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芷江機場：見證日寇投降的偉大時刻

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萬侵華日軍的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一行,由南京乘飛機專程前來湘西芷江乞降,宣告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美夢的徹底破產,中華民族百餘年恥辱得到了洗雪,偏遠的山區小城芷江,遂成為馳譽中外的抗戰勝利受降歷史名城。大軍雲集的芷江芷江,地處湖南西部邊陲,居雲貴高原東緣和雪峰山西脈之間,是通往西南諸省的孔道,素有「滇黔門戶,全楚咽喉」之稱。由於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民國時期,國民政府也視芷江為軍事要鎮。1934年,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在御日國防建設中,就極力主張「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空軍基地宜設在雲南昆明,戰時大本營宜設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帶」。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由南京遷都重慶,更感到芷江這個「全楚咽喉」對捍衛大西南後方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至1945年有大批中國及同盟國軍隊及軍事機構陸續遷入。據統計,從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駐芷各種軍隊及軍事機構多達220個,大到國民政府的陸軍總部、方面軍司令部及軍政部、軍令部所屬單位,小到高炮連隊、防空哨卡。從兵種看,有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及憲兵等多個兵種。既有中國軍隊,也有蘇聯、美國的空軍。美軍地、空勤人員最多時達6000餘人。在竹坪鋪、七里橋等處的低岡,田壠里魚鱗板似的黑色營房、倉庫、商店連成一片,車水馬龍,人流如織,形成了「美國街」。原不足3萬人的縣城,驟增至10餘萬人。芷江,成了大軍雲集的前哨陣地。修建芷江機場由於軍事機構的遷入,兵員的不斷增多,作為重要軍事設施的飛機場,也隨著戰爭的需要而興健擴建起來。芷江機場位於縣城東郊一公里處,原是一片開闊而低矮的丘陵地帶。又因古時小岳之上多生楠木,故又名楠木坪。1934年,蔣介石在圍剿中央紅軍的同時,於12月1日電諭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為將來綏靖川湘黔三省邊境計」,令在芷江修建飛機場。

開始組織人員對機場地形、範圍進行勘察。由於勘察技術力量薄弱,進展遲緩,到10月底,勘察的總體方案均未落實,後因故機場的勘察工作曾一度擱置起來。1936年7月機場的勘察工作又重新開始,10月機場的興建方案已定。以原校場為基礎,擴修成一個800米見方的飛機場。縣府抽調民工2000餘人,開始施工。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戰事趨緊。重慶政府深感加強湘西設防的重要,必需加速和擴大機場的修建。即以國民黨中央航空委員會的名義電令湖南省政府,要求將芷江機場由原來的800米見方擴大為1200米見方。第四行政專員公署從芷江、麻陽等11縣徵集19000名民工,於1938年1月12日正式動工。當時國民黨航空委員會指派工程師林澤群負責機場的規劃、設計、勘察、組織施工等全面技術工作,後來又派實習工程師黃彰任協助林工作。這次擴修任務包括跑道、停機坪、排水道、機窩及隱蔽葯庫等,工程十分浩大。按施工規劃:佔用良田、道路、村舍面積為1034 77畝;開挖搬運土石方777888立方米,滾壓面積544987平方米;鋪沙石面積為181662平方米;搬遷民房20餘處,計建築面積7755 35平方米;搬遷墳墓24000餘座。參加擴修機場的民工,勞動強度極大。當時挖土、運土、滾壓等繁重勞動,沒有機械作業,全靠手工。民工在挖山頭的同時,還要把剩土運去填塞溝窪,每填高40-50厘米需錘牢夯實一層,最深處需得填3-4米的土層。幾千畝的大機坪,都是靠上百人拉著一個個三四十噸重的水泥大石滾碾壓。

民工的生活極其艱苦,衛生條件極差。各縣民工分住在縣城的庵堂寺廟、宗祠會館及居民的院落里。由於人員過份集中,暑天施工,體力消耗大,飲食差,身體虛弱,加之挖掘的上萬座墳墓,白骨亂拋,日晒雨淋,造成工地環境的嚴重污染。1938年7月,發生霍亂流行,修機場的民工,每天死亡數十。據官方統計,在幾次擴修機場中,因患霍亂或勞累而死亡的民工不下5000人。當時外地人流傳著這樣一句口頭語:「人到芷江,九死一傷。」民工施工的工錢,按施工付酬規定,原定每立方米的土方,價4角5分,後降為2角4分。實際上除每天兩餐糙米飯外,民工分文未得。征工處的人員大肆貪污。1938年5月底,芷江征工處副處長楊毓桓、監工唐立成因貪污事敗露後,激起民工的極大憤慨,紛紛投書告狀。當時,正逢湖南省主席張治中來湘西視察,聽後甚感氣憤,遂於6月5日,將副處長楊毓桓解省鞫訊。並將監工唐立成就地槍決。這雖然平息了一時民憤,但各縣負責管理民工的頭工們的貪污之風並未剎住。如後來的擴修機場中,芷江縣長秦佑農、黔陽縣長劉伯謙從民工身上颳去上百萬元的血汗錢而逍遙法外。1938年10月,除完成了2000畝機坪及1600米的跑道擴修任務外,還修建了導航台、指揮塔、疏散道等工程設施。經國民黨航空委員會芷江工程處驗收合格,隨後機楊開始使用。

1940年至1945年初,又多次加固擴修,使其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東方的第二大軍用機場。也正是這個湘西人民用血肉築成的機場,後來竟和抗日戰爭的勝利結下了不解之緣:因爭奪芷江機場而發生的「湘西會戰」,是抗戰期間中日雙方的最後一次惡戰;「芷江受降」更使其蜚聲中外。重要的空軍基地1938年10月機場竣工後,國民黨武漢航空第九總站及南昌飛機修理第二廠相繼遷來芷江。從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先後有蘇聯志願空軍中隊、中國空軍第二大隊、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第六十八飛行聯隊、運輸機隊、中美空軍混合團的第一大隊(轟炸機隊)、第五大隊(戰鬥機隊)和中國空軍第四大隊等空軍部隊進駐芷江機場。尤其是1944年初-1945年8月,中美空軍的大批鯊魚式、野馬式、黑寡婦式戰鬥機、偵察機、中程Ｂ-25型轟炸機、大型Ｃ-46式運輸機聚集在芷江機場,最多時達300-400架。芷江機場,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國民黨重慶政府的前進機場,盟軍的重要空軍基地。當時又是軍事保密的重點,凡涉及這一機場空軍作戰及戰果的報道,都是以「紅岩機場」、「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號頂替,給這裡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神秘色彩。這一山區機場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不可忽略的軍事地位,發揮過重大作用。

1944年初,大批中美空軍部隊進駐芷江機場,陳納德將軍將駐芷空軍的作戰區域明確地劃定為「以華中特別是黃河以南、平漢鐵路以西地區、南京、上海以東地區」。駐芷空軍部隊負責奪取制空權、空戰殲敵,並擔負著對日軍粵漢、湘桂等鐵路、公路運輸線及長江、湘江、洞庭湖等處的水路運輸線的轟炸和封鎖,切斷日軍後方補給、阻滯其南下西進行動和支援中國陸軍地面部隊作戰任務。1944年5月12日,第五大隊分隊長喬無遏率領8架「鯊魚式」(Ｐ-40式)戰鬥機前往遂川襲擊日軍兵站。剛飛抵目的地,即遇6架日本零式戰鬥機的攔截。空戰中,喬無遏和盟機各擊落日機1架,以2:0首戰獲勝。7月19日、第五大隊出動「鯊魚式」機10架,襲擊新市日軍兵站,與日本戰鬥機16架相遇發生空戰,中國飛行員共擊落日機6架,其中冷樹培一人擊落2架,以6:0再次告捷。駐芷中美空軍不僅在空戰中打得日本空軍聞風喪膽,更以奇襲日軍機場,摧毀地面敵機而叫侵略者「談虎色變」。

1944年下半年,日軍以監利縣境內的白螺磯機場為犯湘的主要機場、集聚大批飛機,直接參与衡陽會戰。7月9日,第五大隊隊長向冠生率20餘架「鯊魚式」機超低空貼洞庭湖面飛行,突臨白螺磯機場,對機場旁3個大型機庫實施輪番攻擊,共擊毀日機110餘架,創抗戰期間中方空軍擊毀日機的日最高紀錄。24、28日又兩次奇襲白螺磯機場,擊毀日軍零式和東條式飛機50架。

1944年底,在豫湘桂戰役中為了牽制日軍行動,支援地面部隊作戰,駐紮在芷江機場的中美空軍,對日軍機動襲擊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1945年1月3日,中美空軍混合團第一大隊在美空軍上校貝納特的率領下,攻擊日軍漢口機場,擊毀日機49架。3月29日,中美空軍混合團第五大隊派出兩個編隊17架「野馬式」(Ｐ-51式)戰鬥機,沿長江東飛1060餘公里,遠征在日軍佔領下的南京三大機場,僅20分鐘時間,勝利完成對明故宮機場、大教場機場及新修之運輸機場的攻擊,摧毀地面日機15架,中方無一傷亡,全部安全返航。

1944年7月19-21日,駐芷江機場的第十四航空隊,在長沙附近的湘江中炸毀日軍供應船50艘,擊斃日軍50餘人,在衡陽外圍摧毀敵軍供應線6處。中美空軍混合團在長沙南擊毀貨車20輛,在祁東擊毀貨車45輛。8月3日,空軍第一大隊出動Ｂ-25式轟炸機群,轟炸了黃河鐵橋。8月13日,第五大隊分隊長項世端率8架戰鬥機在新市公路旁擊毀30餘輛日軍車。8月25日,張唐天率4架戰鬥機在衡山附近的湘江江面上,炸毀一艘大型日軍鐵甲船。8月底的一天,第五大隊大批「鯊魚式」戰鬥機在岳陽附近的船塢上空,以汽油彈攻擊,燒毀日軍上千艘大小運輸船隻。

據有關史料的不完全統計:從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個月時間裡,僅駐芷江基地的第五大隊就出動Ｐ-40式和Ｐ-51式戰鬥機88批,784架次,對鄭州、長沙、衡陽、獨山、漢口、南京等地日軍實施攻擊,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共摧毀日軍倉庫、住房582棟,炮陣地10個,擊毀日機25架,卡車320輛,運輸船隻410艘,火車6列、車廂208節,擊斃敵步騎兵3037人,戰馬745匹。芷江機場在抗戰期間,不僅在對日空戰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同時在空投、空運方面也作出過一定的貢獻。在1944年7、8月份的衡陽保衛戰中,由芷江機場起飛的運輸機,對孤立無援的中國守軍,空投了大量的糧食和彈藥。為了確保空投物資的準確,空軍不怕犧牲,一再降低高度,為此,中美空軍先後損失5架飛機,犧牲3名飛行員。衡陽中國守軍之所以能堅持47天之久的浴血戰鬥,與芷江機場所給予的空中支援是分不開的。1945年5月中旬,在「湘西會戰」最緊張時,美駐華空軍司令部派大批Ｃ-46式運輸機幫助重慶國民黨政府將從緬甸撤回的廖耀湘所部新六軍,由昆明巫家壩機場空運至芷江,作為「湘西會戰」的預備兵力。在抗戰期間,駐紮在芷江基地的中國和盟軍的飛機,對日軍的兵站、機場、碼頭、後勤運輸線不斷實施突然襲擊,使其防不勝防。

侵華日軍在臨近失敗前發出哀嘆:「在中國戰場上,過去一直是由我們掌握絕對制空權作戰,現在則經受了完全新的體驗。」芷江空軍基地,成為威脅日軍的心頭之患。

為了摧毀芷江基地,日方派特務搞破壞,出動飛機不斷轟炸。據芷江縣府1946年空襲損失的不完全統計,自1938年11月8日起至1945年2月21日止,日機轟炸芷江達38次,出動飛機513架次,投彈4731枚,炸毀房屋3756棟,損失糧食30萬擔,損失總值(法幣)163 169億元。而這38次轟炸中,攻擊機場的就有23次,在機場上投擲的炸彈多達3109枚。838名無辜同胞在日機的炸彈下喪命或傷殘。但是芷江基地是炸不垮的,1943年,各機關、團體和居民,自動修建防空壕洞2276個。每當機場遭受日機轟炸後,成百上千的民眾,就帶上鋤頭畚箕,填補彈坑,搶修跑道,確保了作戰飛機的正常起飛降落。為了基地後勤保障,不僅有輜重汽車十九團的2000餘名官兵駕車日夜賓士在芷江至昆明的崎嶇公路上。在最緊張時,連從鎮遠到芷江的氵無水的水運民船,也被徵用為運輸彈藥的「軍船」。芷江,成了拱衛大西南後方的鋼鐵屏障和迎接全國大反攻的橋頭堡。芷江基地保衛戰侵華日軍在不斷遭受由湘西起飛的中美空軍的沉重打擊之後,日軍決定掃平芷江基地,重新奪取制空權,消除交通線和日本本土的巨大空中威脅。

1945年4月,日軍坂西一郎率領第二十軍,下轄6個師團,3個獨立旅團,另加偽和平軍第二師和飛行師團的第四十四戰鬥隊,獨立五十四中隊及炮兵、工兵2個獨立聯隊,共8萬餘兵力進攻湘西。廣西、湖南日軍於4月上旬分三路合圍芷江,妄圖一舉摧毀芷江基地,即日方所謂的「芷江作戰」或「芷江攻略戰」。重慶國民政府軍事當局也覺察出日軍的陰謀,決定傾力保衛芷江空軍基地。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親自擔任總指揮,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擔任正面防禦作戰;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擔負桂穗路防務;第九十軍為戰役機動兵團,配置靖州、綏寧一帶,以策應王耀武部右翼作戰;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接替湘北防務;原防守湘北的第十八軍調沅陵、辰溪集結,作為第四方面軍的機動兵團,並從昆明空運新六軍廖耀湘部至芷江作總預備隊。參戰陸軍為8個軍23個師,加上後勤保障部隊,總兵力近20萬人。

戰役於4月9日打響。日軍從安化、益陽、寧鄉、永豐、邵陽、東安、新寧、武岡的1300餘里的扇形地段向湘西發起了全面攻勢。中國守軍奮起抵抗,頑強阻擊西犯之敵。4月10日,會戰開始的第二天,從芷江機場起飛的數以百計的中美空軍的戰鬥機、轟炸機徹底破壞了日軍後援地衡陽、寶慶、湘潭三角地帶所有的大小公路橋樑。20日空軍第五大隊出動全部飛機輪番攻擊放洞、紅岩、大廟、大黃沙及一四五高地等處的日軍據點,給立足未穩之敵以致命的打擊,迫使這一線日軍停止進攻。5月1日,中路日軍主力一一六師團,向雪峰山東麓的上查坪、下查坪、肝溪一帶中國守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中國空軍和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集中兵力,對這一地區的進攻之敵,實施一星期地毯式連續轟作,給敵軍以沉重打擊,迫使其潰退。進至洋溪的左路日軍,也遭到空中猛攻傷亡慘重。經過近兩個月的激戰,在中國地面部隊英勇奮戰和中美空軍的猛烈打擊下,1945年6月7日,參加「芷江攻略戰」的日軍被迫撤回原陣地。是役殲滅日軍28320人,生俘213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在這場芷江基地保衛戰中,駐芷空軍表現尤為突出的是第五大隊。

據統計,從4月10日至5月23日,43天內第五大隊就出動Ｐ-40、Ｐ-51式戰鬥機2500架次(在戰事最緊張時,一天最多曾出動250架次),投彈100萬餘磅,發射機槍彈80多萬發,殲滅大量日軍。

蔣介石急電促降在「湘西會戰」結束兩個月後,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軍民的全面反攻和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擊下,被迫於1945年8月10日通過東京電台廣播,照會中美英蘇各國,表示願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項規定,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15日,國民黨行政院正式接到日本致中美蘇英的投降電文。15日中午,在重慶的蔣介石急電駐南京的日本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催促其速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機場會談受降事宜,並要求日軍「保持現有態勢」,「聽侯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17日下午5時,岡村複電蔣介石:日本駐華最高司令部決定派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參謀橋島芳雄2人,率同隨員3人,准於18日乘飛機先至杭州再轉去玉山。當晚蔣介石又致電岡村、說是玉山機場跑道損壞,不能使用、決定改為湖南芷江機場。

當時,國民政府選擇芷江作為受降地點,據當時報載有雙層意義:

一、芷江為敵喪師折眾進攻未逞之重鎮,是年春夏的湘西會戰,為我方轉勝起點,芷江象徵八載艱苦抗戰卒告勝利;

二、芷江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廣大機場銀翼相接,極為壯觀,新裝備之戰士荷槍站立,一派朝氣,日人見此,必凜於中國實力,而有所戒懼。

18日,蔣介石再次急電岡村,要求日方代表須於8月21日到達湖南芷江,並規定前來參加芷江受降會談的日方代表的人數(不超過5人)、飛機的航線(自漢口機場起飛,經常德上空,直飛芷江)、乘坐的機型、飛行的高度(須在5000英尺以下),飛行的時間(為當時重慶夏季時間上午10時,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為上午2時),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機的識別標誌,聯絡方法等。19日下午6時岡村寧次電復蔣介石,表示「依照尊電辦理」。何應欽奉命主受降蔣介石接到岡村寧次的複電後,於19日晚召見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定其為中方受降的全權代表。隨後,何除急電駐守芷江一線的第四方面軍王耀武、新六軍的廖耀湘等加快準備外,還連夜召集有關人員會議,確定以陸軍總部、軍委會、行政院顧問團和戰區司令長官以及美軍駐中國作戰司令部的高級軍事人員,組成龐大的受降班子,並決定由昆明、重慶、貴陽各大報社派出大批記者隨同前往芷江。中日雙方要在芷江舉行受降,日本侵略軍的代表即將來芷江乞降的消息傳出後,芷江,這座曾為抗日戰爭作過貢獻的古城,頓時沸騰起來了。人們奔走相告,互相慶賀祝願。商店酒家門前掛起了節日的彩燈,大街小巷貼滿了「慶祝勝利,鞏固世界和平 」、「向抗戰將士致敬」、「向盟邦戰友致敬」、「抗戰勝利萬歲」等紅紅綠綠的標語和橫幅。在縣城東門口的兩旁粘貼著一幅鮮紅的巨型對聯,上聯為「慶五千年未有之勝利」,下聯為「開億萬世永久之和平」。在橫跋無水大橋的東西兩端,用青松翠柏搭起了兩座高大的牌樓,牌樓上的「正義大道」、「和平橋樑」八個一米見方的大字,遙相對應,格外醒目。在福音堂洋樓頂端,掛起了中、蘇、美、英等國的國旗。

20日上午,國民黨各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盧漢、余漢謀、顧祝同、湯恩伯、孫蔚如等陸續到達芷江。下午5時,何應欽、陸軍參謀長蕭毅肅及陸軍總部的主要幕僚、行政院的顧問團32人,加上美國軍方人員、記者團共50多人,分乘4架運輸機,由重慶飛抵芷江。當晚,由何應欽召集軍事會議,設立「陸軍前方司令部」,又稱「陸軍前進總指揮部」,負責全部受降事宜。因日軍代表系副參謀長職位,考慮兩軍代表軍階的大體對等,便安排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直接出面會談,並指派新六軍軍政治部少將主任陳應庄、中國陸軍總部上校參謀陳昭凱、均改佩少校軍銜負責對日軍降使的警戒和接待工作。

21日上午10日,前來參加芷江受降的中美方代表,國內外新聞記者已陸續到齊。僅居住於城南汽車站附近東亞大旅館,佩帶印有「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出入證」紅綢帶的中、英、美、法等國的新聞記者、電影攝影師就有上百人。交通部並特設了一所臨時電報局,從辰溪王耀武所部調來軍用電台供記者發稿之用。七里橋一帶所有的空軍營房全部改作招待所。為了不失戰勝國的風度,陸軍總部規定,凡參加會談的中方代表,生活上按軍事化的要求,飲食起居按會期臨時作息時間表實行,以號音為準,造成一種嚴肅莊重的氣氛。

受降會談在芷江8月21日上午9時,芷江基地派出空軍第五大隊空軍中尉周天民、婁茂呤、林澤光、徐志廣及美空軍上校葛蘭芬與樂威駕駛的六匹「野馬」戰鬥機,由芷江機場起飛赴常德,對日本降使的專機執行監護和引航任務。當今井的座機剛飛臨常德上空,中美飛行員便發現了目標。隨後在第五大隊戰鬥機監護下,朝西南方向飛行。11時15分,中美混合大隊和日本降使乘坐的綠色雙引擎運輸機依次於芷江機場降落。在飛機降落的瞬間,今井從座機的窗口裡清晰地看到,在寬闊的芷江機場的邊緣,分散隱蔽著上百架飛機。在機場上空還有6、7架飛機在雲層底下盤旋。機場上站著千名中美兩國軍人及新聞記者。日機在機場東部南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的停了下來。11時25分,在中方憲兵嚴密的監護下啟開機門,今井探出頭來對負責接待的陳應庄少校說:「請問可以下機嗎?」陳說:「可以!」首先下機的是穿藏青色西裝的日本翻譯木村辰男,接著便是頭載拿破倫帽,佩少將軍銜,蹬馬靴,著草綠色嗶嘰翻領軍服的今井武夫,跟在他後面的是隨員陸軍中佐橋島芳雄和少佐前川國雄。最後下機的是航空員社原喜八少佐、准尉久保善輔、小八重正里、僱員中川正治,並同時從飛機上帶下5口小皮箱。今井被引到一輛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車上,坐在前排的司機台旁,後面坐著前川、橋島和翻譯木村。另一輛車也插著白旗,載著其餘4個日本人和行李。陳少校所率領擔負警戒的憲兵班,分坐在最前和最後兩輛車上。4輛車成縱隊形緩緩駛出人群,向住所開去。從機場到宿舍的路上,到處都是憲兵的崗哨和圍觀的中外軍人。由於人們競相觀看日本降使的「尊容」,常常阻擋了車隊的行進,吉普車也只得開開停停。據後來今井武夫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說,內心充滿了「絕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

下午3時25分,今井武夫及3名隨員在陳應庄少校的帶領下,分乘兩輛吉普車從4里外的住所開赴受降會場。受降大廳是一間長20米,寬約8米的木房。大廳右邊的正中牆上掛著一張很大的孫中山半身像,像前面排列成弧形的幾張桌子,上面鋪著潔白的桌布,在案台前不到兩米的地方,面對著擺有4張黑色的椅子,是投降代表的座位。在大廳的另一端專門為新聞記者預備了一張大的餐桌,靠牆還有一圈椅子和凳子。桌上沒有花瓶和煙茶,明顯地標示出這是接見投降代表的地方。3時35分,在嚴肅的氣氛中,今井、橋島、前川和翻譯木村與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副總參謀長冷欣、中國戰區美軍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柏德諾等進行了受降會談。湯恩伯、張發奎、盧漢、王耀武、杜聿明、吳奇偉、廖耀湘、鄭洞國、張雪中等高級軍官列席了會議。蕭毅肅等用中日英語高聲宣讀何應欽交給今井轉送給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備忘錄宣讀完畢後,兩份早已準備好的《受領證》和毛筆墨盒,由蕭毅肅的翻譯遞送到今井的面前。這時上百雙眼睛的視線,一齊投到了今井的身上,無數的攝影機的鏡頭,也瞄準了這個中心人物。今井忙在《受領證》上簽名並加蓋了一個橢圓形的朱紅名章,攝影師快速地拍下了這一鏡頭。這一鏡頭,從此也就永久地載入了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史冊之中。鑒名後的《受領證》,一份由蕭的翻譯收回,另一份和備忘錄仍放在今井的面前,又繼續進行有關通訊聯絡方面的會談,蕭並交給今井一份電訊說明書。

第一次受降會談歷時1小時20分鐘。會談中,今井對中美方代表所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作了答覆。但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今井始終避開「投降」二字,如開始蕭毅肅要他說明身份時,他說:「我們駐華派遣軍方面則由鄙人代表向中國方面的代表見面,執行停戰協定」,當提到日本代表赴馬尼拉請降時,他又以「作軍事上的接洽」一語搪塞而過。是日晚8時30分至11時30分,蔡文治、鈕先銘、林秀欒、劉廉一、王武等赴今井住所,就軍需物資、武器裝備、資料移交、旅華日僑遣送問題進行了長達3小時會談。22日上午,冷欣中將和美國柏德諾准將及王武上校前往今井住處,就在南京開設前進指揮所,接收軍需物資、裝備以及美軍戰俘現狀、待遇等問題進行了約40分鐘的會談。當日,還有空軍上校張廷孟和有關參謀分別到今井住處進行個別談話,就有關南京、上海等處機場的狀況及通信設備進行了事務性的聯繫。關於受降簽字地點,8月21日,何應欽曾急電請示蔣介石,認為南京簽字「我新六軍尚不能開始空運,若職個人前往,在敵勢力之下,諸事進行必感困難」。要求維持重慶原議「仍在芷江較為妥當。」蔣介石8月22日以急密電復示:「可與日代表在芷江會商各條款,簽字地點決改在南京。」23日下午,何應欽在陸軍總部的一間客廳里接見今井及翻譯木村,陪同何接見的有蕭毅肅、冷欣、蔡文治及柏德諾。會見完畢,今井等日方代表乘坐插有小白旗的吉普車,駛向停留在芷江機場上的日機。14時30分,日機起飛,沿來時航線而歸。今井武夫一行在芷江逗留的時間長達52小時。

下午7時,何應欽在會談大廳前的廣場上舉行「勝利和平大宴」,美軍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柏德諾及其慕僚、各方面軍司令官及其他軍政要員、陸軍總部的全部臨芷人員和數十名中外新聞記者出席了宴會。宴會上,何應欽、柏德諾分别致辭,互賀受降會談成功。8月20日至9月7日,何應欽率陸軍總部機關遷駐芷江處理受降事宜的19天里,與日方代表「會商」了日軍投降的各項具體條款;確定了受降簽字時間和地點;轉交和擬定了中字1-24號備忘錄;收受和處理了與蔣介石、冷欣及岡村寧次等人來往的40餘份電報;調運兵員開赴南京、上海等日佔城市,布置和檢查了全國各受降區「辦理受降事務」的情況,完成了接受日軍投降的實質性工作,留待南京的只是履行簽字的程序了。9月8日上午8時,何應欽乘坐「美齡號」專機離開芷江,12時10分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降落。

9月9日上午9時,中國戰區日軍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禮堂(即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舊址)舉行,何應欽代表蔣介石出席受降;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投降。受降儀式歷時20分鐘,受降簽字儀式完畢,當日方代表退出禮堂後,何應欽便即席向全國宣布了日本投降簽字的消息。

受降城的修建芷江受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震驚中外,為世人所矚目,不僅當時國內各大報紙作為頭條新聞予以報道,事後,許多人還主張以各種形式對其作永久性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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