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建松:曾經,寫字是一件神聖的事
柏拉圖對於「書寫」的不信任,並非是他一家之言,在古代世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看法。在公元前後,猶太教開始流行「口傳律法」《密釋納》(Mishna);在基督宗教的《聖經·新約》之中,保羅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
這(新)約並不是在於文字,而是在於神,因為文字叫人死,靈卻叫人活。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頭上而屬死的職務,尚且有過光榮──甚至以色列子民為了摩西面貌上易於消逝的光榮,不能注視他的面貌……
——《哥林多後書》三章6至7節
這種觀點想必我們今人也都十分熟悉,其實就是讓我們不要拘泥於「文字」上的內容,或者用我們最熟悉的一個詞來說,就是要破除「本本主義」。這是因為在柏拉圖和保羅看來,文字的記載恐怕不足以反應人最真實的體驗——譬如我寫下「美女」二字,並不會讓人覺得面前就站了一位美女。
然而這並不是說,這就是古人關於「書寫」的全部看法。實際上,還有相當多的古人對於書寫這項活動,抱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崇敬之情。
一、 《天書奇譚》與「會寫字的神」
在我很小的時候,曾經看過一部動畫片叫《天書奇譚》。這個動畫片講的是,一位仙人袁公為了救助凡人,從天宮中竊出了「天書」並刻在石洞中,然後又將天書拓印成冊交給了一個叫「蛋生」的小孩。最後,蛋生和袁公一起擊敗了偷窺天書的三隻狐狸,但是袁公因為私泄天機,被黃巾力士捉回了天上。
小時候,我一想到這部動畫片,就會覺得袁公被捉走實在是有些可憐。可是長大之後,我卻發現在這個故事中,居然還有些古代神話的影子。
蛋生
譬如,在《舊約·出埃及記》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渡過紅海,來到了如今西奈半島的西奈山下。在這裡,以色列人安營扎。隨後,摩西登上西奈山,得到了來自上帝的各種指示,最後上帝交給了他兩塊「石版」,上面有上帝用「手指」所寫的字。結果,這兩塊石版的命運很倒霉——在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的時候,摩西一怒之下把它們摔碎了。於是,在摩西向上帝彙報之後,上帝只好又叫摩西重新製造了兩塊石版,自己在上面刻上了字,讓摩西帶了回去。
不過,這個故事不僅僅是這樣的,它還有一個擴充的版本。在路易斯·金茲伯格(Louis Ginzberg)的著作《猶太人的各種傳說》(The Legends of the Jews)一書中,在開篇的第一章《世界的創造》之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神話故事:
起初,在天地出現之前的兩千年,上帝創造了七樣東西,而第一樣東西便是「妥拉」(Torah,在此指猶太人的經書)。它是(上帝)用黑色的火焰在白色的火焰上寫就的,並且被放在上帝的膝蓋之上。在摩西登上西奈山後,上帝方才又將它寫在石版上,交給了摩西。
在這個故事裡,與《天書奇譚》中不願泄露天機的神仙們不同,上帝倒是沒有藏私,反而親自使用了書寫的方式,將他自己的想法留在了人間。
當然,如果拋出其中的神話因素,相似的思想也不少見,甚至可以說,某些歷史中的事件便是形成這樣一種神話的根源——如果從「祛魅」的歷史角度上講,如果沒有人應用書寫記錄這種形式,那麼自然也就無法將之編織到一個故事之中。
那麼,在人間,誰又曾做過相似的事情呢?誰還把文字刻寫在了石頭上呢?
古巴比倫王漢謨拉比就曾經將自己的法典(Codex Hammurabi)刻在一塊黑色的玄武岩石柱上。不過,非常有意思的是,漢謨拉比本人也並未將自己視為是法典的編輯者和創作者,而認為是太陽神沙瑪什(Samas)將這部公平正義的法典交付於他,由他代為刻在這塊石柱上。
漢謨拉比法典
在這兩個故事中,我們可以會發現,「書寫」不被視為一種不可靠的表達工具,「詞不達意」和「言不由衷」的現象不存在於這兩個故事之中。這是為什麼呢?
說起來,這也不難理解。柏拉圖對於荷馬的批評,其關鍵在於詩人們利用語言的音樂性去挑撥人的感官,而非向人傳達真理。然而,對於出自於神靈感動(Mania)的不自覺的詩歌,柏拉圖則十分認可——它們往往被認為是出自於神的手筆,或者是神透過「詩人」寫下來的神聖詩篇——正如袁公刻在石壁上的天書一樣。
因此,在摩西的故事、漢謨拉比法典以及柏拉圖的觀念之中,可以發現這樣一種共性:若創作主體不是人,而是神靈,那麼就要比人類隨著自己本性寫下的作品高超得多——換言之,這種「書寫」是神聖的,人們認可其表達乃是準確無誤的。
這樣一種傳統有著一個非常古老的源泉。在幾千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流傳著這樣一個共同的古老的神話原型(archetype of mythology):在每一年的開始,眾神都會召開一個會議決定這一年所發生的事件,並將這些事件記錄在某個「書」,然後就會有某個凡人因為機緣巧合閱讀到這個會議記錄,又或者眾神之中的一位會將這會議記錄交給某個凡人——這就好比袁公將天書交給了蛋生。
這一觀念幾經變形,多方流轉,最終又影響到了我們如今最為熟悉的三個「亞伯拉罕的宗教」(Abraham Religions),即猶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在摩西登山的故事中,在約翰所寫的《啟示錄》中(上帝為約翰打開了一卷書),以及在天使為穆罕默德帶來《古蘭經》的故事當中,我們都可以發現神以「書」的方式傳授給人真理。
這樣看來,袁公如果不是神仙,而是一個天使的話,大概也就不會被捉回天庭了。
二、 神與會寫字的人們
在《天書奇譚》里還有個情節非常有趣,蛋生一開始看不懂袁公刻在石壁上的「神仙文字」,直到袁公將之轉成人類文字,蛋生才學到了天書的奧秘。
雖然這是一部動畫片,但這也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神所用的語言和文字,等同於人所使用的語言和文字么?
不同地區、不同宗教、不同人群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穆斯林會覺得寫就《古蘭經》的阿拉伯語是神聖的;基督徒則不認為寫就《聖經》的希伯來語或者希臘語是神聖的;猶太人的態度則介乎於前二者之間;瑣羅亞斯德教的祭司們則認為存在一種「神聖語言」,人類可以在心中默讀,但是人類是無法發音的;等等。
可是這些古人之間,有一點是相同的,即書寫和文字的出現本身都是一樁充滿了奧秘的事情:柏拉圖不信任書寫,但也沒有否認文字是由神所發明的,賜予人的禮物;基督徒認為語言雖然不是神聖的,但是先知們的作品卻是在神靈的指導下完成的。
另外,必須說明的是,在古代並非人人都懂得書寫和閱讀。有幸懂得書寫和閱讀的人,就會被人們認為有可能掌握了神靈的奧秘——在歷史之中,最早掌握書寫的人群基本都是祭司,或者是參與祭祀神明的貴族。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以及印度的梵文,在很長時間都只局限在祭司、貴族和婆羅門的範圍之內。
同樣,在《聖經·舊約》的《歷代志》和《列王紀》之中,也記載了一件類似的事情:
當約西亞(Josiah)登上王位的時候,他開始著手修復曾經被毀的聖殿。在修復過程之中,工匠和祭司發現了一卷「妥拉」。於是祭司便把這一卷作品交給了文官,文官拿到約西亞王面前並且朗誦了一番,讓聽到這番內容的國王大吃一驚。
國王命人拿著這卷書去找人「鑒定」,大家找到了一位女先知去詢問這卷作品的真實性,而女先知替上帝回復說這卷作品就是真的「妥拉」,希望國王和大家遵守之。大家將這消息帶回給了國王,於是約西亞王便將這部作品公之於眾——這卷作品就是如今《聖經·舊約》之中的《申命記》一卷,其中記載的內容便是,摩西在登西奈山之後,在逃出埃及四十年之後,在約旦河的東岸對眾人所講的話。
自此之後,在各個「猶太會所」(Synagoge)之中,這些經文將會被不斷重複,並且成為了一種傳統——在安息日,猶太教的拉比們會進入到會所之中,打開一卷經文,朗誦之後,開始為人們講解其中的內容。
這一行為也影響到了基督教的誕生。耶穌在拿撒勒的時候,步入了猶太會所,負責保管經文的執事便把《舊約·以賽亞書》交給了他,他念了其中的一段,並且為人們講解其中的意思,然而人們卻不接受他的教導,甚至想把他從山崖上扔下去;在加利利,他在會所講經的時候,甚至遇到了被魔鬼附身的人,等等。正是通過了這樣的方式,耶穌逐步在民眾之中傳播了自己的名聲和思想。
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也許在很多人的想像中,掌握寫作又有權威的人會胡亂地使用這種能力來搞自我創作。然而這是一種誤解,人類的自我創作在很長時間都是被嚴格限制的,不能以公開的形式出現。因此即便某些「自我創作的作品」被人書寫下來,也會被更多地認為是用來記載已經存在的事實——因此,在古代經常盛行「托古改制」的事情,假託古人之口,行今人之事。
譬如,歐洲歷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的贈禮」(The Constantine『s Gift),便是中世紀的修士們偽托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之名所作,該文件稱在四世紀之時,羅馬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曾把帝國西部政權「贈與」了教皇,因此日後西部的國王們也都應該聽從教皇的指導。這在很長時間都是教會用來對付王權的有力武器,而這個秘密直到十四世紀才被人文主義者的考證所發現。
13世紀描繪君士坦丁贈禮的壁畫,左為教皇,右為君士坦丁
又譬如,曾經震動了整個基督教古代世界的《狄奧尼修斯文集》(Corpus Dionysicum)。其作品本身應為四、五世紀的一位敘利亞隱修士所作,但是託名為《聖經·新約》中的保羅的學生「亞略巴古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結果一下子,就讓當時的人們信以為真,並且奉為經典之作,而且這個秘密也要比《君士坦丁的贈禮》隱藏的時間更久,一直到了1895年才被兩位德國學者發現。
當然,這樣的例子也並非西人獨有。在近代中國也有一次,那便是康有為著名的《孔子改制考》,以此為變法革命找一個借口。
三、 寫書與裝訂
如今英文中的「Scripture」(經書)一詞,便源自於拉丁語的Scriptura,這個詞與書記員(Scribe)一詞,以及用文字描述(Describe)一詞都是同源一體,其本意也並不神秘,就是指那些「被寫下來的東西」。之後方才被引申為「經文」,蓋因這些內容尤為重要,害怕被人們忘記。
當然,我們也沒遇到袁公,不能讓他施法把這些文字都灌入到我們的腦子裡。而柏拉圖骨子裡也非常鄙視那些記憶力不好的人,可是架不住我們大多數人並沒有超群的記憶力,只好靠著「好記性不如爛筆頭」的俗語來安慰自己。
不過,隨著寫下的東西越來越多,人們也逐漸發現了一個問題,那便是我們到底怎麼才能把這些東西收拾在一起?
最初的西方的「書」的名字是Liber,它意思指的是薄版,這是因為人們最早並不是在「紙」上寫作東西,而是在各種板材上寫作——可以是木版、泥版或者石版。譬如,在我們中學的歷史課本上,便可以看到最早的人類文字之一「楔形文字」就是寫在一塊塊的泥版之上。又譬如,摩西在西奈山上得到的「妥拉」,也是寫在石版上的。
大約公元前21世紀的楔形文字
因此,如果是那個時期的人們談到「書」這個詞,他們腦子裡實際上反應出來的是各種各樣的「版子」。當然,這些東西倒是不需要考慮如何裝訂,因為它們太沉重了……不過人們還是需要把一些有紀念價值的Liber集中放在一起,而由此也誕生了最早的「放版子的地方」,即「圖書館」(英語里的Library一詞也就是由Liber而來的)。
隨後,埃及人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張之一,「莎草紙」,直到這時候西方人才就擁有了我們現代意義上的「書」的雛形。這些莎草紙被人們稱為「bibilos」。到了這時候,人們再談到「書」的時候,腦子裡才會反應出把很多張紙放在一起,並且還是拼合在一起的那種東西。這時候,「書」這個詞就等於是「很多張紙張」(bibilon)的意思。
如果外語不錯的人看到這個詞,可能會覺得非常眼熟。沒錯,這個詞就是「聖經」(the Bible)這個詞的來源。因此,「聖經」這個詞的本來意思,其實就是「那麼一本書」。
更為有意思的是,大概西方人並沒有我國的書法傳統,因此在他們看來「寫字」其實並不是「寫字」,而是「畫字」或者「描字」。因此,在古代西方那些寫下來的文字,其實也就被稱為「畫」或者「描」下來的內容(graphe)。因此,在「那麼一本書」上「畫下來的字」就是指的是《聖經》上面的「經文」。
雖然相比於前人使用木頭、泥巴和石頭製作版子,莎草紙的性能已經進步的非常多了,但是莎草紙本身不僅距離現代紙張的性能差距甚大,即便是距離我國古代的「蔡侯紙」性能都還是差上很多。
其性能決定了它只能在單面書寫(因為墨水很容易「霪」到紙的背面),而且由於質地比較脆,還不能摺疊存放,於是人們便把這些「紙」卷在一根棍子上(金貴的書就用象牙做棍,比較次的書就用木頭做棍),外面再繫上繩子,便可以保存起來了——這時候,人們稱呼「書」就多了一個新名字,那便是「軸子」或者「卷子」(Volume),這便是來自於那些用來捲紙的棍子。
因此,當時的古代西方人並不會說出,請給我一「本」書這樣的話,而是會說,請跟我一大「卷」書,或者請給我一大「軸子」書之類的話。這個詞我們如今也在用,比如,當我們談到一套叢書中的第幾本,我們便會說這是「第幾卷」。
雖然其性能不過如此,但是莎草紙已經可以允許人們同時保存大量的書籍了,畢竟這些「卷子」要比「版子」的成本低得多,佔用的空間也小得多。這時候,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隨之興起。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亞歷山大城圖書館,最多的時候竟然保存了幾十萬卷書。而且,這還間接的促生了一種職業,買書和賣書成為了一種可能,書店老闆這個行當誕生了。
儘管如此,莎草紙的性能上限實在不高,這時候西方人發現了另外一種替代品,那便是用「羊皮紙」和「小牛皮紙」。實話實說,這種『紙張」的性能已經非常接近我們現代人使用的紙張,然而這種「紙」的造價可要遠遠高於中國古人使用的紙張,以及我們現代人使用的紙張。畢竟要製作一張「羊皮紙」或者「小牛皮紙」,就要殺死一頭牲口,而且其身上還不是每個部分的皮都可以用製紙,只有特定的平整光滑的部分才可以使用。
1329年的羊皮紙文書
要知道,在羅馬帝國晚期至中世紀的時候製作一部體量不大的書,差不多就要用幾十張這樣的紙——這些由獸皮所製作的書籍,幾乎不能被看作是日常消費品,而是被當作奢侈品保存起來。故而,很多教堂既為了讓人們有機會能閱讀到一本「書」,又為了防止人們把書偷走,就會單獨設立一個鐵籠子把「書」裝到裡面,或者用鐵鏈子把「書」栓起來。
然而,也正是依賴於這些獸皮紙張的良好性能,西方人才終於得以「本」這個方式來裝訂書籍。這時候,「書」又獲得了一個新名字,叫「本子」(Codex)。不過,之所以能夠得名叫「本子」,也還是因為這樣的「書」長得非常像最初的「版子」書——大概在古人看來,無論是「版子」還是「本子」其實都是「一大塊兒」或者「一大片兒」的存在。
由此方可以說,現代意義上的書自此在西方誕生了。
本文原標題:《固化階段:經書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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