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與民國第一任內閣的垮台

撰文：克念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民國元年的三月份，是在一場兵變中開始的。

之前一天，也就是1912年的2月29日晚上八點鐘，駐紮在北京東嶽廟的新軍第三鎮第九標炮營湧入朝陽門，大肆搶掠。其後，北京城外其餘駐軍集體嘩變，在東城及前門一帶燒殺搶掠。

第二天，也就是3月1日，兵變再起，這次遭難的，是西城的富商和平民。當天晚上，動亂向保定和天津蔓延，連有著重兵把守的京奉、津浦鐵路局，和大清、交通、直隸各銀行和造幣廠，均遭到搶劫。整個京津保一帶的社會治安，簡直比十餘年前八國聯軍入侵時還要混亂。

後來，有人言之鑿鑿地指控，這場兵變由袁世凱發起，是其不願赴南京任職而進行的陰謀的一部分。然而，作為兵變發源地的第三鎮，其統制（師長）曹錕對事變毫不知情，且驚慌失措，一點都沒有事先部署妥當、事後胸有成竹的樣子。而且，此次兵變範圍廣闊，時間長達四天，非常容易引起列強幹涉。這是即將接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無論如何也不敢進行的政治賭博。

其實，歷史上許多有著複雜陰謀論支持的突發事件，其真實的動機都非常簡單。此次兵變，直接原因是減餉裁軍，而根子上的問題，是北京政府太窮，已經無法足額支付餉銀。當時的中國，無論是袁世凱領導的北京政府，還是孫中山領導的南京政府，都羅掘俱窮。清廷無力剿滅武昌起義的席捲之勢，而北軍無力南征，南軍無力北伐，都是因為，無論隆裕太后、袁世凱還是孫中山，都身無分文了。

唐紹儀內閣閣員合影。前排右起：內閣總理唐紹儀、代外交總長鬍惟德、海軍總長劉冠雄、工商次長王正廷、教育總長蔡元培；後排右起：國務院秘書長魏宸組、司法總長王寵惠、陸軍總長段祺瑞、交通總長施肇基、農林總長宋教仁

1

困窘的財政局面

明清的國家財政體制非常相似，就是以微薄的稅收，來支撐起一個人員和效能都極為有限的行政體系。地方官對於轄區，極少有長遠的建設計劃，無論市政、教育、治安，都處於一種得過且過的敷衍狀態，一有急難，「拆東牆補西牆」，臨時拼湊一些應急款項，一旦事情解決，還是回到中古時期那種君民、君臣、官民都非常隔膜的狀態，被動地等待著下一次災難的來臨。

然而，自1901年開始的清末新政從根子上改變了上述一切。編練新軍，重建海軍，學制改革，鼓勵工商，乃至調查戶口，推行自治，制憲立憲，重塑法系，清廷越來越激進地大規模推進所有層面的變革，連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繼去世，也一點都沒有減緩前進的步伐。

但是，每一項改革都需要巨額經費作支持，還處於前現代狀態的財政體系，根本無法滿足這一需求。

原本，中央能夠控制的最大宗財源是關稅。然而，因為需要支付庚子賠款，關稅的絕大部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已不可能成為財政收入的組成部分。清廷還有一項大宗收入是鹽稅，即食鹽專賣的利潤分成。但這些錢長期被地方政府掌握，中央若是意圖收權，還要先整頓官僚體系再說。

只有最後一條路，那就是對外借款。1909—1910年間，英法德美組成了著名的四國銀行團，專門負責對華的大額政治貸款，其核心金融機構是滙豐、東方匯理、德華、花旗等銀行。但事實上，列強對於以金融支持清政府，顯得有點三心二意。辛亥革命前，四國銀行團同北京只簽過兩份合同：一千萬英鎊的整理幣制借款和六百萬英鎊的湖廣鐵路借款，具體時間是1911年四五月間。然而，直到武昌首義爆發，這兩份合同還未開始履行。

財政奇窘，當然扼住了意圖剿滅革命黨的隆裕太后的咽喉。南京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的日子也不好過。時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秘書長的胡漢民後來回憶道：「一日，安徽都督孫毓筠以專使來，言需餉奇急，求濟於政府。先生（指孫中山）即批給二十萬。余奉令到財政部，則金庫僅存十洋。」

當然，南京臨時政府不可能真的庫存只有十個銀元，但這個後來廣為人知的故事告訴我們，南京的財政周轉，已經全然失靈。1911年的公曆年底，孫中山剛從海外回國，在上海受到江浙滬各系革命軍領導人的擁護，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家都認為他帶來了幾百萬的華僑資助，有的甚至認為他已經身負列強的巨額貸款，甚至有「美金千萬元」的說法。當然，孫中山只能用一句後來被廣為傳頌的話來回答他們：

「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沒錢，只能借款。南京先後進行好幾次對外商洽，進行了招商局借款、漢冶萍借款、華俄道勝銀行借款等談判，然而都未得到臨時參議院的批准，僅在漢冶萍項目上得到了二百萬元的墊款，「隨到隨盡」。

當時江浙滬最具社會名望和政治名望的大實業家，當然是「南通狀元」張謇，對共和革命還算是支持。因此，孫中山、黃興聘請他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總長，希望他的財源和人脈能夠支持緊張的軍政開銷。張謇一口拒絕，好說歹說才擔任了實業總長。

他倒是真幫上了忙。1912年舊曆年關將近，張謇以自己主辦的江蘇鐵路公司出面，向一貫同中國政治人物有密切關係的大倉組簽訂了三百萬日元借款合同，以上海至楓涇的鐵路為擔保。其中五十萬支援程德全的江蘇都督府，其餘都給了南京的財政總長陳錦濤。

孫中山得到的外資借款，也只有這些了。

孫氏在從美國回來的途中，就想到了向四國銀行團借款。但是，滙豐銀行倫敦分行經理艾迪斯（E. Addis）是這樣答覆他的：「在穩固的政府建立以前，不能期望得到貸款。」這倒並非是外資銀行對孫中山及其革命行動有偏見，因為艾迪斯也是這樣警告英國外交部，讓他們在中國恢復和平統一之前也不要資助袁世凱。

不過，到了1912年2月12日，局面一下子燦爛了起來。當天，清朝隆裕太后下詔宣布皇帝溥儀退位，並建議「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三天以後，南京臨時參議院開會，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這樣，袁氏取得了前朝皇室和民國政府的共同授權，得到了南北兩方的共同認可，登上了最高位置。

以此為標記，中國至少在形式上又統一了，四國銀行團也就開始重新審議對中國的政治借款。

從理論上來講，中國此時雖然有兩個中央政府，但袁世凱是唯一的大總統。自2月17日，即農曆辛亥年除夕開始，他已經當仁不讓地用「新舉臨時大總統」的名義開始發號施令。既然如此，南京方面的財政困窘也就成了北京的家務事。

袁世凱成了「新舉」以後，北京政府的總理事實上已經是唐紹儀了。之前唐氏一直在上海同革命黨商議如何和平過渡，締造全國共和，如今，既然要南北統一，他又專註於解決財政問題，並為此同四國銀行團開展了新一輪談判。談判過程當然紛繁蕪雜，而挽救財政潰決有如救火。因此雙方達成協議，在借款合同尚未簽訂之前，四國銀行團先在三個月內墊款七百萬兩應急。

2月28日，第一筆墊款二百萬兩通過上海滙豐銀行，交到了南京的財政總長陳錦濤手上，聲明以輪船招商局的船隻作為擔保品。這算是袁世凱給南京臨時政府的一份見面禮吧。

然而，就在第二天，北京發生了開篇所述的駐軍鬧餉嘩變。四國銀行團覺得局勢並沒有像想像中的那麼穩定下來，遂中止後續墊款，並延緩了借款談判。

唐紹儀氣壞了。難道就如此走投無路了嗎？

2

一千萬英鎊的誘惑

當時的列強中，日本和沙俄也想加入對華銀行團，但畢竟顧慮重重。中國政府的借款抵押，一般都用鐵路作擔保，日本擔心自己加入後，中國將用由日本事實控制的南滿鐵路提出擔保要求。俄國則擔心中國獲得借款後民族主義膨脹，以威脅自己在外蒙的擴張。

不過，俄國畢竟眼光深遠，暗中要求同華俄道勝銀行有密切業務關係的華比銀行出面，以私家銀行的身份同唐紹儀接觸，以期多頭滲透進中國官方的金融領域。

華比銀行總部設於布魯塞爾，成立於1902年春，上海分行同時開業。該銀行的最初成立目的不過是經收庚子賠款的比利時應得部分。後沙俄發現，投資「新政」中的大清國有利可圖，但苦於自身資金不足，因此邀請比利時一同參與。所以，華比銀行逐漸有了經營比國對華資本輸出的職能，並陸續設置了漢口分行和天津分行。由於比利時國小力弱，對中國並沒有什麼地緣企圖，因此，華比銀行的借款比較商業化和職業化，不太在意國際間政治風向的變化和列強之間的合縱連橫。

在俄國的運作下，唐紹儀開始同華比銀行的駐華負責人德福思（Devos）商議一千萬英鎊的商業借款。一千萬英鎊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相當於白銀一億兩，換算成大洋，當有1.4億元。這是什麼概念呢？據前清於宣統三年所作的明年財政預算案，中央歲入當為1.9873億元；而中華民國成立後，各省紛紛以不同借口不向中央解款，1912—1913年度，袁世凱政府的歲入為二千萬元。

所以，如果僅僅實現華比銀行的一千萬英鎊借款，並用其作為槓桿來整理財政、清理金融，中國的和平建設之路已經能夠開啟。然而，唐紹儀開始犯他第一個錯誤：繼續同四國銀行團商議政治借款事宜。

四國銀行團因辛亥革命而終止了前清一千萬英鎊的幣制借款，唐紹儀同美國財團代表司戴德（W. Straight）私下商議，看能不能恢復談判。沒想到四國銀行團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樂觀，不僅答應重開談判，還允諾立即墊款七百萬兩白銀，以解南北雙方在軍政開銷上的燃眉之急。唐紹儀發現對外借款似乎沒有傳說中的那麼艱難，於是獅子大開口，向四國銀行團要求，於今年夏天簽署「善後大借款」合同，總額竟然達到六千萬英鎊之巨，供中國政府五年使用。

為什麼說唐紹儀的借款要求是個錯誤呢？首先，政治借款的基礎並不僅僅是抵押品，更是國家信用，其基本內涵是款項的使用目的、使用流程和使用人員。然而唐紹儀並沒有完善的運用計劃和償付計劃，只是覺得五年借六千萬英鎊，那麼一年一千二百萬英鎊就相當於前清宣統年間的中央歲入，這樣，即使各省解款中絕，中央政府依然能夠如常地運營和建設。

其次，唐紹儀的借款建議激發了列強的貪婪，也使得他們感受到了實現共和以後的中國人的勃勃雄心。用滙豐銀行駐華代表熙禮爾（Hillier）的話來說，「自中國共和告成，我歐洲各國未嘗不有戒心，深恐中國能力發展，擴充國權」。正是出於巨額借款下巨大金融利益的誘惑，以及要保持對「中國沙文主義」的防範，原本多有徘徊的日本俄國也迅速加入銀行團。

唐紹儀的錯誤還在於，他的借款建議忽略了袁世凱及其行政班子的裁量權。他此時還不是內閣總理，而即使是總理，難道如此數額驚人的大借款，不需要向總統彙報？不需要閣議通過？不需要財政總長參與？

清帝遜位後，袁世凱當天就將前清內閣各部大臣改稱「各部首領」，後來被稱為財政部的度支部，「首領」是周自齊，具體負責幹部是陸宗輿，都是當世著名的財經專家。唐紹儀在商議借款前並沒有徵詢他們意見，誠然也是落下了話柄。

也正是在此事前後，唐紹儀得了個「脾氣暴躁」的終身惡名。

不過，以當時局面看，唐紹儀的「兩手抓」方針顯得圓滑老道。由於三月初的嚴重兵變，四國銀行團一方面停止墊款，一方面因對金融利益的貪婪，和對中國強盛的擔心，要求袁世凱保證，不接受除銀行團外的其他借款。唐紹儀本來就有所準備，聽到四國銀行團這個壟斷性要求，當即於3月6日發表聲明，「中國此後借款，皆自有選擇之權」——他下定決心同四國銀行團翻臉，同時跟華比銀行簽訂一千萬英鎊的借款合同。

唐紹儀為什麼如此著急，一定要得到這筆錢呢？因為，袁世凱已經內定他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不日發表。而依照當時南北雙方議定的政府組織辦法，國務總理的任命必須要得到南京臨時參議院的同意。說白了，必須要得到孫中山、黃興及在南方一班軍事實力派的同意。表決在即，空手就職可不行，一定要帶點「見面禮」。袁世凱十天前剛得了臨時大總統的名義，就通過滙豐銀行隔空送了二百萬兩給南京，這次自己親自南下，用款肯定會更多吧？否則，財政如何解困，軍隊如何收束，這些臨時政府的罈罈罐罐，又如何搬到北京同前清內閣合併？

於是，候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和候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在北京臨時政府還未正式成立的時候，就開始各有心思。華比銀行的這筆一千萬英鎊借款，就像一把利刃，悄無聲息地在唐紹儀和他的恩人、貴人、老上級袁世凱之間，划出一道深深的鴻溝。

3月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正式通過《臨時約法》；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11日，臨時參議院批准唐紹儀為國務總理；13日，袁世凱下達唐氏的任命。

唐紹儀就等著這筆錢了。

3

迅速「沉沒」的比款

問題是，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並不同意跟四國銀行團鬧翻。他急需用錢，也知道銀行團的傲慢、專橫和獨佔性。但是，作為政治家，他更需要從大局考慮。銀行團背後是英法德美四國政府，還有躍躍欲試即將加入的日本、沙俄兩大帝國。這六個國家，幾乎就代表著全部列強。他斷然不會因為區區一千萬英鎊，就得罪整個國際社會。

因此，3月9日，也就是北京電告孫中山，擬派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的次日，袁世凱同四國銀行團以交換信函的方式，就今後的借款條件達成了君子協定。其主要內容是，銀行團提出，「此後北京政府所需之墊款，及善後大借款，應由四國銀行團儘先供給」；袁世凱則承諾，「中國政府向銀行團等保證，在同等條件下，銀行團等有決定承擔大規模改革借款（即善後大借款）與否之權。」

作為表達善意的方式，銀行團在交換信函的同時，又墊付了白銀一百一十萬兩，給北京政府以支付軍餉，解決前幾天的兵變後遺症。

然而，唐紹儀竟然對此約定置之不理。14日，也就是被正式任命為國務總理的第二天，他推說袁世凱已經同意，命令北京的度支部同華比銀行簽約。度支部首領周自齊不願負責，就支使手下要員陸宗輿代行其事。

不過，這次簽署的只是一千萬英鎊貸款的意向書，而確定的立即支付款項是一百萬英鎊，七九折到賬，以京張鐵路為擔保品。這筆七十九萬英鎊，約摺合八百萬兩白銀的借款，在當時被稱為「比款」。唐紹儀絕不會想到，這筆「比款」會成為纏繞其終身的噩夢。

按照媒體的描述，唐紹儀帶了一半比款，南下就任國務總理去了。其實他帶走的款子，一半還不止。據當時記錄，他帶給南京財政總長陳錦濤的白銀，應該是四百三十萬兩，其中分配給上海五十萬兩，給武昌一百五十萬兩，留在南京二百三十萬兩。

所有的問題都出在這個留在南京的二百三十萬兩上。因為時人和後人都沒法知道，這些錢終究用在了哪裡。這二百三十萬兩白銀，就像航行在茫茫黑夜中的一艘貨船，不慎撞上礁石，一瞬間就沉沒得無影無蹤。

孫中山與唐紹儀在總統府前合影

這事兒在國內各界並沒有引起多少重視。中國官場，無論人事還是財務，從來習慣於暗箱操作，因此，雖然陰謀論盛行，一般官民卻早就失去了監督政府的習慣、能力和興趣。而且當時正好是南北政權交接之時，中央的新規定新文件一道接著一道，令所有人都應接不暇，誰還會去關心這幾百萬元借款的進出？

然而，列強不這麼想。他們覺得受到了雙重侮辱——剛剛成立的北京政府既違背了政治信用，也違背了金融信用。

袁世凱已經以一國元首之尊，同銀行團達成君子協定——這也是中華民國元首第一次同外國締結約定，沒想到墨瀋未乾，他的總理就跟其他銀行達成了一千萬英鎊的借款意向，並將其中的一百萬落袋為安。

而且這百萬英鎊既由度支部簽字，那就是顯然的政治借款。銀行團固然支持南京政府借款以編遣多餘的革命軍，但這必須有個明確的計劃，比如現有軍隊的編遣標準是什麼，以這個標準需要裁撤多少人，最後才能確定經費多少，還要監控各項費用的落實情況和後繼效用。如今這筆錢，沒有賬目，沒有流向，就這麼憑空花銷掉了，不由讓銀行團擔心，今後中國的政治借款都會照此效仿。

於是，這次不是銀行團出面了，而是英法德美四國駐華公使直接大駕光臨，就比款問題當面向袁世凱質問。據德國公使事後回憶，「袁世凱對於這件（商借比款的）輕率行為表示惋惜，他說，因為恐懼兵變會造成更加困難的局面，唐紹儀才會這麼做的。」

然而，這次3月25日的抗議毫無效果。過了幾天，正在南京辦理內閣交接工作的唐紹儀依照之前的意向書，同華比銀行簽訂了二百萬英鎊的續借合同。4月12日，銀行方面支付了二十五萬英鎊。

此時的沙俄已經確定加入銀行團，因此命令本國的俄亞銀行退出華比銀行的融資系統。銀行團更是釜底抽薪，阻止華比銀行在法國發行此次借款的債券，使得這二百萬英鎊的合同就此流產。

20日，唐紹儀回到北京，就得知了這一連串壞消息。他闖了個無法彌補的大禍。27日，在同袁世凱秘密商議後，他正式為借款事件向銀行團道歉，並且宣布永久取消對華比銀行的一切借款，還承諾，「中國政府將不從銀行團未來借款中償還從比國公司方面借到的數目」。

然而，銀行團得理不饒人。他們痛心疾首地認為，之前的清廷貪瀆腐敗，因此關稅郵政需要洋人監督，列強政府也很少給予政治借款。沒想到如今共和肇造，中央官員還是如此浮濫顢頇，不守信用。唐紹儀這次南下帶去了差不多六百萬大洋的比款賬目不清，稀里糊塗就給用掉了，民國的官員，不是瀆職就是貪污。

就這樣，唐紹儀又得了個「用款冒濫」的終身惡名。

四月底，四國公使明確提出，若是中國政府還要向銀行團借款，其用於開支軍餉、解散軍隊的，必須由列強軍官監督；列強將選派本國審計員進駐中國財政部，監管借款進出；列強專家將參與借款的抵押品——鹽政的管理和改革。

對於這些喪權辱國的要求，唐紹儀當然是一口拒絕。5月5日，他正式將貸款談判事宜扔給了財政總長熊希齡。然而，當熊氏以此事直接向袁世凱奉令承教的時候，唐氏又憤憤不平，說「我之內閣，乃背包內閣；多任一日總理，即多負罪一日。」其所謂「背包」，就是現在我們說的「背鍋」。他一點都沒躬身自省，正是自己的「脾氣暴躁」和「用款冒濫」，才導致列強在借款問題上如此咄咄逼人。

4

被中斷的仕途

新生的民國終究是缺錢。幾經往還，中國政府終於同意了銀行團（由於日本沙俄的加入，現在已經是「六國銀行團」）的要求，簽署了墊款章程。該章程規定，用墊款時，必須由中國財政部人員和銀行團派遣的核計員同時簽字；還規定，由洋人擔任的海關稅司得以監督中國軍隊的發餉和遣散工作。合同簽署的當日，即5月17日及後一個月，六國銀行團分三次給予中國政府九百萬兩墊款。

整個談判都是由熊希齡主持，袁世凱同意的，但到參議院去接受質詢，是唐紹儀這個「背包總理」必須接受的考驗。20日，唐紹儀到國會彙報墊款章程，受到了嚴厲的攻擊。江西籍共和黨議員李國珍作了長篇發言，責罵唐氏是「亡國總理」，指責其「前後外交之失敗，既以濫用失信用於外人，又善發脾氣，致傷各國感情，不啻以國家為孤注，使中華民國幾無存在之餘地。」據說唐紹儀竟「木立無語，幾及一小時」。

唐紹儀默不作聲，或是無言以對，或是不屑一顧，或是不願「背包」。不過，李國珍的批評誠然有理有據，不易反駁。他說道：「借款（銀行）團之所以必求監督我中國財政者，由不信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約一千數百萬（銀元），而其用途並未正式宣布。此次（善後）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了，不能不要求監督。」

共和黨議員如此攻擊唐紹儀，也有政治原因。當時唐紹儀是同盟會員，熊希齡是共和黨人。簽訂有損國體的墊款章程，舉國攻擊熊希齡無能喪權，其中叫喊得最激烈的當然是同盟會員。共和黨人自然不願意「背包」，因此不管什麼場合，都要在議場或報章上告訴大家：正是有了這個脾氣暴躁、用款冒濫的同盟會籍國務總理唐紹儀，事情才會糟糕到如此不可收拾。

共和黨議員甚至已經開啟了彈劾程序，並將熊希齡列為「候補總理」。就在參議院提出對國務總理的不信任案的當天，唐紹儀即赴總統府，謂「參議員如此詆毀，以後不好任事，擬即辭職。」

袁世凱當然會慰留，唐紹儀也確實多留了幾天。但無論在官場、議場還是輿論場，唐紹儀都成了一個人人譏笑的小丑型人物，其無論性格還是情緒，再也承受不住任何突發事件的衝擊。六月初，因袁世凱委任王芝祥為南方軍隊宣慰使而未經唐紹儀副署，後者遂一怒之下出走天津，任由袁氏派出的梁士詒、段祺瑞挽留，堅決辭去總理職務。

才誕生了三個月的民國第一任內閣，就這樣垮台了。

正在此時，在廣州、香港、上海等地考察的孫中山突然寫了一封公開信，為自己鳴冤叫屈。

6月15日唐紹儀棄職出走後，媒體愈發喧騰，許多「深度報道」開始分析：這六百萬大洋的比款，到底用到哪兒去了？然後就有記者直接披露，這些錢，被唐紹儀和孫中山、黃興私分了。

於是，29日，孫中山發表公開信為自己辯白。這封信寫得很長，中心思想並不僅僅是「比款用途財政部有底賬可查，請詳細宣布，以昭大信」，而主要是說明自己「毀家奔走國事迄數十年」，經手錢財不計其數，這些「百萬比款」還不在眼中。袁世凱立即回一封熱情洋溢的複電，在安慰孫中山之後，「並交財政部迅將比款用途底賬詳細公布，以息浮議而示大眾。」

然而，財政部非常奇怪，並沒有公布希么「比款用途底賬」，僅是聲明孫中山沒有收到過比款。此事的南京方面經辦人陳錦濤的答覆也很奇特，「濤收比款，絕無交百萬於（孫）先生事。」陳錦濤收到的比款，總額才四十餘萬英鎊，當然不可能「交百萬於先生」。真不知這種聲明有什麼意義？

其實，對於比款，孫中山是有明確的收取記錄的：他拿了五十萬銀元。

1911年夏，孫中山在舊金山發起成立「美洲洪門籌餉局」，以發行「金幣券」的方式來募集反清起義的資金。後來，據他說，用這種方式在半年中一共籌得了一百四十萬元。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黃花崗起義前獲得的捐款，是革命黨各次募捐中最成功的，也不過十萬元。自起義失敗後，黨人頹廢，干戈寥落，孫中山怎麼可能於這種氣氛中竟然再募集到一百四十萬？而且，我們並沒有忘記，孫中山1911年12月25日抵達上海時，不就說自己「予不名一錢也」嗎？

然而，孫中山就是因償還這一百四十萬元的募款為理由，支取了五十萬元。這可能是孫中山個人在南京臨時政府支取巨款的唯一記錄了。

隨著唐紹儀的辭職，他同北洋系日漸疏遠，比款事件也就告一段落了。差不多一年後，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以抵禦袁世凱愈發強硬的專制統治。此後國事日非，這些什麼「冒濫」或「私分」就再也沒人注意了。

沒想到，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1916年七月初，提議唐紹儀擔任外交總長。這個任命激起了北洋系督軍們的新仇舊恨。在他們眼裡，唐紹儀，一小吏耳，被袁世凱提拔至國務總理，卻先是在內閣中偏向革命黨，後索性直接投入反袁陣營。這些督軍一定要除之而後快。

就在唐紹儀就任外長後沒幾天，北洋系督軍團於九月底發出通電，又開始翻起了老賬：「唐紹儀曾借比款，以六百萬元之巨款，竟與少數偉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內閣總理，國會以比款用途相詰，唐恧言結舌，無可為辭，竟至棄職潛逃」。六百萬元，差不多就是唐紹儀帶去南京的四百三十萬兩白銀。至於「偉人」云云，是民初對孫黃等革命元勛的習稱。

這事兒其實才隔了四年，無論知識界、媒體人還是普通百姓，都還記得。唐紹儀看到北洋系又翻這筆舊賬，知道今後在政壇日子不會好過，遂於收到通電的當天，就辭職遠去了。從此，他再也沒有進入過中央政壇。

（授權刊發，原文見《同舟共進》2017年第8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東方歷史評論 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