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朝文臣皆國賊：大明怎能不亡

明朝亡於誰手？歷來眾說紛紜，是關外後金的女真鐵騎？還是攻破北京城的李自成農民軍？或是放清軍入關的吳三桂？還是明末肆無忌憚的閹黨？每種說法看起來都是有理有據，但明亡的禍根，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兵械謀略而在內鬥空耗。後金兵強卻不能破關寧，李自成勢大也曾被數次剿滅後接受招撫，吳三桂也曾五萬兵拒清軍于山海關，閹黨雖氣焰囂張卻終被撲滅，那明亡的病根在哪裡？

這病根，正是出在朝廷之上掌權的文官集團，也出在以清流為名的在野士人！明朝也有重文抑武的政治需要，但總歸有個平衡點。首先是官制上的平衡，明除軍隊實行衛所制，都指揮使主管一省軍務，轄軍籍人口數十萬，為正二品級；布政使主管一省民政，轄人口少則數十萬多則百萬，僅為從二品，比都指揮使低半級。再往下一個衛指揮使轄軍籍5600戶，為正三品，知府轄十萬戶，為正四品級。所以明朝的官制設計就是武官管的人少，放的權力小，但品級高；文官管的人多事多，權力大點但品級低，這樣的設計初衷就是想要去平衡文官和武將系統，進而穩定整個朝局。但在實際執行中，歷來都是縣官不如現管，沒有實際權力作為支撐，天平勢必要往權力大的一方傾斜，這個制度是有先天缺陷的。所以我們在看一些史料時，往往看到一個五六品的文官，就敢駁一個三四品武官的面子。

從明朝文官集團的發展過程來看，在朱元璋起兵抗元時期，江浙地區士紳階層不斷前來加入，為朱元璋滅元和擊敗其他競爭對手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也是文官集團初步形成的時期。但不管是朱元璋還是後來「靖難」上位的朱棣，對文官集團都有天然的防備。朱元璋搞掉李善長，一手操縱胡惟庸案，就是為了打擊已初具規模的江浙文官集團。而且明朝從建立後就廢除了丞相制度，防止相權對皇權形成挑戰，朝廷中的核心權力機構內閣更像是政府的秘書機構。後來又建立和廣泛使用錦衣衛這樣的皇帝私人執法部門，也是為了控制文官系統。所以在朱元璋和朱棣看來，這些文官就是給朱家打工的，最多算是職業經理人，而不是和皇帝分權共同治理天下的合伙人。所以朱元璋雖然殺了一大批開國功臣，但整個開國勛貴集團代表的武將集團還是有一定基本盤的，這和因「李胡案」被殺過一遍的文官系統一起形成了基本平衡。隨後朱棣的靖難系勛貴和明初開科舉新加入的文官一起加入了這場權力的遊戲，總體大家互相牽制平衡。

但這種平衡均勢到了明中期開始出現了傾斜崩潰。土木堡之變讓大批勛貴世家子弟被消滅，而之後的北京保衛戰，文官出身的于謙主導了這場關乎國家存亡的戰役，並取得最終勝利，擁立了新的皇帝。文官集團也憑藉著救社稷於危難和擁立新帝之功，一時成為政壇上的「話事人」，並趁機將觸手伸入軍隊內部。而對於宦官勢力，則是又拉又打。因為朝廷的輿論機構在文官手中，所以文官集團大力宣揚兩漢時期外戚勢力為害國家歷史，使得明朝選皇后大多傾向於中下層階級，從而從根本上限制了外戚和後族勢力的競爭。朝堂之上逐漸成了文官系統一家獨大的局面，內閣也淪為文官的一言堂，最終整個文官系統尾大不掉，連皇帝也無可奈何。

嘉靖帝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反抗文官們的抱團專制，從即位之初就與文官系統不斷鬥爭。所以才扶持嚴嵩將夏言拉下馬，隨後又默許徐玠將嚴嵩斗垮，看起來嘉靖帝像是將大臣們都掌握在股掌之間，但反過來何嘗不是大臣們在利用皇權，將黨爭擴大到方方面面？從嘉靖帝即位之初的「大禮儀」之爭，到後來的東南抗倭、經濟改革、整頓勛貴外戚和宗藩，背後都有黨爭影子。而且嘉靖帝執政四十多年，到了晚年沉迷修道，黨爭在他執政末期也逐步發酵，文官在朝廷上一家獨大的局面也沒有改變。

到了萬曆時期，朝廷上實力最強的為東林黨、閹黨、浙黨三派。黨爭從萬曆二十二年「京察」開始全面點燃，一直到南明弘光朝都沒有停止。這幫文臣們無論是政治問題，還是軍事問題，都爭論不休。而且爭論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利於施政，利於民生，利於國家，而是僅僅為了反對而反對，出發點也僅僅是大家各自所屬的派別不同，為了各自陣營的利益，朝堂彷彿成了這些人私宅家院，國事也成了他們鄰里長短之爭，這個場面，好像現在我國台灣省的政治生態。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又成了東林黨和閹黨之爭。首先在立太子過程中，因皇后無子，兩派各有所擁戴，一派如有請立，另一派必上書反對，東林黨在此問題上與其他黨派展開了長達二十年的爭論。後來又有三王並封、福王就國兩場大爭論，整個朝廷的這些執政官員們，圍繞每一件事展開糾纏不清的爭鬥，將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空耗在這些毫無意義的黨爭上，明朝的精氣神也在這些曠日持久的爭論中逐漸消磨殆盡，逐步變成一個身體臃腫遲鈍、精神上毫無進取心、市儈又目光短淺，滿身油膩污垢的懶漢廢物。這些以地域鄉黨為凝聚力的派別雖然相互之間齷齪不斷，但都代表了當地大地主士紳階層的利益，所以在國家經濟政策上更偏向於這些階層的利益，特別是天啟年間東林黨執政時，浙、宣、齊各黨受到大力排斥和壓制，不久後，其他這些黨一部分人和魏忠賢的閹黨結盟，將東林黨打壓下去，閹黨得勢後，把持朝綱為所欲為，朝政更加混亂。

崇禎繼位後，拔除閹黨，東林黨這些人得以回到朝廷，而且很快得以全面掌權。這些東林黨人和背後大地主階層結成利益共同體，在施政方向和經濟政策上更加傾向於這些階層，在稅收上對大地主和士紳階層不收或少收稅，導致大量農民負擔加重，加劇了土地兼并，激化了階層利益衝突，這是也明末各地農民一呼百應，相繼造反的主要原因。另外結成利益共同統體的這些文官集團，官官相護，大肆貪污受賄，魚肉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卻上訴無門，致使底層百姓更加貧窮絕望無助；最嚴重的是，這些文官集團的種種惡行，導致國家財政狀況每況日下，入不敷出。這些人大多出身於江南富庶地區，他們有更多的財力來讀書做官，上台後就出台更多政策來保護本地區的利益，在救災、免稅上完全以大地主的利益為重，而且阻止朝廷開徵商業稅，致使江南富庶地區的稅收極低且收不上來，而北方面臨蒙古、後金兩個方向巨大的邊防壓力，常年戰事不斷，經濟又不發達，卻承擔了更多更重的賦稅，再加上天災不斷，怎麼能不揭竿而起？

文官集團除了在施政上導致國家財政枯竭，還嚴重腐蝕了軍隊的戰鬥力。明後期文官集團控制了軍隊統帥和武將的任免權，軍費後勤和監察升降也由文官全面掌管，因為財政枯竭，這些文官集團對軍費糧餉進行大肆剋扣，多次激起兵變；同時為了便於控制軍隊，在軍官任命上任人唯親，導致軍隊腐敗，紀律敗壞，這樣的軍隊，基層士兵即使有戰鬥力，也不願意給這樣的朝廷賣命。文官集團最終腐蝕了大明朝的軍隊系統，也腐蝕了大明最後一點保障。

滅亡明朝的，正是這些從明朝中期開始，就在逐步腐蝕大明朝根基的「文臣」，他們的政爭內耗，逐步刨斷了大明的根基，腐蝕了大明的軀幹。明末這些朝堂之上的東林黨們，對國家和百姓的所作所為，與國賊何異？而後金、李自成，只是做了最後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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