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親」型故事中「月老」形象傳承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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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親」型故事中「月老」形象傳承的文化根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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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舉文 著

桑俊 譯

[摘要]在廣義的文化語境下，中國「月老」型故事中的月老形象在兩千年的歲月中如何傳承和變異？何以至今仍被人們口口相傳？故事中的元素是如何隨著它們與文化核心價值的關係變化而變化的？只有當外來故事中的關鍵元素與本土文化有相似的特徵，方能滿足本土觀眾的需求，並融入本土；反過來，這些關鍵因素又深化了故事中隱含的信仰和價值觀，而且故事的改變預示了我們日常生活中文化整合的前奏。

[關鍵詞] 口頭傳統；傳承；民間故事；歷史地理學方法；民間文化

[摘要]在廣義的文化語境下，中國「月老」型故事中的月老形象在兩千年的歲月中如何傳承和變異？何以至今仍被人們口口相傳？故事中的元素是如何隨著它們與文化核心價值的關係變化而變化的？只有當外來故事中的關鍵元素與本土文化有相似的特徵，方能滿足本土觀眾的需求，並融入本土；反過來，這些關鍵因素又深化了故事中隱含的信仰和價值觀，而且故事的改變預示了我們日常生活中文化整合的前奏。

兩個人相愛不是因為互相找到了一個完美的人，而是互相學會了完美的看待一個不完美的人。

阿切爾?泰勒（ＡｒｃｈｅｒＴａｙｌｏｒ）對「定親」型故事的研究為一般意義上民間故事研究中的歷史地理學方法設定了一個標準，對 ＡＴＵ９３０Ａ 故事的研究尤其如此。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沒有人再對此故事關鍵元素（母題或符號） 中的象徵主義以及研究方法做進一步的研究。從故事的基本研究方法、故事類型（在主要母題基礎上進行的民間故事分類）、母題（構成故事的元素）和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都有必要對這個故事進行後續研究，不僅要研究它的內容和結構，而且還要研究它傳播和擴散的深層文化根基。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因為它「技術和方法上的缺陷」以及不能「成功地解釋故事研究的結果」而一直飽受學界詬病，但這種研究「作為一種方法，而不是理論」卻獲得了學界的認同並在一定範圍內得到了運用。人們儘管認識到「類型索引只是一個工具而不是民俗學者的終極目標」，但如果只是批評它忽視了故事的背景和價值觀、只 關 注構成故事索引的框架，這是不合適的。民俗學者應該在其基礎之上做進一步的研究。

泰勒在他的故事研究中使用這種方法，其目的不僅僅是追溯故事的源頭，還要考察故事的傳播與擴散。泰勒發現近十二個世紀以來這個故事在歐亞大陸有４４個異文，這就為故事細節的研究和故事特殊類型的研究提供了極好的範例。柯思昆（Ｃｏｓｑｕｉｎ）認為此類故事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且此類故事所有版本「都起源於佛教」，而且俄狄浦斯（Ｏｅｄｉｐｕｓ）故事也是由此類故事「改變性別」而來，泰勒對此表示懷疑。泰勒還質疑阿爾奈（Ａａｒｎｅ）的「定親故事依賴於東方的信仰，具有典型的印度特徵」的觀點。泰勒反對「原型」（Ｕｒｆｏｒｍ）的觀點，但卻贊成故事的多元傳播。泰勒的質疑和觀點在今天依然頗具遠見。他的質疑對後來的研究者來說仍然有用，他的貢獻是巨大的。事實上，泰勒在民間故事研究中涉及到了問題的關鍵點——不同文化淵源和文化背景的故事研究應該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正是出於對這一頗具啟發意義的研究方法的欣賞，本文將探討中國故事和社會中的「月老」形象變異和傳承的深厚文化根基。

泰勒關於「月老有多久的歷史」和「這個故事起源於何處」的核心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標。泰勒注意到，這個故事在中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的新證據基礎上，他認為「無論如何，它已兩次跨越亞洲大陸，很明顯是源於中國而非印度」。但他也承認，「中國最早的版本，可能是歷史也可能是偽歷史傳統」，「顯然，要判斷這一原始故事是否受到外來宗教或歷史的影響是不可能的」。泰勒著重研究這些元素本身，並沒有進一步考察特定文化中這些元素（和故事本身）形成和轉變的文化和歷史根基。

本文試圖在繼承泰勒的事業，繼續對這一特定故事進行研究，並反思先前的研究方法，分別考察唐代此類故事形成時的月老元素、周朝末期故事文本中月老的原型、月老元素的發展和唐代以後的民間故事、中國當前口頭傳統民間故事的異文等。本研究的目標是：

（１）證實月老元素（泰勒認為並非是故事類型中的關鍵元素）對於故事本身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並且這一元素的轉化和故事本身都深深植根於中國的信仰和價值觀。月老因具有其獨特的特點，而在中國版本中至關重要，它並不等同於其它文化故事中的先知元素（ＡＴＵ９３０）。

（２）通過追溯月老元素兩千年的歷史，揭示它如何演變成各種觀點中的深層象徵，為泰勒關於故事起源的問題，以及「原始故事是否受外來宗教或歷史的影響」提供可能的答案。

（３）本文的結論是：一個元素或一個故事的存在取決於它是如何或是否植根於某一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核心價值，為故事所採用的要麼是經過修改以適應了既有的象徵系統，要麼是原本就與新的文化體系有相似的表現形式或意義。

（４）本文將進一步強調歷史地理學方法，這種方法在結合其文化語境的前提下，可以繼續作為一個有用的工具來考察故事元素傳承和變異意義的過程。

一、唐代故事中的月老

１．「定婚店」中的月老

如泰勒所指，「定親」故事在中國最初是以標題「定婚店」出現在九世紀早期《續幽怪錄》一書中，此後一直保存在各種故事文本或口頭變文中，直至今日。

泰勒論著中引用的「定婚店」翻譯文本故事情節如下：一個名叫韋固的年輕人想結婚，但是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妻子。他遇到一個正在翻看奇怪書稿的老人。這個年輕人懂好幾門外語，包括梵文，卻看不懂這本書稿，於是詢問這是什麼。老人告訴他這是天下人的婚姻簿。年輕人問他是否會迎娶自己喜歡的姑娘，老人說不會，但是他的腳已經和他未來妻子的腳被一根紅線綁在了一起。這個女孩現在只有三歲。老人帶年輕人去看那個小孩，年輕人非常不高興，因為這個女孩既醜陋又貧賤。他決定殺死小 女孩，逃離自己的命運。他派了個僕人帶刀去殺她。但僕人只在女孩的眉心划了一刀。十四年後，年輕人當了官，迎娶了一個美麗的上流社會女孩，她總是在額頭上點一顆美人痣。在他們婚後一年多，她告訴他自己小的時候曾經被一個瘋子刺傷。之後丈夫向她解釋了一切。從此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年輕人第一次與老人相遇的那個店鋪後來被人們叫做 「定婚店」。

泰勒總結此故事類型的基本要素為：（１）與下層女孩的註定姻緣，（２）蓄意謀殺者與其造成的傷疤，（３）由疤痕所揭露的預言的應驗。湯普森就是主要基於這三個因素劃分了此故事類 型：ＡＴ９３０Ａ。

泰勒沒有將月老元素歸入他所概括的故事基本要素之內。從他的分析中可以推斷，首先，他將月老等同於先知元素，而先知元素是「定親故事類型 Ｍｔ．９３０的典型母題」；他認為對月老的追溯也可以在「西方版本」中找到；他推斷，在這一故事類型中「這不是必要的和最初的元素」。他還指出月亮（不是月老）與婚姻的關聯，並不能證明「這個故事是中國創造」，因為這種關聯「相當普遍」。其次，泰勒沒有將這個故事中的月老與同類故事中相似的「老人」或是先知對比，這似乎也能解釋他的某種程度的矛盾思想：一方面，他認為月老並非「中國創造」，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月老元素、紅線元素「不像是印度的思想」，它們「具有中國的特點」。因此，泰勒看重其它元素（例如，紅線、疤痕、頭髮），期望將來能有所發現，為「這個故事的歷史找到一條有價值的線索」。

然而，在此作出區分是非常重要的：與泰勒的推斷不同，月老與婚姻的關聯雖非普遍元素，但卻植根於中國的信仰和習俗中，儘管月亮與婚姻的關聯確實是一個普遍元素，但「卻不能證明這一故事的源頭在中國」。月老元素與婚姻的關聯無論是在這個故事形成的九世紀之前還是之後，在中國的文化中都是非常獨特的。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證明不管是在歷史文本還是在日常實踐中，月老對於此類故事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後來被用於宗教信息的傳達，並蘊含了中國的基本文化價值觀。

關於故事類型和母題，值得一提的是，「命中注定的丈夫」（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ｅｄｈｕｓｂａｎｄ）不是一個與「命中注定的妻子」(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ｅｄｗｉｆｅ）（ＡＴＵ９３０Ａ）相匹配的故事類型，儘管兩者有著相同的母題(Ｔ２２．３）。 從 ＡＴ９３０到 ＡＴ９４９，ＡＴ 故事類型的缺陷已在其它文化背景下的故事中表現出來，學者們也曾用猶太故事例子對之加以修正。在關於中國故事類型索引的開創性工作中，丁乃通依然遵循這些相關故事的 ＡＴ 類型，儘管他劃分了２００ 余種中國故事類型。他只用了兩本故事集作為原始資料。而且，故事類型 ＡＴ９３０Ａ 和母題 Ｔ２２（命中注定的戀人）既不存在於西非、中非、馬達加斯加、西印度群島，在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口頭敘述和早期的愛爾蘭文學中也沒有出現。在泰勒對十餘個國家，如保加利亞、波利尼西亞、北美的大量搜集整理中也不存在。ＡＴ類型並不適用於也不包括其它文化的故事，這一事實揭示了歐洲中心主義文化取向在編製故事類型索引中的歷史局限性。但是，正如喬治斯指出的，「故事類型作為故事構想的一個術語，它的出現與故事類型索引的發展以及歷史地理學方法的演變息息相關」，他還認為「故事類型作為一個概念和構想是有生物學基礎的」。因此，無論我們是否認可或揭示這樣一個事實，即存在這一構想或這一故事類型術語概念，我們必須承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概念、特徵、敘事手法和敘事藝術的分析」。然而，最近出版的《國際民間故事的類型》一書有意改變了故事類型的分類，而且「已消除或減少了這些錯誤」，例如過於強調男性角色、歐洲中心主義以及缺乏體裁區分等。

我們應該仔細看看，相比於後來的故事版本，最早出現在唐代版本中的月老的特點。我們的問題是：如果沒有月老元素，這一故事在中國（官方和民間）傳統中會繼續流傳至今嗎？

故事中對月老的描述本身就是相當獨特。泰勒說道，月老是在讀「陰間的書，是關於天下人的婚姻簿的」。根據早期版本的描述：這個「老人」笑著答道：「這本書世上沒有…… 這是一本幽冥之書。」年輕人接著問，「那你這個幽冥之人怎麼會在人間出現？」…… 老人答道：「管理人的命運是陰間官員的職責，他們又怎能不在人間行走呢？事實上，路上人鬼各半；只是很少有人知道罷了。」年輕人又問道：「那你的特殊職責是什麼呢？」老人答道：「人世間的姻緣。」在老人指出那個女孩之後，年輕人生氣地說：「我一定要在娶她之前殺了她。」老人說：「你這是白費勁。她註定會借她兒子之力而成為一個富貴女人。」接著老人就消失了。

很明顯，中國所有的版本和故事變體中都強調了月老人鬼各半的特點，雖然在近現代版本中，他更多地具備了人類的特點。這個不斷變化的角色（鬼-官員-人）最早是以「老人」的形象出現在小說中的，他耐心、文雅、總面帶笑容，具備了睿智人士的所有特點。這個故事中的月老比定親（ＡＴＵ９３０）故事類型中的先知更具有複雜的象徵意義，因此月老不應該與廣為人知的先知元素（或母題）等同。

就語義層面而言，同類型故事中，也沒有一個形象與「幽冥之人」的月老相符合。例如，成書於十世紀的《太平廣記》卷１５９中記載了七個同類型故事，卷１６０中記載了五個同類型故事，其故事中的「媒人」元素也與月老大相徑庭：作為預言者的可能是夢、善相人和泄露的秘密、女巫、能預測婚姻的和尚、專業媒氏、善易者、卜人以及上面寫滿預測未來的詩句落葉。而且，在其他故事中並沒有使用「月老」這一稱呼，在後來的演變中才有所提及並和媒人、紅娘等一起沿用至今，取代了以前的稱呼，如伐柯、大冰。

眾所周知，佛教在中國唐代發展到了頂峰。然而，一個重要的事實是佛教的一些思想是借用 了道教中關於鬼魂和轉化的故事來進行傳播。而且，正是在與佛教思想的鬥爭中，程朱理學才在儒家思想家們的倡導下得以發展，比如朱熹，他對儒學的演繹成為當時中國的主導思想，並一直持續至今。然而，朱熹又接受許多與儒家思想並不一致的觀念，這點在他頗具影響的《朱熹家禮》中可以看到，這顯示了中國思想兼容性的本質。例如，朱熹提倡風水，而這是道教陰陽先生的傳統。

直到現在，我們仍認為月老元素涵蓋了道教的大部分特點，儘管它的「命中注定」觀點在佛教中也同等重要。正如泰勒所說，月老沒有出現在中國的佛教故事中，印度的故事版本中有幾個「智者」,但卻沒有這樣的一個老人。我們還注意到月老是基於宇宙觀、歷史、倫理和宗教價值觀的一個獨特的標誌，蘊含著簡明的含義；它與非中國源頭故事中的先知不同，它展示了中國文化和歷史中的一些基本信仰：

（１）陰陽五行的思想，它「對中國的科學思想歷史非常重要」，而且「是古代中國人能想像的最終原則」。他們在後來的道教教義和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踐行。這一流派的思想在漢代得到闡釋，其元素被借用到傳來的佛教思想中。雖然「陰陽」很早就出現在道教經典《老子》中，但這一思 想早在此前就很盛行，因為其被廣泛運用到周朝晚期的經典著作中。這些思想通過傳統陰陽先生 的某些儀式在中國繼續傳播，例如算命、風水、婚姻。

（２）靈魂不滅的信仰，這在中國的許多故事和祖先崇拜中都可以看到。

（３）趨吉避凶的實踐，它體現了對命運的樂觀而非消極的態度。中國老百姓對算命的普遍信仰和實踐也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創新性和靈活性。儒家思想沒有討論人的來世，道家思想強調宇宙的自然規律，只有佛家思想才對冥界做出了解釋。但是人們遠不滿足於這些思想，於是繼續尋找好運。鬼故事滿足了娛樂和心理安慰的作用，同時也實現了教育功能。

（４）儒家教育倫理觀，它提升了教育在維持社會秩序和提高個人社會地位中的價值。中國人仍信仰並踐行學而優則仕這一觀念。由程朱理學家完善後的科舉制度進一步推動了這一思想的發展。

（５）家庭價值觀，這是基於儒家禮教，在婚姻觀中得到了突出體現。而且，有子孫的婚姻被看做是先祖的恩賜，也能為後代帶來福分。因此，一段好的姻緣是命運的結果。這樣看來，作為傳統媒介的算命先生，或是這裡的月老，強化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價值觀和希望。

因此，月老這一象徵給在中國延續了一千多年的此類故事帶來了活力。但是，這一象徵並非在唐代才有，而是深深植根於歷史的。

２．其他「定婚店」類型故事

「定婚店」最先出現在李復言的《續幽怪錄》中（約８２７－３６），這是牛僧孺（７７９－８４７）《幽怪錄》的續集。但是戴孚（約757-79)的志怪傳奇集《廣異記》中的《閻庚》清楚地描寫了月老和紅線元素。戴孚的作品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此可推斷牛和李均受其影響。下面是《閻庚》的故事梗概：閻庚的父親批評他不像其他年輕人一樣努力，於是他便與一個朋友開始了求學之路。他們在旅店遇到了一個住客。在交談中，那個人說道：「我不是人，我是陰間掌管姻緣的地曹，用紅線綁住男女的腳。」看到包里的紅線，他們方才相信，就向他詢問自己的官位和年壽。他說閻庚的朋友會活到八十多歲，並位極人臣；但是閻庚註定貧窮，無官無祿。除非他與一個富家女孩締結姻緣才能擺脫貧窮。現在北邊百里外的一個村莊有個女孩，她已與未來的丈夫捆綁在一起了。但是那個幽靈願意解除他們的婚約來幫助閻庚。如果閻庚立馬出發，到達那個村子的時候會遇上一場雨，以此證明那個幽靈的話的靈驗。閻庚跟他的朋友一起去那個村子，並遇上了大雨。他們找到那戶人家，見到了那個女孩的母親。她告訴他們今天是她女兒定婚的日子，但是男方的父母不接受女方的嫁妝，婚約取消了。閻庚的朋友成功地勸說那位母親把女兒許配給閻庚，於是他們結婚了。後來閻庚成了一位地方官，而他的朋友成了大臣。

首先，這個故事具備除蓄意殺害和疤痕元素以外的ATU930A故事類型的所有元素。由此可見，月老元素並不是首先在《續幽怪錄》「定婚店」故事中形成的。其次，這個版本展現了其它版本中所沒有的卻對理解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很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為改變命中注定的不幸而做出積極努力，這表現了中國人追逐好運避免厄運的基本信念。正是如此，月老才被視為只安排美好姻緣的鬼或神。這個故事後來被收編入《太平廣記》的鬼類故事中。

牛僧儒《幽怪錄》現存4卷共37個故事。牛僧儒曾任宰相，是歷史名人。他的故事充滿了道家命定劫數的思想，因此流傳甚廣。第一卷記載了「韋氏」的故事，與「定親故事」極為相似。故事裡的媽媽想要把女兒許配給一位年輕人，女兒前兩次都拒絕了，直到第三次才同意讓那個年輕人當她的丈夫。在被問及原因時，女兒說在夢中看見了年輕人的所作所為。

作為《幽怪錄》的續集，李復言的《續幽怪錄》共4卷23個故事。其中有4個故事可以劃入定親故事類型。其餘的則是關於道家、佛家的變形、轉世和定命（或死亡）等。其中「鄭虢州陶夫人」故事和上面談到的「韋氏」都可以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丈夫」的典型案例，與ATU930A是同類型故事，只不過這類故事中，主角是女兒、她的媽媽和女巫一薩滿，丈夫先前是和別人締結了婚約。

在唐代屬於文學範疇的成百上千的神異小說書集中，幾乎沒有與月老相同的人物形象。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再加上其文學、道德以及宗教價值，李復言《續幽怪錄》中的故事一直膾炙人口，一個世紀之後還被收錄到官方的故事百科全書《太平廣記》中。考慮到這部故事類書的地位，這一故事進一步影響了接下來的幾個世紀。

在《太平廣記》中，「定婚店」沒有明顯改動，被收錄在第159卷中，屬於定數類。定數類包含了從145卷到160卷共15卷150個故事。所有故事都是從先前已有標題的書籍中收錄的，例如《定命錄》和《前定錄》。顯然，命定的思想是神異小說繁榮的重要基礎。這些故事也促進了傳奇小說在唐代成為一種單獨的成熟的文學體裁。反過來，在以後的幾個世紀(14-19世紀），神異小說的高潮也促進了故事的傳播，其中就包括「定婚店」故事。泰勒指出，收錄在《太平廣記》第160卷中的故事「灌園嬰女」與「定婚店」頗為相似。這個故事沒有變化的月老形象，而是一個俗人的形象，而且沒有像紅線這樣的元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現代口頭變體的對比，這一元素非常重要，這一點我們會在後文中討論。

二、唐代以前文本和語境中的月老

本節旨在探討月老元素的象徵意義以及這一元素的轉變。在民間藝術和其它文學體裁中能找到許多文化淵源的線索，不過，這一點此處暫置而不論。下面簡要勾勒幾個代表性的交叉點，以使月老元素更為清晰。

(1)《詩經》有幾首強調了「媒人」的角色。「媒」字與「謀（計劃、策略）」字相關，意思是運用語和謀略將兩個家庭結合在一起。

《國風·氓》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儒家思想強調婚姻必須有個中間人，這一思想是植根於儒家禮教「六禮」中的，影響了中華文化兩千多年。

《國風·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對這首詩歌的理解中，亞瑟·韋利(Arthur waley)認為那時媒人不是必須的。相反，高本漢(Karlgren)在翻譯之前評論道：「婚姻應該遵循由傳統制定，在家庭中不斷實踐的規則：一位已婚長者作為媒人為年輕人牽線搭橋，婚禮應該與慣例要求的祭祀結合」。從那時起，伐柯人成為媒人的代名詞，甚至出現在一千年後的作品中。

《匏有苦葉》中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正是出於冰的比喻，「大冰」「冰人」發展成（男性）媒人專用術語，此說亦見《風俗通義》。

(2)安排並決定婚姻在周朝是公務。《周禮》是中國最早（自公元前3世紀以來）的文本之一，其中對於媒人的地位是這樣描述的：「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這記錄不僅表現了官方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體現了相關（合法的、道德的）法律執行的強制性。

(3)如下面將提到的儒家重要文本所示，儒家倫理強調婚姻中媒人的角色。而且，儒家重要的「天命」論也影響了命運這一思想，這一點也體現在中國人對待婚姻的態度上。

《禮記》有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昏禮者，禮之本也」。孟子運用類推思維表達其對古代傳統的遵循，《孟子·滕文公下》雲「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瑜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4)早期漢語里「婚姻」二字表明婚姻是男方父親與女方父親之間的協議，「婚」原作昏，指黃昏時分，暗示古代的婚禮皆在黃昏舉行，也就是陰（女方）與陽（男方）的結合時間。因此，那個男性角色，或者是老人，也成為媒人的原型，這與《周禮》中媒氏的官職有關。婚姻的禮數也體現了陰陽和合思想。

(5)司馬遷信奉道家思想，他的《史記》中記載了歷史人物張良的故事，角色因加入月老元素而被神化。這個故事是神化中國歷史人物的範例。這裡的老人能在人間和陰間、白天和黑夜之間變換，是一個典型的道家神靈：良嘗閑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6)佛學和道學在3世紀至5世紀間得到最大的融合，各種神異小說（如《太平廣記》包含92大類，150多個子類）的大量出現或文本化也顯示了佛道思想以故事形式在民間的廣為傳播。一個特殊的現象是道教對不斷傳播的佛教思想的演繹，這也解釋了道士和佛家和尚通過故事傳播思想的現象，這與現象在唐代達到鼎盛。因此故事的形式和內容也進入了重新整合的新階段。

(7)《晉書》卷95索紘的故事進一步將《詩經》中的「冰人」發展成媒人的術語。這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官員夢到自己站在冰上與冰下的人講話。他讓索紼解夢，索統說，「冰上是陽（男性），冰下是陰（女性），男女（婚姻）就是陰陽。這是陰陽的對話。也就是你將是一樁婚姻的媒人。」晉代也標誌著占卜術的繁榮和高潮，這主要與道家思想有關，這一時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術士管輅、郭璞和葛洪等。

至此，回顧唐代之前月老元素的原型，我們可以看到各種錯綜複雜的成分：陰陽的思想、鬼神信仰（或靈魂不滅）、官家權威、父權思想、日常倫理規章、從無名到有名（或是創造一個文化英雄）、儒家的天命思想、道家和佛家的命定觀念、積極改變命運的回饋等。我們也可以看到月老元素經歷了如下發展：掌管婚姻的「官員」（媒氏）的實際作用、張良與黃石公故事中住在月亮里通過書來提供超自然知識或能力的智慧老人（道教神仙）、能通過冰與陰間交流的能人、為證明命中注定而用超能力來解決問題的佛家雲遊和尚，最後就是故事「定婚店」中的月老。顯然，月老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所有媒人元素的大整合。這也證明了一點，能在社會動蕩中倖存下來的傳統，是根植在文化基本信仰的基礎上的，它一定能進發出生命力。

此後的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如果對月老元素的發展歷史做一個描述，也許可以解答泰勒的困惑：「似乎不能界定它到底是中國本土的傳統還是佛教的說教故事方面，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中國傳統或偽歷史傳統……，卻未能在大量眾所周知的佛教故事中發現。但另一方面，它講述了佛教中比較重要的一課」。這也說明這個故事的源頭在中國，後來借用「定命」思想的闡釋，「定命」思想並非來自佛教，因為許多佛教故事借用或改變了中國文化中的固有因素，從而使故事以一種新的面貌呈現在人們面前。唐朝故事中各種思想的高度交融使人們很難完全區分它究竟是歷史故事還是偽歷史故事，是宗教故事還是非宗教的故事。

三、唐代以後文本和語境中的月老

「定婚店」在被收錄到《太平廣記》變得更受歡迎，特別是手拿紅線的月老。根據丁乃通對這故事類型的研究，這個故事至少在10個不同的版本中被重新整合和重新講述。這個故事受歡迎的原因在於，故事講述者為之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使不同讀者能從其中得到不同的思想。僅僅從下面幾部中國文學作品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月老元素不斷轉變的歷史。

(1)與以前的男性媒人不同的是，「紅娘」作為正面的女性媒人出現，她的形象不僅得到了發展，而且自13世紀以來一直很流行。「紅娘」是詩人元稹(779-831)的故事「會真記」中一個丫頭的名字。這個故事的唐代版本很流行，因為故事講述的是自由戀愛而不是定親，還有個年輕人在當媒人。但是這個故事的結局很悲傷，兩個相愛的人沒有成婚，而是分別有了不同的婚姻。劇作家王實甫(1260-1336)改變了劇情，將悲劇變成喜劇，不為人知的角色「紅娘」，最後，紅娘和月老都成了今天仍很流行的或俗或雅的術語。

(2)在馮夢龍(1574-1646)的《情史》中，「定婚店」以「韋固」的標題被劃分在情緣類中。在這本書中，馮夢龍搜集了900個故事，分為24類，彙集了自古以來形形色色的男女之情。馮夢龍用慣用手法在「情痴類」中突出了這些故事，「夫和妻不是這一世的緣分，而是五百年前就註定了的」「月老系了紅線」，「冰人傳了話」。鑒於馮夢龍的知名地位，他的講述無疑增加了這一故事的知名度。

(3)《聊齋志異》是中國最重要的鬼怪故事集之一，由蒲松齡(1640-1715)所著，書中共有491個故事，本書被認為延續了晉唐志怪和傳奇故事的風格，專門講述神異故事。自此，月老元素得到了廣泛運用。如其中《劉生》故事中就有月老和紅線兩個元素。事實上，這裡的月老兼有魔法師和世俗人物的特點，他也接受賄賂。其中《毛狐》故事中也提到了婚姻是月老事先安排好的。

(4)曹雪芹(1724-64)的《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長篇小說之一。在第57回中描寫了手拿紅線的月老的故事，重述了月老將天涯海角的夫與妻捆綁在一起的婚姻之神的角色。這種用婦孺皆知的俗語講述故事的方式，顯示了月老元素在民間生活中的普及。

在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月老不僅僅是道家掌管婚姻的神仙，這在宋代的《八仙全傳》中亦可見；月老還是民間之神，如沈復(1763-1825)的《浮生六記》對此亦有清晰的描寫：月老是一個「鶴髮童顏，一手握紅線，一手拿掛著婚姻簿的權杖，騰雲駕霧」的形象——此種形象現常見於寺廟造像中。

從意識形態層面上而言，約17世紀至18世紀間佛家思想和本土思想的衝突也促進了大量神異小說的出現，這些神異小說多反映了道家思想或借用了道家故事的形式。宋朝建立17年後皇帝下令李昉編纂的兩部類書《太平廣記》和《太平御覽》旨在為統治思想尋找新的方向。例如，唐朝大興火葬就是受佛家思想的影響，而宋代提倡土葬則是為了復興儒家倫理和禮教。結果，中國多神崇拜的文化進一步促進了不同信仰的融合。事實上，沒有哪一種信仰能單獨存在於中國故事或日常行為中。

四、現代口頭傳統中的月老

在中國民間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有著兩種相互平行又交互影響的傳統：文本傳統和口頭傳統。《詩經》是個經典案例，《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是全國範圍內最新的文本傳統例子。前面的討論表明文本傳統是相對穩定的，雖然最早的版本經過多次改動，但從文本傳統中我們仍可看到月老紅線是這個故事中最大的影響元素，而疤痕則聯繫著定親故事中的預言以及預言的實現。

1980年在中國東北遼寧省進行的田野考察中搜集了17個版本的口頭故事，後來收錄到了《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遼寧卷》中，在那裡搜集的4個故事後來得以分別出版，還有一部2006年搜集的口頭版本。接下來將會圍繞這些文本進行討論。這個故事的現代口頭傳承表明故事本身有著適應本土信仰和價值觀的頑強的生命力。

收錄在《三套集成》中的17個「定婚店」故事異文，它們的講述者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他們世世代代生活在當地，從先輩那裡聽到了這個故事。遼寧省是中國18到19世紀大移民的終點站或中轉樞紐，也曾是清朝(1644-1911)統治者滿族的發源地，這些歷史淵源在故事中都有所反映。有趣的是，在這些故事中，月老元素（以及疤痕元素）是故事的核心，而紅線元素和陰間的婚姻簿元素在所有版本中都沒有出現。在當地的版本中，用來傷害那個女孩的是石子或土塊，而不是刀或針。

第二組的四個異文進一步揭示了這些特徵。月老在三個異文中都以「老人」的形象出現，在另個版本中是「月下老人」。三個版本中清楚地寫到謀殺失敗後年輕人逃了數百里到達了東北——這可能反映了他們對於過去約兩個世紀移民（大部分來自河北和山東省）的記憶。而且所有這些版本中的「年輕人」都是農夫，不是學者。

在洪福來的版本中，疤痕元素很獨特。與其它版本（眉心的疤、眉毛上的疤或者肚子上的疤不同，這個版本以失去小腳趾為重要元素。如果我們將這個元素與滿族的發源地新賓縣聯繫起來會很有意義。這也與廣泛流傳的民間信仰相呼應：滿族人與漢人的不同就在於小趾的形狀。在中國歷史上的戰爭或社會動蕩期間，掩飾自己少數民族的身份是很常見的。這一變化揭示了獨特的本地文化。

第三個例子就是2006年搜集的譚振山的口頭版本。與前兩組相比，這個版本的主要元素沒有改變，但其它小的元素有所改變；例如，年輕人名字和女孩的村莊名都改變了。這在和觀眾面對面的口述中是很常見的現象。丁乃通在他的中國故事類型的研究中指岀，「為了提高興趣，古代故事類型的文學版本，尤其是職業說書人講述的故事，經常提及一些特殊的人名和地名，甚至真正的口頭故事有時會本土化（帶有地方人名特點）」。

下面是譚振山2006年講述的長達7分鐘的故事概要：一個叫王小柱的年輕人很窮，父母很早就過世了。有一天他在一座廟裡看到一個老人正在搬土塊。王小柱問他為什麼這麼做，老人說：「我是給人們安排婚事的月老。這些土塊就是男人和女人。把他們放成對兒，他們就成夫妻了。」王小柱問他能不能有個老婆。老人給他看了一大一小兩個土塊，然後說他的老婆是二十公里外一個村子的小丫頭。王小柱很不高興，他去那個村找到了那個搖籃里的小孩。他想殺掉她，就用土塊砸了她。土塊砸到了小孩的臉，流血了。他以為她死了，便跑到了幾百里外的一個村子。打了幾年工後，他開了一家店鋪，有了一些幫手。現在他是快四十歲的人了，仍沒老婆。有一天，一位老婦人和一個女孩在他店門口乞討，說他們從山東來，因為洪水不得不逃到東北。店員們給了他們一些食物。老婦人覺得他們是好人，說自己無處可去，但女兒到了婚嫁年齡，想把她嫁給一個好人。店員們勸老闆娶了那個女孩，老闆同意了。他們很快就結婚了。在婚禮上他們一起吹滅了蠟燭，他看到她臉上有疤，問她是怎麼弄的，她說是小時候被砸到了。王小柱問她以前住在哪裡。他聽後感到很驚訝並承認是他砸的，就把一切都告訴了她。她說無論他做了什麼，她都是他的，現在他們結婚了，再也分不開了。從此夫妻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現在我們知道月老元素和疤痕元素在過去的一千年中對故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婚姻簿和紅線元素變成了本地農民日常生活中的石頭和土塊。這裡我們可以將它和前文提到的「灌園嬰女」中的變體聯繫起來，其中也沒有紅線元素。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口頭傳統與文本傳統並不一樣，這也意味著這個故事在民間口頭傳統中的頑強生命力。這個變異了的口頭傳統對地方認同很有意義，由此這個故事從地方的日常行為中獲得了生命力和有效性。譚先生從他叔叔伯伯們的口述中聽到這些故事，其他的一些故事講述者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這一地區的這一代人是通過口述傳播故事的，但我們仍不清楚這一故事口頭傳承的歷史。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口頭傳播和文本傳播在過去的一千年里時時相互影響著，如此一來，故事的情節和主要元素才能基本不變以維護傳統信仰和價值觀，而一些次要元素則改變並適應了當地風俗。

在一些算命流行和旅遊繁榮的公共場所，月老元素有著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這是口頭傳統的另一方面。互聯網對月老元素以及故事本身在囗頭形式和書面形式的傳播和轉化過程中的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總之，這個故事在中國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月老元素。唐代月老元素的形成表明兼容的文化互動在此時達到頂峰，月老這個形象是各種思想高度濃縮的象徵，而這些思想又根植於多神信仰兼容並存的中國社會和文化。這個故事的變異過程也表明，月老元素在語義和意識形態維度都蘊含了各種意義和起源。其歷史來源體現在《詩經》、《周禮》等儒家典籍中，其宗教源頭體現在道家的陰陽思想和佛教的定命思想中。然而，這兩點之間很難有清楚的界限。實際上，從中國的每個故事中我們都能看到源於各種教義和觀念的思想或象徵，他們通過複雜的元素得以反映。這也是為什麼丁乃通認為「中國的佛教文學並不像歐洲學者想像的那樣包含很多民間故事」。

新思想總是通過適應故事中現有的形式或元素而植入的，因此不同的意思混雜在一起。中國歷史上，尤其是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大量鬼故事揭示了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過去和現在都像居於主導地位的官方儒家思想一樣流行。

其次，月老故事在中國的普及也顯示了其中「陰陽」的觀念，而在中東和歐洲的傳播則揭示了對「先知」的信仰。因此，這個故事在形式上看似相似的，但就意義而言，在意識形態上對本土觀眾來說是不一樣的，對文化基本信仰的傳播也是不一樣的。這一思想進一步解釋了「原型論」(bio type)（強調基於本地信仰或習俗的故事或母題的地域性），甚至把它延續到了文化的核心思想。

我們也可以看到：(1)那些經過了社會變遷而依舊存在的元素或故事是根植於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和信仰中的——他們是信仰和價值觀的表達，反過來又在日常生活中鞏固了這些信仰和價值觀；(2)故事的傳承和變異依靠那些在新社會有著共同特徵或價值觀的元素的保留和發展。那些元素要麼保留了形式要麼保留了內容，因為他們能被本土說書人和聽眾所認同，並為面對面交流的小群體們創造文化內涵。

普羅普在他歷史性的考察中所使用的方法是試圖將「民間故事作為整體」進行研究。普羅普注重同一故事中不同元素之間的聯繫以便找出共同功能，這個共同功能在文化價值觀和歷史淵源中的形式和特徵具有一致性。他對特定民間故事人物和情節是如何建立在民間信仰和習俗基礎之上做了進一步研究，其研究與本文的討論有所關聯。作為整體的故事必須生動有趣，並同時能讓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中故事的講述者和聽眾理解。運用這一思想來反思歷史地理學的方法，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法往往忽視一個元素形成和轉變的文化根基。如湯普森所說，「歷史地理學派研究主要關注故事的內容。這些研究的結果表明即使故事的形式在不斷變化，故事的情節還是保留了下來」。泰勒對故事歷史源頭和宗教源頭的質疑使湯普森將「定親」歸為「小說（浪漫故事）」一類(850-999)，而不是「宗教故事」類(750-849)。而且，在某些文化中很獨特的相似故事類型都沒有列在AT類型系統中。泰勒對「定婚店」（「定親」）故事與俄狄浦斯故事的比較也表明歷史地理學派的方法忽視了故事中表面相同元素背後文化和象徵的差異。在研究文化根基時，丁乃通注意到「雖然俄狄浦斯這個主題似乎在（中國故事中）並不存在，但不同形式的亂倫」確實存在。所有這些都表明，在運用歷史地理方法時，我們不應該忽視構成故事元素背後的深層的文化根基，而應該將「故事內容」置於廣泛的文化和社會背景語境下，考察其意義形成的過程以便使這一研究方法更加充滿生機。

（注釋及參考文獻請參照原文）

文章來源：《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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