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中常見同語詞概念混淆及其辨析方法

選自本期「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筆談

思想史研究需要一定的方法，而方法應從概念辨析入手。概念辨析之于思想史研究，類似於考證之於歷史研究，都屬於基礎性工作。在思想史研究中，有不少概念辨析的學術行為，但是鮮有學者對其方法進行總結。考慮到概念辨析的種類很多，有同語詞概念辨析、近義詞概念辨析、中西語詞概念辨析等，相應的方法也不一而足，非一篇小文所能講清，亦非一人所能勝任，故筆者擇取其中最具基礎性的「同語詞概念辨析」加以探討。「語詞」是語言符號，本身沒有意義，「概念」是「語詞」表達的思想內容。「同語詞概念混淆」是指同一個語詞表達的可能是不同意思，學者未能加以區分而將之放在一起使用。常見同語詞概念混淆分為以下三種：

一

同一語詞古今概念混淆

同一語詞古今概念混淆，是指研究者未能區分今人概念和古人概念之不同。

如「人性」一詞，今天指的是人的本質，有詞典解釋為「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有機統一」。相比之下，先秦諸子的「人性」外延要窄得多，主要是指生而具有的屬性，甚至只是生而具有的屬性中的一部分。比如先秦的「性」「心」都是人生而具有的東西，但是「性」多指人生而具有的慾望，如「食色性也」，「心」多指人生而具有的思維能力，如「心之官則思」。可見，古今之間的「人性」概念外延差別很大。

在韓非子研究中，學界經常討論的「人性論」之「人性」，外延很大，幾乎等同於人的本質。韓非書中涉及到人的本質問題（人性、人心、人情）的材料，幾乎都納入了「人性論」。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韓非子·八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和《韓非子·解老》「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

雖然這兩句話談的是「人情」「人心」，但是研究者常常拿來論證韓非的「人性」，也未見有引用者對其中差異做出說明，似乎它們天然是一回事。與大陸學者不同，日籍台灣學者佐藤將之嚴格區分了「性論」與「人觀」，蓋未受大陸學界浸染故也。

再如「平均」一詞。今天許多學者把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解釋為經濟上財富的平均。如孟祥才、胡新生說：「貧窮、弱小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由於分配不均、心理失衡而導致紛爭和戰亂，孔子的所有思想都是從這一基本觀念派生出來的。」李宗桂說：「平均平等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主要表現為經濟利益上的彼此一樣。平均即是平等，平等必須也必然表現為平均，亦即社會財富的佔有和勞動產品的分配上的平均一致。孔子說：『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治國理家，不怕財物匱乏，就怕分配不均。」

李振宏先生髮現，古代經學家在註解孔子這句話時，講的不是經濟平均，而是把「寡」與「不均」理解成土地人民的寡少和政治不均平。如《論語集解義疏》引孔安國：「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朱熹《論語集注》說：「寡，謂民少。均，謂各得其分。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康熙時期儒臣編纂的《日講四書解義》說：「諸侯之有國，大夫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不均。」

李振宏先生結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背景———孔子反對冉有和季路輔佐季孫氏攻打顓臾，指出這句話的意思是「（治國的道理）不在於他所佔有的土地和人民的多寡，而在於國內的政治是否平均，是否公平合理。」

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古今概念混淆，除去少數學者個人原因外，大多是因為學界的學術話語出了問題。學界在長期研究中沉澱下一套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包含了對各種概念的理解，構成了下一代學術群體的「潛意識」，成為先入為主的觀念。一般情況下，研究者很難對這些潛移默化的觀念提出質疑。然而，那些「常識」性的概念理解，可能是有問題的。當研究者帶著這些理解去解讀材料時，便容易出現古今概念混淆。

對於古今概念混淆問題，根本的解決辦法在於做一番專門的概念古今演變梳理。張岱年的《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在這方面做了開拓性研究，不過他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重要的哲學範疇，有很多思想史概念如聖、忠、義、信、禮、法、勇、武、均、時等，均未涉及。因而，我們還有著十分廣闊的研究空間———從哲學史範疇拓寬到對一般性的思想史概念的梳理。李振宏先生對「平均」或「均平」概念的梳理，便是一個十分成功的範例。

在具體研究中，也有一些現實可行的辦法，有助於我們規避或者發現古今概念混淆。

一是做橫向聯繫，通過與當時的同語詞概念聯繫，確立一種歷史感。比如「性」在先秦諸子中外延都比較小，如果有這樣一個大體的判斷，我們便不會輕易地對「性」作寬泛理解。歷史感雖然說不清、道不明，卻是一種對歷史的理性直覺，它猶如一道無形屏障，能夠有效地過濾掉很多當今的理解。

二是做縱向聯繫，重視古人注釋。「十三經」「先秦諸子」往往有很多古人注釋。古人注釋雖然也時常有問題，但是近古必存真，他們對經書、諸子的理解，很多時候比我們更接近古人。對比古人與今人的注釋，往往能夠發現古今概念差異。

二

思想家同一語詞不同概念混淆

思想家同一語詞不同概念混淆，是指思想家用的語詞可能有多個意思，但是研究者沒有察覺出其中的不同。這種情況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日常用語與專業術語混淆。如韓非的「術」，「術」作為日常用語有「方法」的意思，有學者便從這個層面解讀韓非的「術」。有人認為：「『術』在基本上，乃是以國君的立場，去統一這些矛盾（君臣異利、公私相背、上下一日百戰等———筆者注）的方法。」「術」包括了立法之術、執法之術、御臣之術、外交之術。還有人認為：「法、術、勢三者皆術也。也就是說，三者皆為治之具，而非治之本。」很明顯，他們把「術」理解為一般意義的方法，而非特定的概念。

其實，「術」在韓非思想中是個特定概念，韓非對「術」有著十分明確的定義。如《韓非·定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難三》：「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從定義來看，「術」專指君主控制群臣的手段，如果把它理解為一般的治國方法，便會出現「立法之術」「執法之術」「法、術、勢三者皆術也」的混亂表述。

第二種是不同層次概念的混淆。一個語詞，在思想家著作中可能有很多概念與之對應，這些概念有核心、延伸之分，如果不能區分其中的層次，便會出現混淆，無法對概念做出準確的解釋。比如韓非的「法」，有篇博士論文將之歸為「憲令、公法、法和律、法令、法度、法禁、刑法、權衡和度量、規矩和繩墨」九類，解釋這麼多，讀者仍然不清楚「法」到底是什麼，事實上作者始終也沒有弄清楚。

其實，韓非對「法」有著十分明確的定義，《定法》：「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難三》：「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的核心概念是法令，其延伸概念是準則、規矩等。把握住了核心概念，其他概念便容易理解。

以上兩種情況，均通過定義來定位核心概念，然後擴展到對其他層次概念的理解，這些概念屬於不同層次的關係，研究者容易辨認其中的主次。不過，有些概念可能是並列關係，辨析難度較大。

第三種是複雜範疇的概念混淆。範疇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在思想家思想中居於核心地位。由於過於複雜、抽象，有些思想範疇包含了多個子概念，這些子概念似乎都很重要，不像韓非的「法」能夠讓研究者立即定位核心概念。如果對範疇把握不到位，容易把子概念理解弄得一團糟。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採取「範疇結構化」的方法，將一個複雜的思想範疇內部的子概念進行結構化處理。

如孔子的「仁」。孔子在《論語》中對「仁」下了很多定義。顯然，這些定義說的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多個概念。這些「仁」概念紛繁複雜，研究者很容易搞混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不妨對「仁」採取結構化的處理方法。根據筆者的理解，孔子「仁」範疇的概念結構大體上如下。

1、對自己的要求：

克己復禮

恭、寬、信、敏、惠剛、毅、木、訥

居住恭、執事敬、與人忠……

2、對他人的態度：

愛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道）

3、對百姓的貢獻：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由仁而聖）

三

不同思想家同一語詞概念混淆

不同思想家同一語詞概念混淆，是指不同思想家使用的是同一個語詞，但是表達的不是一個意思，研究者未能區分其中的不同。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思想相近或者具有繼承關係的思想家的概念研究中。對於這個問題，其難點不在於發現問題，即發現概念不同，而在於解決問題，找出概念辨析的方法。筆者認為，根據問題的難易程度不同，其解決方法分為三種。

第一種，材料對比法。當前研究者做不同思想家同一語詞的概念辨析，多採用此方法，比如，對孔子之「禮」與荀子之「禮」的辨析，先搜集《論語》涉及到「禮」的表述材料，然後再搜集《荀子》中關於「禮」的表述材料，對比二類材料的側重點、交叉點，然後探尋兩種「禮」概念的異同。這種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比較常見，然而一旦涉及到比較抽象的概念時，通過材料比對進行概念辨析的方法就會捉襟見肘。

在思想史研究中，思辨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對材料的釋讀能力。理解一個概念，特別是抽象的思想範疇，僅靠搜集材料是不夠的。因為概念（特別是範疇）只有放在整個思想體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思想史研究者應具備從概念到概念進行思考的能力。只有具備純粹概念思考的能力，才能透過材料準確把握一個概念在思想家思想中的意義。

第二種方法，筆者稱之「圍魏救趙法」，即不直接去分析兩個概念的異同，而是採取迂迴的方法，釐清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命題或概念的異同，待那個問題解決之後，當下的概念辨析便迎刃而解。

如徐復觀對「齊物」概念的辨析。長期以來，人們無法分辨慎到與莊子的「齊物」。《莊子》有《齊物論》，而《莊子·天下》又說慎到「齊萬物以為首」，相關表述又十分相似，於是便有人（如傅斯年）認為《齊物論》的作者便是慎到。雖然學界多不接受傅斯年的觀點，但是也很少有人能夠講清其中異同。徐復觀採用了「圍魏救趙」的方法，做出了極為精彩的辨析。

《齊物論》的「喪我」，乃解放形骸之小我，以成其與道相冥合之大我，亦即是《天下》篇所述莊子的「上與造物者游」的精神境界……在此種精神境界之內，便會「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即是認為社會上的「恢詭譎怪」，皆道之一體，故在價值上是平等的。所以《齊物論》的齊物，是承認各物的個性不同，而價值相同的齊物，是承認各自完成其自己之個性……揭穿了說，是對物之不齊，卻加以平等關照的齊物。

（田駢、慎到們）勞神明為一，乃是在物的身上著意安排，以求物之齊，根本缺少由「喪我」以使自己的精神成為無所不包的「天府」的一段工夫……他們主張由自己無知到如土塊一樣時，這便與道相合……由此可以了解他們的齊物，不是在自己精神之中，對不齊的萬物，作平等的關照，以承認萬物的價值平等的齊物……只是要求萬物在客觀世界中作沒個性的形式上的均齊。但萬物本各有其個性，各有其不同的存在形式的，如何能使其均齊呢?這便只有賴於「法」。

我們來分析一下徐復觀「圍魏救趙」的概念辨析方法。我們知道，「齊物」是人對待萬物的一種態度，「人」是主體，「物」是客體，「齊」是主體對待客體的方式。徐復觀的高明之處在於採取了迂迴策略，不直接分析「齊物」，而是先分析「人」，通過對主體的分析，了解莊子與慎到的精神境界之別：一個是對生命主體性的充分肯定，另一個是把人的精神向下壓直至為生物性存在。

既然主體精神有天壤之別，那麼主體對待客體的方式便相去甚遠，因而「齊物」概念也大不相同：一個從內在精神上去「齊物」，另一個從外在強制上去「齊物」。從對主體精神境界的辨析，再轉到對「齊物」的辨析，徐氏整個推理可謂是水到渠成。

第三種方法，筆者稱之為「概念結構比對法」，是指把不同思想家各自的概念放在各自概念結構中，找出概念在概念結構中的位置差異。因為概念受概念結構的制約，所處位置的不同，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會不同。如老子的「德」與韓非「德」的差異問題。

一般而言，學界很少注意到這個問題。從訓詁上講，兩個「德」基本上是一個意思，即「德者，得也」，如王弼注《老子》說：「德者，得也。」《韓非子·解老》也說：「德者，得身也。」但是，如果通過概念結構比對，就會發現兩種「德」差別很大。

在老子思想中，道是「一」，萬物（包括人）是「多」。從「道」到「物」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單向分解過程。這樣，作為整體的「道」便分散在「物」之中，任何一物只能得道之一端，而「德者，得也」，「德」是指「人」和「萬物」得自於「道」的部分。老子道論的概念結構是「道-德-人（萬物）」。

而在韓非思想中，「道」之下、人（萬物）之上，居中的位置有兩個概念，一個是「德」，另一個是「理」。其概念結構「道-德或理-人（萬物）」。「德」與「理」顯然不是一個概念，那麼二者必然會在居中位置相互限制，互相約束。那麼，韓非的「德」在中間層面會受到「理」的限制，而不像老子的「德」那樣在中間層面自由伸展。

通過「概念結構對比法」，我們推測老子之「德」在外延上大於韓非之「德」，然後，我們再回到材料，加以檢驗。筆者省略具體論證過程，結論如下：老子的「德」是指「人」和「萬物」得自於「道」的部分，韓非分解了老子的「德」，他把「道」在自然、社會方面的落實稱為「理」，把「道」在人的精神層面的落實稱為「德」（有必要指出，老子的「道」和韓非的「道」存在一定差異。為了簡單有效地講明方法，文章做了簡化處理，忽略了兩種「道」之間的差異）。

四

結語

思想史研究中常見的同語詞概念混淆有三大類：同一語詞古今概念混淆、思想家同一語詞不同概念混淆、不同思想家同一語詞概念混淆。對於這些問題，有的重在發現問題，難在意識到同一語詞表達的是不同概念，其辨析方法相對容易得多；有的重在解決問題，概念之不同顯而易見，難在如何辨析其不同。因而，我們在做概念辨析時，應根據情況的不同，做出相應的處理。

我們常說「史無定法」，這並非歷史研究沒有方法的意思，而是說歷史研究面對的問題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也相應不同。思想史研究中有些問題比較常見，因而其解決方法便是「常法」。

「史無定法」，然「史有常法」。歷史研究包括思想史研究應有方法意識。歷史研究相對於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方法意識比較淡薄，而在歷史研究中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意識更是薄弱。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學生跨方向、甚至跨學科報考思想史，一些熱情的專家跨「圈」研究思想史。雖然大家對思想史熱情度很高，但未見整體研究水平上升一個層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研究者缺乏方法意識，用的還是其他方向、學科的方法，忽略了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的獨特性——概念辨析就是思想史研究獨特的方法之一。筆者願與學界同人一道，從小處入手，共同致力於對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究。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9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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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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