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培功 林國敬：《尚書》德論蘊含天命信仰

「德」對於「天」和王而言其作用表現為：人王通過「德」獲得「天」的眷顧，秉承「天命」為天下王；「天」則以「天命」限制人王，二者相得益彰，引導人王崇德向善。因此，「德」的介入使得「天命」觀帶有明顯的倫理化特徵，「從而將對『天命』的信仰，轉變為統治者對自身行為的自覺」，在原有的宗教信仰中轉出周初人文主義的躍動。

殷人尊神，周人敬德，《尚書》「德」之思想價值昭示著夏、商以來從「神本」到「人本」的文化路徑轉變和周朝「棄武從文」的制度定位，也勾繪出周王朝治理天下的藍圖。《尚書》之「德」蘊含著濃郁的天命信仰。「德」的這一維度既賦予周王朝統治以合法性與正當性，又制約和規範著帝王行為，使「德」在宗教信仰中轉化出理性精神。

「德」字在甲骨文中作「」，相比現在的「德」字，無心字底。晁福林認為「甲骨文『德』寫作從行從橫目之形，其所表示的意思是張望路途，人們看清了路而有所得」。羅振玉說：「德，得也，故卜辭中皆借為得字，視而有所得也，故從直。」因此，有學者便認為《說文解字》的「德，升也」是後來的意思。

但無論是「升」，還是「張望路途」，都包含「有所得」的意思，前者向上有所得，後者向前有所得。可以說，「德」的原初含義潛在地包含了「得」之義，故歷來學者大都訓「德」為「得」。如《禮記·樂記》：「德者，得也。」《管子·心術上》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故德者，得也。」《莊子·天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的這一含義說明「德」需要在更高、更上或更前一級處獲得它的意義，即向上或向前而有所得。如《中庸》：「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而有得，這裡的「命」便是「天命」，然後有大德，反之，不受命則無「大德」。朱熹《論語集注》：「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這裡的「所得」是高於人的「道」。無論是《中庸》還是朱熹的《論語集注》，其論「德」無不是從高位處設定一個超越者而使「德」有所得，以此成就其具體內涵。《尚書》之德的天命信仰便是從超越者上帝或天處有所得，而成其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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