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讀《延安日記》憶蕭軍

2017-10-15

李歐梵

延安文藝研究

李歐梵（1942年10月10日－），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知名文化研究學者[1] 。1942年10月10日生於河南太康，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評論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現代文學及文化研究、現代小說和中國電影。

第一次聽到蕭軍這個名字，是我在美國念研究院的時候。

一九六三年秋，我迷迷糊糊地轉學到哈佛讀東亞研究的碩士班，對於「共產中國」一無所知，第一學期選讀業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研究生課──「當代中國」，就討論中共文藝整風問題，蕭軍丁玲等人都是被批判的對象之一。史老師說：「蕭軍原是一位革命作家，又是魯迅的大弟子，為甚麼被整肅呢？」於是我就決定寫一篇研究蕭軍的論文。既然我對他一無所知，乾脆把他的作品全部從圖書館借出來一本本讀，先讀《八月的鄉村》，覺得文章生硬，似乎在模仿蘇聯早期的革命小說，後來發現果然是受到法捷耶夫《毀滅》的影響，人物和情節屬於同一個模式。然而，《八月的鄉村》的字裡行間自有一股強悍霸氣。後來看他的《第三代》和其他小說，更覺得這種草莽英雄色彩其來有自，似乎和蕭軍的東北出身有關，他小說中時常出現「鬍子」土匪之類的人物，於是認為他的個性絕對和延安精神不合。沒有想到史老師對我的論文頗為欣賞，後來就變成了我的碩士論文，並收入拙著《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最近翻閱剛在香港出版的兩巨冊蕭軍的《延安日記：1940－1945》，發現果然如此。這股「霸」氣的背後，另有一股他對延安文藝界──包括延安作家的水平──的強烈不滿，在日記開端就躍然紙上。

我又發現，原來蕭軍和丁玲在延安時私交甚密，時常一齊散步，討論文學，也時常吵架。後來丁玲由朋友變成了批鬥他的對手。

一九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公務之一就是希望請到兩位作家到美國去參加翌年召開的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的學術會議，美國的幾位同行想請吳組湘，我想請蕭軍，結果兩位都請到了。記得我第一次由作協安排到蕭軍家拜訪，第一個印象就是這位老人個子不高，但精神抖擻，身體更是碩實，平頭大臉，完全是一個北方大漢。他告訴我在文革期間飽受磨難的經歷：有一次紅衛兵把他拖出去打，他背部的血從汗衫滲了出來，汗衫幹了，也黏在背上，但他依然不屈服。可見他的「鬍子」精神支撐了他一生。當時改革開放初起，我見到的文藝界人士大多小心翼翼，只有少數人如劉賓雁和蕭軍，願意暢所欲言，一無所懼。

當我提到邀請他到美國開會的事，他一口答應，只提一個條件：要女兒同行，我也一口答應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加州舉行「魯迅和他的遺產」學術會議，中國的嘉賓除蕭軍和吳組湘（其實他當時已是北大的名教授）兩位作家外，還有兩位魯迅學者，日本的學者代表是丸山升，美國的現代文學學者則一網打盡。記得有一晚會後閑談時，研究蕭紅的學者葛浩文向蕭軍興師問罪，說他當年虐待蕭紅，還打過她！蕭軍矢口否認，兩人也許都飲酒過多，幾乎吵了起來，我作為主人只好勸架，但心裡著實同情蕭紅，因為我一向認為蕭紅作品的藝術價值較蕭軍為高，但當年蕭軍的名氣卻大得多，甚至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也出盡風頭。毛澤東五月二日第一次演講後，他第一個發言，他在日記中這樣寫著：

「我第一個起立發言，約四十分鐘，對於每一個問題，我給了自己的說明…我的講話和平時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歡騰。我的精神和言語始終控制著他們。」甚至丁玲也「為我的話感動地笑著」。（《延安日記》上卷，456－457頁）可見當年蕭軍如何意氣風發，目中無人，甚至連毛澤東他也看不在眼裡，說毛的文章雖然「有才華見解」，但「缺乏一種沉潛的、深刻的、藝術的力量！他是中國式的、感覺式的。他應該更深沉，鍛煉成一種深刻的，悲劇似的力量。」（第453頁）

山雨欲來風滿樓，雖然毛澤東在會前曾約他面談數次，四月廿七日兩人還盡情談了五六個鐘頭。臨行時，蕭軍笑著說：「我只是擔心死！」毛也笑著說：「放心，你死不了的！」（第453頁）蕭軍一直以為毛澤東很欣賞他，認為他忠誠、坦白、正直，雖然不是黨員，但也在革命的大前提之下為黨服務。然而，延安作家之間的各種勾心鬥角的「宗派主義」也令他煩惱。最後由於王實味的問題一發而不可收拾。《日記》中記載得很詳細，蕭軍確曾為王實味抱不平，因而引起和艾青、胡喬木等人的過節。

而王實味事件則成了文藝整風的第一炮。

六月十一日，蕭軍收到「中央研究院利用黨的群眾向我來提抗議，說我誣衊了他們，抗議書上簽名的團體八個，人名一百零八，我真想不出他們最終的目的是甚麼？」（《日記》上卷第499頁）。但蕭軍依然有恃無恐，「不管他們用任何手段，我要一直戰鬥下去。」（502頁）還寫了一篇備忘錄送交毛澤東辦公室。然而，經過數次會議之後，他看到黨的領導階層人物的真面目：「朱德倒是一個誠樸的人」；「林彪是一個近乎陰暗的，胸襟狹小，矜持的人，這不是一個大將的材料，而且不像長壽的樣子。」（513頁），真可謂未卜先知。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上赫然有下列字句：「我決不能成為這樣「家族」的一員，他們只能留下一些二流貨。對於這個黨，我一天天將要冷淡了我的熱情」。（513頁）

讀到此處，我不禁為蕭軍揑一把汗，他作為一個黨的「同路人」，遲早會在整風運動中遭殃。大難臨頭，蕭軍仍然不知不覺。這倒勾起我的另一段回憶。

在美國的魯迅會議結束後，艾荷華的聶華苓邀請蕭軍往訪，我帶他們父女同行，原來丁玲也適在艾荷華。美國學界──特別是女性學者──對於丁玲十分狂熱，視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第一個女性主義的作家，不少人以她和她的作品為題作學術文章，偏偏我沒有興趣。抵達的當晚，在華苓和安格爾家的陽台上，蕭軍親向丁玲興師問罪。至今我們還記得他說的話：「當年在延安，你們一大隊人來找我，一個個輪流批鬥我，我就是不怕！你們要來文的武的都行，了不起到山坡打一架，誰會是我的對手？！」聽得在場的客人都儍了眼。事隔三十多年，我或許記不清每一句話，但蕭軍的確如是說。丁玲呢？反而態度大方，只回答說：事隔幾十年了，往事不堪回首，就算了罷。蕭軍悻悻然，並不領情，場面一時很僵。

蕭軍指的是否就是這份一百零八人抗議書事件？一九四二年後半年的《日記》中處處流露蕭軍心情煩悶的記載，他不停地看書，又趕寫長篇小說《第三代》。十一月八日的《日記》中提到一個「指導員程追──打罵小鬼，我說他他還罵我，於是我揍了他幾拳，又趕到山下去揍了他兩棍子，我覺得這樣幹得很對。」（637頁）草莽英雄的本色，至此顯露無遺。對方告上法院，蕭軍不服，最後法院判蕭軍六個月從刑，緩刑二年已經對他很客氣了。黨方不斷派人來說服他，要他收回反黨言論和備忘錄，他就是不肯，這個水火不相容的脾氣，終於導致一九四六年的對他的全面大批判，被定性為「反蘇、反黨、反人民」。這已是蕭軍離開延安以後的事了。

翻看延安日記倒是證實了我多年前寫論文時對於蕭軍的臆測：他的「鬍子」氣和英雄主義所代表的是一種「力」的人生哲學，這似乎和五四文人的溫文柔弱的典型正好相反，那麼他到底是否適合作一個作家？在九月七日的日記中他承認：「我愛武功，但我的命運卻只能使我老死在筆墨上了！我將一生不甘心走盡我這生涯的路，這是一種說不出的悲愴！」（578頁）

可惜我當年和他見面時沒有抓住機會，和他深談，當然也不知道他有這本日記。蕭軍從來沒有問我為甚麼要研究他；而丁玲卻數次問我：「你為甚麼不研究我？我可以為你提供一手材料！」其中之一就是她的那篇〈公開的情書〉的對象到底是誰？文中只稱他為「同志」（而且用的是俄文），原來就是她暗戀過的馮雪峰。而蕭軍呢？則絕口不提蕭紅，甚至在《延安日記》中也語焉不詳，只說聽到她在香港逝世的消息為之落淚，並參加了在延安的追悼會。只此而已。《日記》中經常提起的「芬」（王德芬）則是他的妻子，她是否最終和蕭軍廝守一輩子，我竟然也不得而知。真是罪過。

本文由周海濱微說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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