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可怕？100多年前就實行義務教育，經費來自中國

最近有個新聞，說日本第125代天皇、現任天皇明仁天皇，計劃於2019年3月31日正式退位，讓位給他的兒子德仁皇太子。

對於中國來說，日本這個鄰國的一舉一動，總是令人關注。而最愛君關注的，則是明仁天皇的曾祖父明治天皇（1852—1912），因為正是這位於1867—1912年在位的日本國君，他所發起的「明治維新」，深刻影響了日本與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

最愛君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場100多年來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日本改革。

日本：史無前例的帝國考察

1871年12月23日，一個平均年齡只有30 歲、規模上百人，幾乎囊括了當時日本半數帝國政府要員的使團，從日本橫濱出發、遠航歐洲，與日本1000多年前派遣遣唐使，遠赴唐帝國學習一樣，這個使團肩負著兩個出行目的：一是希望全面修改與歐美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另外一個，則是廣泛考察、學習歐美諸國的制度與文明。

岩倉具視帶隊的這個使團，從1871年12月23日起航，遍游歐美12個國家，一直到1873年9月13日正式返航，為時一年九個多月——這也是日本史和世界文明史上，一次史無前例的政府組織的超級考察。日後，那個深刻影響了中國近、現、當代史100多年的日本，也將由此崛起。

1871年12月22日，「岩倉使團」出發前合影。人物右起：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岩倉具視、山口尚芳、木戶孝允。

從1853年被美國炮艦強迫打開國門後，對於日本人自稱的「黑船來航」事件，日本人一直引以為恥，日後，他們發起了「倒幕運動」，推翻了實際統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改而尊奉當時的日本明治天皇睦仁進行改革維新，而這場從1868年開始的革新運動，也貫穿了整個明治天皇統治時期，史稱「明治維新」。

岩倉使團環遊歐美，但面對奉行「柔肉強食」的歐美列強來說，日本人想跟他們修改不平等條約，無異於與虎謀皮，結果當然是妄想。

對此在接待岩倉使團時，剛剛完成德國統一大業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一針見血、毫不客氣地說：「當今世界各國，表面上說的是禮儀相交，但實際上卻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

對於俾斯麥的這番言語，後來被稱為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聽後感覺如夢初醒、醍醐灌頂，他很興奮地寫信給西鄉隆盛（也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說：聽了俾斯麥的一席話，我開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經營國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麥的強權，締造英國式的富強···（為此）即使我一個人，也要維持這個國家！」

在大久保利通看來，此番考察的最重要體會，就是經濟上要學習英國式的改革，而政治軍事上，則要學習德國的鐵血和軍事帝國主義。

富國、強兵、軍事、擴張，一個日後以侵略為本性的日本，由此開始埋下現代化與法西斯的雙重種子。

天皇：帶頭斷髮、穿西裝

為了推行改革，主管日本內務省的大臣大久保利通，首先剪短了自己的頭髮，親身踐行「斷髮脫刀令」，並公開短髮晉見天皇，由此引發朝野震動（這無異於後來辛亥革命時期的剪辮子運動）。沒想到十多天後，明治天皇也公開剪短頭髮，並穿上了西裝，這好比在日本帝國的臣民中，投下了一顆思想的原子彈。

改革，要鬧真的了。

明治維新中，帶頭斷髮、穿西式服裝的日本明治天皇。

為了迎接西方文明，顯示日本的開化，日本明治政府耗資18萬日元，耗時三年，在東京修建起了一座洋樓——鹿鳴館，以作為接待外國客人的迎賓館。

當時，明治政府的達官貴人經常在此舉辦大型宴會，以此進行「鹿鳴館外交」。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更是經常率眾舉行化裝舞會，日本傳統身著和服的達官貴人們，在這裡卻經常戴著禮帽、穿著燕尾服，貴婦們則戴著插著羽毛的帽子，拖著西式長裙，跟老外們一起喝酒、觥籌交錯。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的西式宴會。

為了顯示對於西方文明的「熱愛」，並不信仰基督教的伊藤博文，甚至經常往基督教堂跑，以顯示對西方宗教和文化的「信服」；明治天皇則在皇宮中，公開鼓勵婦人穿著洋式服裝，並在皇宮中舉行西式宴會，喝葡萄酒，聽西式的唱片和音樂。

一場從上至下的改革運動，開始了。

「明治維新」的基礎，是實行強硬的中央集權。在擊敗德川幕府後，明治政府首先將各地割據的諸藩大名手下的領地（版圖）和領民（戶籍）收歸中央，這一措施史稱「版籍奉還」；在由中央集團管理土地和人民後，明治政府又於1871年，實行了「廢藩置縣」，將各地的藩領（類似中國安史之亂後的藩鎮），改為3府72縣，從而結束了日本長期存在的封建割據局面。

與清朝在太平天國後，各省的地方政府逐漸掌握財政、政權、軍權，出現分裂趨勢不同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一開始就是以強化中央集權為背景，從而為日後的成功改革奠定了基礎。

在此背景下，明治維新開始力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三項主要改革。

富國強兵方面，日本首先是全力組建一支學習西方的現代化軍隊：陸軍方面，日本參考德國；海軍則學習英國。1873年，日本發布徵兵令，規定無論士族還是平民，只要年滿20周歲，都有履行兵役的義務，由此改變了日本社會中，原本戰爭只屬於武士的慣例。

除了引進西方的軍隊制度，日本還裝備現代化兵器，聘請外國人訓練軍隊，當時，日本的軍事開支，佔到了明治政府財政預算的近40%，為了打造一支強大的海軍，日本對平民強行增稅，天皇則帶頭從皇家內庫中提出30萬日元支持海軍，並發動全國華族和富商捐款203萬日元購買軍艦等設備。

在這種全民總動員下，到了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前夜，日本的國家兵力達到了7個陸軍師團共24萬人；海軍則擁有了能與大清帝國決戰的數量：炮艦達28艘、水雷艇24艘。

明治維新時期，進行西式演練的日本軍隊。

在甲午戰爭戰勝大清帝國後，日本開始品嘗到「富國強兵」帶來的好處，日本國民更是對戰爭產生了極大熱情，日本的軍國主義開始形成，當時日本民間輿論的說法是：

「日清戰爭、連戰連勝、軍隊萬歲、軍人守護神、軍人的地位如日中天。」

在殖產興業方面，日本則掀起了全面引進歐美產業技術的熱潮：在甲午戰爭以前，日本主要發展輕工業；甲午戰爭獲得清朝的2.3億兩白銀賠款後，明治政府便利用清朝的賠償金作為財源，大規模投入鋼鐵、機械等重工業的發展，並建起了「八幡制鐵」所等大型工廠。

在這種戰爭賠款的生產刺激下，到了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前，日本已能大規模生產汽車、坦克、飛機和大炮，所以，讀史到這裡不得不感慨，日本的重工業的起初發展，主要財力竟然來自於清廷的甲午戰爭賠款，這實在是一個令人諷刺的事實——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的賠款，反過來卻幫助了日本的重工業發展，刺激了日本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慾望。

甲午戰爭後，日本利用清朝的戰爭賠款，建起了八幡制鐵所，為日本的軍工業和重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為了學習技術，日本政府不惜重金聘請外國人才。當時，日本政府第一座官營的富岡制絲廠，普通女工年薪最高的只有25日圓，而法國技師的年薪卻高達2700日圓；在重金「挖角」和學習下，明治維新開始後僅僅十多年時間，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的紡織品產量就已超過了西洋製品進口量，並以優質低價大規模反向出口歐美國家。

到1898年，經過二十多年學習，日本已開始自主建造大型客船；並在德國武器的基礎上，改造研製成功了日本三十年式步槍等武器，強化了日軍的軍事基礎。到了1902年，日本已經有能力仿造和量產當時英國最新型的機車，並實現大規模出口歐美。

在學習先進科技方面，日本人也迅速跟進。

1895年，義大利人瑪可尼發明無線電後，日本馬上在1896年便進行無線電試驗，到了1905年日俄戰爭前，日本軍隊中的無線電裝備率，甚至接近100%，為當時全球軍隊之最，從而為日本海軍在1905年對馬海戰中，殲滅沙俄「太平洋第2分艦隊」奠定了情報基礎。

日本的真正可怕之處，和之所以能在二戰後再次崛起的關鍵，則是來自於明治維新時期，對於文化教育的培育。

文明開化方面，明治政府在1871年設立文部省後，巨資投入教育，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日本全國就建設小學達53760所，中學256所，大學8所；與中國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後，才開始真正大規模推廣義務教育相比，日本從1873年起，就開始確立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的初等義務教育，在實際上，領先中國達百年之久。

明治時期（1867-1912年），日本的教育事業迅速發展。

甲午戰爭後，當時的日本明治政府，特地從清朝的賠款中，提取1000萬日圓（占賠款總額的2.8%），設立了教育基金，將戰爭賠款直接用於教育事業，並對全國入校的小學生，實行了學費全額免除制度（清朝的戰敗，竟然資助了日本的義務教育）。

到了1898年，日本兒童入學率達 97%；到1910年左右，日本已完全普及了國民教育，並大規模興辦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使得日本的國民素質大肆提升，同時培養了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

日本人的邏輯是：通過戰爭獲得賠款與殖民地、物產、稅收，然後再用戰爭所得去資助自己民族的教育和工業，反過來再利用教育獲得人才和工業成果，去繼續侵略其他國家。

這，也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內在邏輯，其深層的可怕之處。對於日本來說，教育事業的發展，也使得日本即使在二戰戰敗後，也擁有強大的人才基礎，得以再次迅速崛起。

因為只有人才，才是一個民族長盛不衰的奧秘之所在。

懵懂的大清帝國

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和背後的野心，在當時，即使是號稱整個大清朝最具謀略的官員，也忽視了日本這次革新背後的意義。

1876年1月，53歲的大清帝國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在天津接見了當時年僅29歲的日本駐華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座談間，李鴻章跟森有禮談起中西文化，沒想到森有禮說：

「我們日本覺得西方的學問十分有用，可是貴國的學問只有三分有用，其他七分實在是太陳舊了，沒什麼用途。」

對此李鴻章有點不爽，便諷刺說：「那閣下認為你們學習西方文化，學到了七成嗎？」

沒想到森有禮接著又說：「只學到了五成。」

在當時的李鴻章看來，這位年僅29歲的日本大使實在過於狂妄，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森有禮當時的回答，卻代表了整個日本民族的普遍心態，因為在他們看來，清朝腐朽不堪，日本在明治維新開始後，便已下定決心，要「脫亞入歐」、建設一個大日本帝國、進而滅亡中國了。

即使是號稱大清帝國「中興名臣」的李鴻章，對「明治維新」也是蒙查查。

對此，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澤諭吉，就在1885年發表的《脫亞論》中表示：

「不幸的是近鄰兩個國家···一個支那（日本人對中國的歧視性稱呼），一個朝鮮···這兩個國家如果不是這樣改革，那麼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福澤諭吉說：「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不如脫離其（中國）行列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應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洲東方的壞朋友（指中國和朝鮮）。」

福澤諭吉發表這番「脫亞入歐」論後9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慘敗，最終賠償日本2.3億兩白銀，並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給予日本；而遼東半島本來也在《馬關條約》的割讓之列，只是由於俄國等列強擔心觸及他們的在華利益，最終才因列強幹涉而「幸免於難」。

宣揚「脫亞入歐」，敵視中國論的福澤諭吉，被日本人印在了鈔票上。

就此，被梁啟超諷刺為眼光狹隘、「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的李鴻章，在戰敗後赴日洽談《馬關條約》時，向伊藤博文等人發表了一段演講表示：

「余認為此次戰爭得到兩個好的結果，第一是歐洲的陸海軍作戰方式，被黃色人種成功應用得到了驗證（最愛君註：大清國被殘酷打臉）；第二是永眠的中華開始覺醒，日本給予清國的刺激，相信對我國將來的進步會發生最有益的影響。」

李鴻章接著說：

「我國人民對貴國抱怨之聲甚多，然與抱怨之感懷相比，余個人也許應該感謝貴國喚醒了中華國人。」

演講結束後六年，1901年，作為大清帝國洋務運動主力軍之一的李鴻章，最終因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為了整個大清帝國，他耗盡了畢生心血，卻始終參不透日本人的明治維新，何以能成功的奧秘；而在明治維新中，逐漸發展起來的所謂大日本帝國，卻愈發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繼續對中國虎視眈眈。日後，他們還將發動一場全面侵華戰爭，企圖將中國一口吞下。

李鴻章儘管糊塗，卻說得沒錯，日本人通過一場甲午戰爭，最終喚醒了中國。

這個敵人，始終值得警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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