞅是個不識世務的糊塗蟲，但與魏惠王不同，起碼給了商鞅說話的機會，而且不止一次。這種雅量成就了孝公的歷史名聲。商鞅第二次見孝公時，陳說「王道」。這次孝公的表現稍微好點，不過，還是認為商鞅不著邊際。商鞅順著孝公的杆子爬，最後講「霸道」，讓孝公欣喜非常，這才覺得商鞅不是一塊普通的頑石，簡直是通靈寶玉，立心重用商鞅。
受相國這樣的重臣推薦而不受魏惠王垂青，經侍臣引薦而成為秦孝公的股肱。這是商鞅的最大喜劇。
商鞅變法成功，最為主要的一條是獎勵軍功，根據功績的大小給予賞賜，附帶兩條：王室宗親未建功立業者不得坐享其成；嚴厲禁止任何人出於個人恩怨而打架鬥毆。這就鼓勵秦國人循正規途徑升官發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以秦國對外征戰時從來不缺人手，而且是盡心儘力，作為佐證，《詩經》載有秦人「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吟唱。任何組織如果有這樣的理念且真心實行，起碼有自保的資本，可惜很多人做不到。
守信是商鞅或秦國變法成功的隱性前提。商鞅為了取信於人，賞金移木，這是一個耳熟能詳的經典故事。
對於商鞅一系列的變法措施，其結果是，「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說實話，能將一個王朝經營成這個模樣，歷代標榜的聖賢也不多幾個人能有如此驕人的業績。秦國能滅六國，應該說是秦孝公聯手商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變法能成功的深層原因，是他對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司馬遷記下了他的若干名句，放在今天也是蠻實用的，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管理者如果不研究這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大概是必然的結局。
說商鞅是管理學大師，一點也不為過。有理論，有實踐，有成就，商鞅的喜劇成色十分足。
很可惜，商鞅無愧於秦，秦人卻幫敵人報仇。孝公撒手歸天不久，繼位的秦惠王聽信片面之辭（他暗中鼓搗，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將商鞅一家從肉體上消滅。這就是商鞅的悲劇。
俗話說「行百里者半九十」。商鞅對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力排眾議而變法，是其成功的一面。其失敗，也正是在於疏於防範人性的弱點。
商鞅功成名就的時候，朋友趙良曾規勸他急流勇退，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後泛舟五湖就是現成的例子。魏惠王不聽公叔痤的建議而用商鞅，秦孝公先後給了商鞅數次說話的機會，使他有了晉身之階，商鞅自己卻聽不進趙良的話，最後落個凄慘的結局。可見，聽話是天底下最艱深的學問，沒有之一。趙良引用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點到了商鞅執政的最大缺陷。他待人有過於嚴酷的一面，僅僅因為一些人開始反對變法而後來稱頌變法就把人發配邊地，使人不敢議論他的執政措施。
歷來對商鞅的毀譽不一。這是商鞅的另一重悲劇。商鞅最大的悲劇是說成為惡人之師。即使到今天，狠不少的人把昏君之惡歸咎於《商君書》，且言之鑿鑿地說《商君書》是帝王愚民寶典，秘不示人。即使《商君書》導人為惡，典籍勸人向善者簡直百個手指都數不過來，在商鞅之前就有《尚書》、《易經》、《道德經》，外加孔老夫子的宣教，何以那些坐龍椅的大傢伙就不聽聖人「仁義禮智信」的而單單聽商鞅的「弱民術」？其實，偷懶與為惡，是人的潛意識，原本不需要人教的，所謂「誤信人言」，不過是尋找美妙的護身符而已。
商鞅見秦孝公，初始陳說「帝道」，繼之以「王道」，都未搔到孝公的癢處，最後用「霸道」打動孝公的心。可見，商鞅的初心並不壞。孝公的心思是「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這種急功近利的想法把商鞅和秦國都帶入死胡同。這大概是司馬遷想表達的另一層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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