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越軌的衝動，但最終都要回到軌道上｜《身為人母》
一個越軌的人，要麼翻車，要麼開闢一條新的軌道，但大多數的越軌，最終都要回到原來的軌道上。
——題記
《身為人母》是一個不靠譜的片名翻譯，實際上這部電影的英文名叫《Little children》。這部2006年上映、獲得多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的電影，獲得關注的噱頭多是因為凱特·溫斯萊特扮演的主婦婚外戀的激情故事。但除此之外，實在是有太多婚外戀以外的東西值得一看。
表面上這部電影探討的是美國中產階級在獲得物質的滿足之後，如何面對心靈上的空虛和生活上的索然，但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一部關於「越軌」的電影，而不僅僅是狹義上的「出軌」。
社會學對「越軌」一詞的定義是：【違反群體或社會的標準或期望的行為】，電影里出現的四個主要人物：身為人母但身陷婚外戀的Sarah、因為屢次考律師執照失敗而暫時當全職奶爸的Brad、因執行公務誤殺一個孩子而提前退休的警察Larry、以及一個因為猥褻兒童罪入獄又被假釋的罪犯Ronald，他們通通都是徘徊在社會主流價值觀以外，也就是「越軌」的人。
在一個小鎮里，一群持主流價值觀的人和這四個越軌的人故事互相交織在一起，令整個觀影過程都帶著一種莫名的緊張感，電影里的每個主角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這些人性中最隱蔽的衝突被放到熒幕上，令人不安又想深究下去。
整部電影似乎都在探討這個伴隨我們一生的疑問：「我究竟是應該按照別人希望的方式去做，還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 在規範的世界裡，我們總是會面對這樣的張力：遵守，還是不遵守？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認為一個完整的人格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本我是最原始的部分，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如飢、渴、性等，支配本我的是快樂原則；而超我則是人格中的道德部分，成分是社會道德規範、個體的良心、自我理想等等；而自我則是由本我和超我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本我產生的各種需求，因為受到超我的限制，不能在現實中立即滿足，需要在現實中學習如何滿足需求。
「別人希望的方式」常常是帶有超我性質的社會道德規範和主流的社會價值觀，而「我自己的想法」則是帶有本我性質的本能和隨心所欲，上面那個疑問，常常是自本我和超我不可協調的衝突。
剛出生的嬰兒就只有本我的部分，沒有自我和超我，所以這部電影名叫《Little children》，寓意大概在此：小孩子在懂得規則和被高度社會化之前，「越軌」是他們做得最多的事，他們充滿生命力和創造力，卻也常常闖禍，被大人訓斥。長大成人就意味著對規則和秩序投降，壓抑本能是為了社會化。
成年人作為社會群體的一部分，需要社會制度和規範來提供秩序，於是我們共享一套普遍的價值標準，就是主流的社會價值觀。社會的制度化（超我）最大限度地壓制人性（本我），人永遠是龐大社會機器的一個零件，零件絕不允許有個性，如果想保持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身份，就必須服從社會規則和道德規範，與日復一日的機械和枯燥對抗。
影片中常常出現滴答作響的時鐘和火車軌道，它們都是分毫不差、具有嚴苛控制性的道德規範和社會制度的隱喻和象徵。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跳出規則，但一旦選擇了主流價值觀或者社會規範以外的選項，我們就會成為「越軌」的人，「越軌」就是走向「超我」的反面。越軌的人是危險的，很可能因此被主流社會碾壓和拋棄，無論這種「越軌」究竟是對既定道德規範的顛覆，還是為了打破主流群體觀念的偏見。
凱特·溫斯萊特飾演的已婚主婦Sarah是一個文學碩士，因為受教育水平遠高於鎮上的其他主婦，所以看待事物的方式與她們完全不一樣，從她和大家對《包法利夫人》這本書的評價就可以看出：其他人認定包法利夫人是個「蕩婦」，她卻說包法利夫人是個女權主義者，不甘於平淡，通過不斷的嘗試渴望改變自己的生活。但這種差異恰恰成為Sarah融入主流的枷鎖。其他主婦對社會主流價值觀有一種近乎迷信的執著，顛覆規範和秩序對她們來說是絕對的禁忌。與她們格格不入的Sarah被邊緣化了。
Sarah的丈夫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頗符合主流價值觀的人：一個大公司的高層。卻無意中迷上了色情網站，沉溺於自慰的他即便在「公司」這種「超我」嚴密監控的場合也不能自已，本質上同樣也是一種「越軌」，本我對超我的另一種反抗，只是用更加隱蔽和令人尷尬的方式。
在婚姻和家庭的雙重再改造下，文學碩士Sarah不得不放下自我照顧家庭和孩子，她甚至沒有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得不成為一個家庭主婦。自我價值的實現和作為人妻人母的社會角色之間的衝突讓她陷入了迷茫和混亂，顛覆既定軌道的渴望與日俱增，最終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與同樣處於邊緣狀態的有婦之夫Brad發生了婚外戀，以此來對抗令人窒息和毫無激情的生活。
男主角Brad是一個考了兩年依舊沒有考到律師執照的法律系畢業生，在家複習的同時兼任全職奶爸。他擁有一個方方面面都完美無缺的妻子，是主流社會中的成功人士，她希望Brad能成為一名律師——另一個同樣能符合主流社會價值觀的角色。Brad對這樣「正確」的人生毫無野心和需求，但他又需要一個資格來進入主流社會，以此來匹配他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身份。事實上在橄欖球場揮灑汗水恣意宣洩荷爾蒙的激情才是他心之嚮往。他是另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拒絕被社會化。
困惑的Brad帶著孩子在公園與同樣迷茫的Sarah相遇，他告訴她自己的處境，Sarah則震驚於Brad的坦白：「他似乎對自己的失敗沒有任何羞恥感，但大多數男人不是這樣的，他看上去很孤單。」
原本兩人那個「驚世駭俗」的擁吻，只是為了挑釁同樣在公園帶孩子的小鎮主婦們，卻無可避免地成為了他們「越軌」的發端，演變成了邊緣人的惺惺相惜，異類之間的抱團取暖，用同一種極端的方式：釋放本能的激情，反抗規則和道德的機械和冷漠。
如果說Sarah和Brad的婚外情是對既定道德規範的顛覆，那麼另外兩個人物：退休的警察Larry和猥褻兒童犯Ronald的越軌則是源於主流群體觀念的偏見和污名化：這兩個曾經犯過錯的人，殘酷地給我們展示了「越軌」後的艱難人生，一場為「越軌」所付出的代價。
Larry是一個警察（也是主流社會的象徵），在一次執行公務中誤殺了一個孩子被迫提前退休，但因為他的身份，小鎮居民並沒有將過分的偏見加諸於他，他卻因愧疚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自我價值感臨近崩潰的他恰巧遇上了剛剛被監獄釋放的猥褻兒童犯Ronald，於是他通過瘋狂打壓Ronald來獲取活下去的動力。小鎮居民人人視Ronald為公敵，打壓邊緣人就是另一種融入主流群體的途徑。
曾經的猥褻兒童犯Ronald，則是影片中最底層、最慘烈的角色：他是一個有精神性的性紊亂的病人，因為在兒童面前露陰而被判刑，假釋後回到小鎮遭盡白眼，所有家長都視之為瘟疫，成立「擔憂家長委員會」（會長正是退休警察Larry）監控他的一舉一動，在他家門口張貼滿防範告示，噴「DEVIL（惡魔）」字樣的漆，在游泳池游泳被圍觀驅逐......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邊緣人，除了他的老母親，沒有人關心他。
老母親勸他找一個女朋友，這樣就能打破鄰居的偏見，但Ronald說：「我不喜歡和我年齡相近的女人，我也真的希望我能喜歡。」他對自己也無能為力。在一個夜晚，球場失利的Larry再次半夜瘋狂騷擾這對母子，並導致老母親心臟病死亡。
Ronald讀到母親留給他的遺言「Be a good boy」後悲痛欲絕，拿起刀衝出家門，切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切掉了那個讓他不受控制的器官。Ronald用最極端的方式告別了他的本我。
Larry因為間接害死了Ronald的母親而心懷愧疚去道歉，發現Ronald一褲子血坐在公園的鞦韆上後，抱起Ronald去了醫院。最後兩個邊緣人因為彼此而獲得救贖，為脫離「越軌」的處境付出最慘烈的代價。
而相約私奔的Sarah和Brad在私奔的那一晚都發現了自己最終應作的選擇：孩子、妻子，家庭……所有禁錮他們，又讓他們長大成人的東西。沒有人可以避免被社會化，沒有人可以一直是Little children。
對於同題材的電影《革命之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擎寫道：
「也許，無論是愛情還是政治，愛欲的所有實現方式都不得不落實在某種制度的形態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著某種桎梏，都有「安頓」與「逃離」這兩種反向的「圍城」效應。我們永遠會面對「平平淡淡才是真」與「轟轟烈烈才是真」這兩個至理名言。那麼，是否要打破枷鎖走向革命？」
放在《Little children》這部電影中，這個終極追問也依舊合適。
弔詭之處在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越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反抗或者重建社會秩序，規範可以帶來秩序，但規範也會發生變化，從而讓人產生困惑。《烏合之眾》的作者、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說過一句話：「沒有傳統，就沒有文化；沒有對傳統的毀滅，就不可能有進步。難就難在如何在穩定性與多樣性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平衡。」為了這個適當的平衡，我們總是在軌道內外掙扎，在掙扎的間隙中窺探人性。
一個越軌的人，要麼翻車，要麼開闢一條新的軌道，但大多數的越軌，最終都要回到原來的軌道上。
作者：肖璐，三級心理諮詢師，做過編輯記者，現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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