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邁入老齡化社會，利用好人口紅利是關鍵

天下 10-17

中國正邁入老齡化社會，生育率低、人口結構老化、社保制度滯後正成為未來發展的重大隱患。如何改革社會保障措施使老年人得到更好的支持，如何改革醫療政策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如何利用好第一類和第二類人口紅利，都是我國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持續考慮的問題。

關鍵詞：人口

全文大約3200字，閱讀時長約為8分鐘。

報紙原文：《利用好兩類人口紅利是關鍵》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非趙忠

按照通行標準，以65歲及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來度量人口老齡化程度。從 1953年到2015年，我國老齡人口所佔百分比從4.4%漲至10.5%；而且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越來越快：1953年到1995年，老齡人口佔比年均增加0.04個百分點；1996年到2005年年均增加0.14個百分點；2006 年到2015年年均增加0.29個百分點。除了佔比，整個人口基數也在上漲，顯示我國老年人口的數量在加速增長。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可能會對社會發展造成以下不利後果：加重養老負擔以及醫療負擔、衝擊勞動力市場和妨礙經濟發展。這幾方面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養老負擔逐漸加重。1953年是7.4，即平均100個勞動力養7.4個老年人。2015年翻了一番，高至14.4。養老在資金支出上的負擔也在加重。從2005年開始，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佔GDP比重持續增加，養老支出負擔不斷加重。

人口流動加劇了省份之間、城鄉之間的人口結構失衡。隨著老齡化問題加劇，省份之間、城鄉之間的人口結構失衡也在加重。一個地區的年齡結構受該地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遷移三方面影響。在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在沿海地區和城市地區嚴格實施，這本該使得這些地區的老齡化進程加速。然而計劃生育政策與人口遷移之間的相互作用，逆轉了區域間的老齡化趨勢。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更為嚴格的地區有較低的人口出生率，因此其本地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些地區對外來勞動力的需求更高。這樣，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差異加速了內陸和農村人口向沿海和城市的遷移。同時，遷移的人群大多以工作為目的，年齡較低，緩解了遷入地的人口老齡化。從2000年至2010年，安徽、甘肅、貴州、四川、重慶等地的65歲及以上人口所佔比重上升了2.5個百分點以上；而北京、上海、天津的比重甚至有所下降；浙江、廣東的比重增長不足0.5個百分點。這說明由於我國人口內部遷移，將沿海省份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轉移到了內陸省份。

綜上所說，雖然沿海省份和城市地區執行了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由於人口遷移的作用，老齡化問題的嚴重程度在內陸及農村地區反而更加大。除了年輕人口向沿海和城市流動的壓力，內陸省份和農村地區的老齡化壓力還源於其他方面，比如這些地區通常欠發達，而且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相對不完善，等等。此外，省際人口結構不平衡會導致養老基金的收支失衡，部分人口凈流出的省份出現了養老基金當期結餘虧空。

老齡化加重了政府和家庭在健康醫療上的負擔。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家庭、政府為老年人在醫療健康方面支付的費用越來越高。老年人有很多常見的健康問題，比如日常的行為障礙，身體部分或全部失能，以及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還有如阿茲海默症等老年病，這些健康問題的治療以及管理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和精力。

老齡化會對勞動力市場造成衝擊。老齡化問題加重，導致現有勞動力面臨更繁重的養老負擔。他們不僅需要贍養自家老人，同時還需要繳納社會保險，參與供養當期的其他老年人。一方面，勞動者繳納更多養老保險，自己用於消費等改善生活質量的支出就減少了；另一方面，勞動者花在照顧老年人身上的時間增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會變少，進而可能影響勞動者的生活質量和勞動生產率。此外，勞動力比重降低，或導致我國勞動力相對短缺，人工成本上升。

老齡化還會妨礙經濟發展。首先，如果產業結構跟不上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就可能造成資源錯配，進而影響經濟效率和產業發展。其次，現有的養老保險體制是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統籌賬戶由企業繳費，養老負擔加重會削弱企業生產積極性。再次，從事生產的勞動者減少，而需要政府支持的老年人增加，因此政府的財政赤字可能會越來越高，誘發債務風險。

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應對措施

從生育政策的角度應對老齡化問題。

（1）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我國所有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旨在通過提高出生率緩解人口老齡化。我們通過數值模擬，對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減輕我國老齡化進行了推斷。模擬顯示全面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人口與勞動力數量的增長。然而不超過2030年，我國的人口很可能開始減少。結果顯示全面二孩政策仍遠不能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2）取消生育限制與生育鼓勵政策。假設取消生育限制能使女性總和生育率提升（基於一些東亞國家的經驗，這是一個很高的值），比起全面二孩政策，徹底取消生育限制或許能夠更好地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但仍不足以根本緩解這個問題。基於日本、新加坡、韓國、我國台灣地區等與國內文化背景相似的國家或地區生育鼓勵政策的實施結果，未來生育鼓勵政策在我國的成效並不樂觀。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鼓勵政策已經實施二十多年，但對人口出生率的影響很小。生育鼓勵政策在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實施的時間並不長，收效還有待驗證，但到目前為止相關政策對提升出生率的成效仍不明顯。政府應該吸取以上四個國家或地區的教訓，儘快就人口老齡化問題做出進一步反應。

從人口紅利的角度應對老齡化問題。人口紅利主要分兩類。第一類人口紅利，指由於出生率低導致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性人口（勞動人口）增長的速度高於消費性人口（兒童與老人）的增長速度。但是一段時間後，勞動人口的增長速度放緩，甚至慢於消費性人口的增長，這時第一類型的人口紅利就消失了。第二類人口紅利，指成年人在工作的過程中積累了資本和財富，到老年時開始消費。由於老年人佔有的資本和財富較高，老年人比例提升會使人均資本和財富增加，而更高的人均資本財富有助於提高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1）延長第一類人口紅利的措施

要延長第一類人口紅利，應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1、取消強制退休制度、推行靈活退休年齡制度；2、糾正教育錯配和過度教育，重視職業教育；3、提高女性和老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4、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充分發揮農村人力資源的優勢和作用。

（2）延長第二類人口紅利的措施

為更好地利用第二類人口紅利，我國需要解決以下兩點困難和挑戰。1）改革養老金制度，大力發展養老金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第二類人口紅利假設勞動者在工作期間進行財富積累用於老年的消費，使老年時候佔有的資本和財富增加。但是，如果社會保障制度不合理，就會擠出私人儲蓄和投資。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中有三個養老支柱。第一支柱是國家負責的基礎養老金，該部分養老金會對私人的儲蓄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第二支柱是企業年金和事業單位職業年金；第三支柱是個人的積蓄。我國現在的養老壓力幾乎都落到了第一支柱上，其直接後果是現行養老制度不堪重負，同時造成對個人儲蓄的擠出。因此我國應該大力發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2）穩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城鄉二元結構。

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其他措施。除了生育政策和人口紅利的視角，我國還可以從社會保障、健康與照護、經濟和產業等方面應對老齡化問題。

（1）社會與公共政策

從社會保障政策的角度看，提高養老金統籌層次或將養老金進行省際調劑，都是緩解老齡化問題的改革方向。從健康與照護政策看，既然老齡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公共政策就應該關注如何促進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以及如何完善健康服務的效率進而降低醫療成本。此外，充分利用市場、社會資源完善養老體系，利用社區基礎公共服務體系緩解養老問題，都需要相應政策的出台。

（2）經濟與產業政策

從經濟和產業政策考慮，人工成本上漲帶來了我國產業升級的壓力；勞動者教育水平的提高為產業升級提供了條件；同時人口結構變化改變了我國人口資源稟賦，需要改變產業結構使之與資源稟賦匹配；老年人比重大必然會改變商品需求結構，為銀髮經濟和養老產業發展提供潛在的契機。我國應因勢利導，使產業轉化和升級符合我國人口變化的特點，在經濟新常態下找到新的增長點，保持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對養老負擔、醫療負擔、勞動力市場和經濟發展等方面都會帶來不利的後果，因此需要藉助人口、社保、健康、經濟等各方面的政策應對老齡化。在當前老齡化的趨勢下，我國如何改革社會保障措施使老年人得到更好的支持，如何改革醫療政策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如何改革經濟社會政策使得經濟社會發展和老齡化趨勢相適應，如何利用好第一類和第二類人口紅利，都是我國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持續考慮的問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8期第2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