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漩渦中的蔣夢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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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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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是現代中國一件大事，這場運動雖然因政治而發生，但其結果卻主要體現在教育上，這就像1898年中國政治變革的主題為新教育發生，並歸結為創辦京師大學堂一樣，1919年的五四運動因北大而起，最後也歸結為北大的重建。北大由此上了一個台階，進一步鞏固了其龍頭老大的地位，而在這一系列變動中，蔡元培、黃炎培、胡適、蔣夢麟等都是格外重要的人物，都在不同程度發揮過作用，本文重點探究蔣夢麟與五四運動的關係。

1

啟蒙導師

1917年6月，蔣夢麟結束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生涯，以《中國教育原理之研究》為題順利獲得博士學位，為著名教育哲學家杜威在中國的主要傳人。

在國內，蔣夢麟也有非同尋常的人脈資源。1915年，隨農商部代表團赴美考察的黃炎培獲得蔣夢麟全程熱情照顧，這為蔣夢麟回國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黃炎培利用自己的關係，將蔣夢麟安排至當時經營狀況相當不錯的文化機構商務印書館，一再叮囑商務主持人張元濟、高夢旦盡量照顧。（《張元濟全集》卷六，108頁）

與此同時，黃炎培又讓蔣夢麟在自己主持的江蘇教育會、職業教育社兼辦社務。江蘇教育會為南方新教育重鎮，因蔣夢麟加盟事業又有許多新的規劃，1917年發起創設中華職業教育社，致力於職業教育的改良與推廣，直至現在，職教社都是一個重要的教育組織，儘管其結構、訴求，與黃炎培、蔣夢麟時代很不同了。

蔣夢麟是北大最年輕的明星教授胡適的同門師兄弟，因而教育學出身的蔣夢麟在新教育界也擁有相當分量。1919年初，在黃炎培倡導支持下，以江蘇教育會為主並聯合北大、南京高師等單位創辦的《新教育》正式發刊，這對於現代教育理念的傳播，尤其是杜威教育哲學的推廣貢獻巨大。

在蔣夢麟主持下，《新教育》竭力宣傳杜威的教育思想、民主理念，認同孟子的性善主義，以為教育只是讓兒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發抒，讓人類本有的善良因教育而得以呈現、發展。

蔣夢麟認為，依據新教育原理，中國兒童應該從不合乎現代需要的刻板的行為規範中解放出來。現代教育應該誘導兒童自行思想，協助他們根據自身需要而不是根據大人需要解決自己的問題。現代教育應該致力於啟發兒童對自然的興趣。根據兒童心理學，蔣夢麟強調，只能把兒童看作兒童，而不是大人，不能單拿知識去填充，更不能動輒就是書本，兒童需要娛樂，需要遊戲，需要自然的本真，教育決不只是知識的傳授過程，而是創造條件，引導兒童在心智、身體和團體活動各個方面獲得成長。

《新教育》的思想理念非常契合國內正在流行的新文化新思想，因而《新教育》也就與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學有著一種知識上的親近、認同、合作，蔣夢麟在《新教育》發刊不久，去北大兼任了一個教育學的教授。

蔣夢麟的興趣在《新教育》的傳播，其目的就是在此新時代中，「發健全進化之言論，播正當確鑿之學說。當此世界鼎沸、思想革命之際，欲使國民知世界之大事，共同進行，一洗向日泄泄沓沓之習慣。以教育為方法，養成健全之個人，使國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擔重大之責任。創造進化的社會，使國人能發達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機會。俾平民主義在亞東放奇光異彩，永久照耀世界而無疆。」（《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435頁）

就職業選擇而言，蔣夢麟極端享受《新教育》時代的生活，他以留美博士的身份，時常在一些公開場合演講。他那時的言論，大概都在強調西洋文化優長之處及其根源，並拿來與中國文化進行比較，批評中國文化的不足。大意是西洋文化起源於希臘，重理智、重個性、重美感。中國思想重應用、重禮教、重行為。蔣夢麟在演講中常常提到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並提到科學發展是從希臘重理智演化來的。中國科學不發達，是因為太重應用。中國現在要講工業，根本點就要從科學入手。蔣夢麟的這一套理論受到一部分中國人的歡迎，當然也就為另一部分人所不欣賞。那時有一張報紙畫了一幅插畫，一個戴博士方帽，面龐瘦削的人，滿口吐出來的是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兩個西洋名字在空中蕩漾，以此諷刺蔣夢麟言必稱希臘，言必稱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一個富有意義的人生》，《西潮·新潮》，317頁）

這種諷刺似乎對蔣夢麟也有刺激，蔣夢麟有一警醒，有一覺悟，他開始意識到言必稱希臘這條路可能走不通，因為中國人的理智，中國人對西方的認知似乎都還不夠。所以蔣夢麟漸漸改變演講策略，強調中國要富強，就要先發展工業化，而發展工業化，就必須講究工程學，因為工程學對於工業發展太重要了。而工程學也不是平地起高樓，而是要根據科學。工程學只是應用科學，是要以理論科學或自然科學作基礎的。蔣夢麟這樣的解釋，不再出現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那幾個希臘哲學家的名字，但其效果似乎比原來還要好。因為這更符合中國文化「重實用」的原則和傳統。

2

無意介入

蔣夢麟對新思想的宣傳，只是一種言論的，並沒有訴諸於行動，但是也必須承認，蔣夢麟以及那時新文化人對新思想的宣傳，極大地激活了青年學生國家前途的關切。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其背後固然有政治家的操控、把握，但由此並不能否認青年學生天真、純真的愛國熱情，並不好一概視為政治家「運動學生」。

當北京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時，蔣夢麟並沒有介入，他正在上海與同門胡適、陶行知等一起迎接恩師杜威到中國講學。為了營造一個良好氣氛，蔣夢麟、胡適等人分別寫了一批文章，張揚杜威的哲學理念、教育思想。蔣夢麟的兩篇題為《杜威之人生哲學》、《杜威之道德教育》，另有專文介紹杜威的《倫理學》。

4月30日午後，杜威夫婦帶著他們的女兒一起乘船抵達上海。蔣夢麟、胡適、陶行知等前往碼頭迎接，並將他們護送至滄州別墅住下。此後數天，他們幾人陪同杜威全家在上海參觀遊覽，並陪同在江蘇教育會等處正式開講。他們並沒有及時獲知北京發生的學潮。

5月5日一大早，借住在蔣夢麟家的胡適正在吃早飯，突然有幾位記者不請而至，向胡適、蔣夢麟報告北京的情形：

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親日要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學生圍毆。曹汝霖住宅被焚，數千人於大隊憲警監視下拘留於北京大學第三院。群眾領袖被捕，下落不明。

這個消息震動了上海。當天下午，江蘇教育會、上海商會等紛紛致電北京政府，要求將曹、陸、章撤職，釋放被捕學生。此後，全上海都在焦急等待政府的答覆，然而杳無音訊。於是上海全市學生罷課，走上街頭髮表演說。

此後幾天，罷課、罷市風潮從幾個中心城市向全國蔓延，上海及其附近的一些城市隨之癱瘓，成千上萬的人聚集街頭打探消息。在這次風潮中，蔣夢麟最初並沒有因為突發事件改變自己的行程，5月5日，他如約陪同杜威夫婦前往杭州演講、遊覽。12日返回上海，並陪同杜威拜訪孫中山。當晚，他們在一起共進晚餐，相談甚歡，似乎沒有格外關注北京的學潮、各地的罷課、罷市。

18日，杜威全家離開上海前往南京。南京是陶行知的地盤，一切安排似乎都由陶行知負責。29日，杜威全家抵達天津，胡適從北京趕來迎接，然後陪同前往北京。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蔣夢麟並沒有格外關注北京的學潮，更沒有想到這件事會與自己有關係，甚至完全改變了自己後來的命運。

蔣夢麟與北京學潮發生關係主要是因為蔡元培引起的。蔡元培為蔣夢麟在紹興中西學堂的恩師，兩人政治理念、學術理念大致相同，因而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致力於改革，北大迅即成為新文化的中心，北大學生也是此次學潮的中堅力量。因此之故，學潮發生後，蔡元培一方面竭盡全力營救被捕學生，另一方面悄然準備辭職。

經各方面通融，5月7日上午十時許，被捕學生獲得釋放。蔡元培與北大師生一起齊集紅樓外列隊歡迎。大家見面，格外激動，許多人哭泣不已。過些時候，待各校同學離開，師生情緒平緩後，蔡元培召集北大同學到操場訓話說：諸君今天於身體上、精神上必然有些睏乏，自然當略為休息，況且今天又是國恥紀念日，何必就匆匆上課呢？諸君或者疑我不諒人情，實則此次舉動，我居間有無數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諸君稍為原諒，堅持上課，自己略微受些委屈，並且希望諸君以後遇事能夠堅持冷靜的態度。（《民國日報》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講話時略顯傷感，稍後他給大總統徐世昌、教育總長傅增湘留下一封辭職信，並留下一封措辭含混的啟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5月9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北大日刊》1919年5月10日）

這個啟事在北大師生中引起了震撼，特別是「殺君馬者道旁兒」，甚至被曲解為指責學生誤事。

為平息紛爭，蔡元培於離京途中致函北大學生，表示自己深信各位的行為完全出於愛國熱忱，並無他意。蔡某也是國民一分子，豈有不滿意於諸君之理？惟在官言官，在商言商，在校言校，鄙人作為國立大學校長，理所當然必須在事件平息後引咎辭職。這是從職責所在，道義擔當方面著眼，是蔡某惟一選擇。我之所以不在事件發生第二天提出辭呈者，主要是因為還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地位，為之儘力。（《告北大同學諸君》，《蔡元培全集》卷三，296頁）

其實，知識界對5月4日政治運動所可能產生的後遺症，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只是有的人說出來，有的人沒有說出來而已。按照蔣夢麟的說法，5月4日政治運動是一場很不幸的運動，知識界尤其是學生被這個輕而易舉的勝利弄得迷失了方向，以為此後的政治主動權一定都會在學生手裡，動輒就要運用手中的權力，遊行、示威、抗議，簡直成了當時的家常便飯。北京大學的紀律、秩序，可以預見此後將不易維持，因為學生很可能因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蔡元培對學生沒有一點怨言，恐怕也不合乎實際。

蔡元培是民國早期最具潔癖的政治家，他之所以主動辭職也不排除研究知道政府會在事件平息後換人。他不願意政府炒他的魷魚，因而他先手炒了政府的魷魚。這也是一個很有邏輯的解釋。

政府有心換人，蔡元培主動辭職，這原本是一個不錯的動作，無奈此時北京知識界與政府缺少互信。10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決定各校推派代表至天津挽留蔡元培，並聯合上書教育部，呼籲教育部接受北大學生要求，表示此次學生行動純屬全體公意，與各校校長絕不相關，尤非北京大學校長一人所能夠代任其咎。且蔡元培校長德高望重，海內宗風，自其入長大學，招致賢哲，成績斐然，不特親立門牆者咸受熏陶，即其他學校學子亦得常親教澤，全國輿論尤極推崇。他們請求教育部俯順眾情，挽留蔡元培。

同一天（10日），北大教職員推舉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等教授前往教育部謁見總長傅增湘。傅增湘表示他個人誠懇挽留蔡校長，至於總統、總理的意見，傅增湘也坦率表示並不清楚。

政府的曖昧態度引發南北各界的不滿，各界的憤怒進而引發政府內部的緊張，教育總長傅增湘仿蔡元培辭職出京，次長袁希濤循例代理部務。袁希濤字觀瀾，江蘇寶山人，是地方成長起來的教育家，與黃炎培、蔣夢麟均曾共事，也是很好的朋友。12日，袁希濤致電江蘇教育會副會長沈恩孚，介紹蔡校長離京後政府的應對尤其是大總統徐世昌、總理錢能訓挽留蔡校長的誠意，請沈恩孚向蔡校長表達這個意思，並請沈轉告張元濟、蔣夢麟。袁希濤知道蔡校長已經南下，不在上海，就在杭州，張元濟、蔣夢麟等均與蔡校長關係密切，他們的意見也往往容易被蔡元培接受。這是五四運動發生後，蔣夢麟正式介入這場紛爭的開始，並漸漸成為主角。

3

再陷僵局

5月17日，蔡元培在一片挽留聲中悄然抵達上海，入住法租界天主堂密采里旅館。18日上午，蔡元培召集蔣夢麟、黃炎培、沈恩孚等人商量，決定給徐世昌、錢能訓、傅增湘發一份電報：

奉大總統指令慰留，不勝愧悚。學生舉動，逾越常軌，元培當任其咎。政府果曲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以慰輿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維持，共圖補救？謹陳下悃，佇候明示。

從電文看，蔡元培大致接受了政府的挽留，至於如何行動，且看政府。政府收到這份電報後迅即回電。國務院回電：

來電誦悉。我公槪任維持，熱誠至佩。群望所屬，同跂德音。此次學生舉動，逾越常軌，深堪惋惜。政府辦理此事，本屬持平，外間謠傳，並非事實。前車來軫，群論紛龐。佇盼行旌，迅資整理。院號印。

教育部複電：

來電敬悉。傾謁首揆，述及學生前事，政府並無苛責之意，深望我公早日回京，主持校務，以慰眾望，曷勝盼禱。希濤號印。（《北大日刊》1919年5月23日）

從雙方電文看，學生運動引發的危機應該可以平復了，蔡校長應該可以很快返回北大，繼續履職。5月22日，黃炎培、蔣夢麟聯名致函胡適，通報他們與蔡校長一起討論的情形，表示若不另生枝節，北大可望恢復原狀。不過，黃炎培、蔣夢麟也在信中透露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

一、南方知識界擔心事件完全平息後，北大仍有被解散的可能性。假如出現這種情況，首先要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杜威一年期的講學計劃如何繼續。南方的預案是，真的發生這種情形，將由上海教育界同仁接手，集資禮聘杜威繼續履約。

二、南方最希望北大不要被解散。但無論如何，經此教訓，蔣夢麟認為都應該集中精力辦好南京大學，有計劃地將包括北大在內的北方新派學者轉移至南方，將北大留給舊派，任他們去講老話，十年二十年後再比優劣。這應該是蔣夢麟的想法，而黃炎培則不願將北大拱手相讓，表示「北方亦要佔據，且逆料舊派無組織之能力」。看過此信稿的沈恩孚也認為，「此時未打敗仗，萬無退回老巢之理。」

三、蔣夢麟信中表示，如果北大不幸散了，那麼教育界同仁當在南方組織機關，辦編譯局及大學一二年級，捲土重來。（《黃炎培蔣夢麟致胡適函》，《胡適往來書信選》上，47頁）

從這些規劃看，蔣夢麟此時並沒有介入的意思，他還是在朋友的身份兩邊幫忙，既幫助蔡元培應對，也幫助北大、政府勸說蔡元培回任。

蔡元培

然而，就在一切彷彿決定的時候，蔡元培突然變卦。5月26日，他決定不回北大了：

北京國務總理、教育總長鈞鑒：號電敬悉。卧病故鄉，未能北上。元培。宥。（《晨報》1919年5月28日）

蔡元培為什麼突然反悔呢？其實在蔣夢麟24日寫給胡適的信中就有一點意思。蔣夢麟一方面勸胡適等人委曲求全，保全北大，另一方面懷疑北大最終還是保不住：「如你看來大學有不能保存之勢，也要早些寫信給我。我們可以早些兒預備你們來上海。」（《蔣夢麟致胡適》，《胡適密藏書信及函稿》卷三十九，419頁）究竟是蔡元培的猶豫影響了蔣夢麟，還是蔣夢麟的擔心影響了蔡元培，總之，已經答應復職的蔡元培決定不再北上，他不想回去不久依然將面臨北大撤銷或其被免職的尷尬。

或許蔡元培的敏感是對的，政府在外界壓力下表示過挽留，但政府高層鑒於學潮不斷，罷課不斷，遊行不斷的事實，也想來個根本解決，與其遷就外界壓力召回蔡元培，讓教育界繼續不得安寧，不如快刀斬亂麻，准蔡元培辭職，另找聽話的大學校長，示範天下，穩定秩序。蔡元培的開明民主，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等主張，在政府高層看來，就是一切不安寧的根源。政府執意去蔡是基於這一點，而學術界、教育界執意要求挽留蔡元培，實際上也是基於這一點。這一微妙的心理較勁，當時許多人都看到了。湯爾和就不主張蔡元培北上復職，他理由是：「來而不了，有損於公；來而即了，更增世忌。」（《蔡元培年譜長編》中，212頁）與其兩面不討好，不如暫且退隱。

蔡元培不願就此復職北上的消息傳出後，引發新一輪抗議。6月2日，北大學生張國燾等在市區講演時被逮捕。第二天，北京各校學生遊行示威，政府出動警察進行鎮壓，又有四百餘人被捕。6月4日，軍警又拘捕學生七百餘人。北大成了一個龐大的「臨時監獄」。6月5日，北京學生五千餘人向警察廳自請入獄，北京教育界處於一片混亂之中。學潮還引發了社會混亂，這一天，上海市民開始罷市，標誌著學潮有向社會蔓延的趨勢。

儘管如此，政府並不打算對學生讓步。6月5日，內閣會議決定批准蔡元培辭職，並決定由胡仁源繼任。

胡仁源為蔡元培在南洋公學的老學生，後留學英國，習工科，富有哲學思維，文筆工雅，甚得蔡元培器重。由胡仁源接替蔡元培出長北大，理論上說是一步好棋，無奈政府內部操作這件事情的人太蠢太急切，他們一方面運動北大部分學生歡迎胡仁源，一面發表所謂「燃犀錄」，捏造故事，醜詆蔡元培及沈尹默、理科學長夏元瑮等人，於是激起北大學生公憤，公言拒胡，並查明少數迎衚衕學而制裁之。（《自寫年譜》，《蔡元培全集》卷三，299頁）

北大師生由此更堅定了挽留蔡元培的信心，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向政府、社會各界呼籲，而蔡元培也適時於6月15日再發不肯回任的宣言：

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係，哪裡壓呈，哪裡用咨，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公牘。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教育部，候他批准。什麼大學文理科叫作本科的問題，文理合辦的問題，選科制的問題，甚而小到法科暫行學長的問題，附設中學的問題，都要經那拘文牽義的部員來斟酌。甚而部里還常常派了什麼一知半解的部員來視察，他報告了，還要發幾個訓令來訓飭幾句。我是個痛恨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嗎？我將進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兩年有半，天天受這個痛苦。現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脫離了，難道還肯投入去嗎？

二、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開明專制的國，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哪知道舊的一方面看，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上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嗎？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嗎？

三、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北京是個臭蟲窠（這是民國元年袁項城所送的徽號，所以他那時候雖不肯到南京去，卻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計劃）。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我已經染了兩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鄉的西湖、鑒湖，把那個臭氣味淘洗凈了。難道還要我再去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嗎？

我想有人見了我這一段話，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來勸勉我。但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到佛說這句話的時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謹謝不敏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蔡元培全集》卷三，299頁）

這篇措辭激烈的宣言在親友勸說下當時並沒有公開發表，而是由其堂弟代擬了一個啟事交給各報：

孑民家兄回里後，胃病增劇，神經非常衰弱，醫生切囑屏絕外緣，現正緊要關頭，不許見客，不許傳閱函電。辱承親友存問，深以不能接見為歉。特用代為聲明，凡我至親好友，務請勿勞駕，勿惠函電，俾得靜養。種種不情，諸希亮察。（《申報》1919年6月17日）

蔡元培不願再回去了，學潮、政潮會就此結束嗎？

4

一個聰明的替代方案

政府期待儘快平息學潮並不是壞事，也不存在將矛頭對著蔡元培的問題。只是政府方面智慧太弱，先以馬其昶，再以胡仁源，最後還是回到蔡元培辭職後的情形，由北大工科學長溫宗禹代理校務。

實際上，政府要想打破這個僵局並不難。知識界不是一直呼籲蔡元培復職嗎？蔡元培不是因為身體不好需要靜養嗎？那麼為避免衝突，政府如從蔡元培方面選擇替補者，事情或許就那麼簡單。比如蔡元培離校時委託的工科學長溫宗禹，再比如從北大評議會、教授會中選擇一個與蔡元培有比較密切關係的新派人物如胡適，應能很快平息風潮。然而政府不願再任他人，乃循北大師生之請，以挽留蔡元培為第一選擇。6月17日，派教育部徐鴻寶秘書專程前往杭州面商迎接。

政府此時希望蔡元培北上復職是真誠的，但在法律上還存在一層障礙。教育部6月17日訓令中調胡仁源到教育部任職，但大總統徐世昌先前發布的任命胡仁源為北大校長的命令並沒有撤銷。而且，在蔡元培的黨派意識中，總覺得安福系那幫人與他過不去，時刻準備「倒蔡」，因此蔡元培確實不想復職。20日，蔡元培複電國務院、教育部，表達了這層意思。

蔡元培有自己的考慮，有法律依據，但這種堅持並沒有堅持多久。6月24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康寶忠、馬敘倫致電蔡元培：

號電聞部已代復，仍堅挽留，勿再辭。君默、幼漁禡日南謁，當能接洽。（《蔡元培年譜長編》中，218頁）

康寶忠即康心孚，陝西城固人，生在四川，為章太炎的大弟子，也是章門學派此時在北大的掌門人，此時為北大教職員幹事會幹事、北京教職員聯合會總務幹事、主席，最先在北大講授社會學，因而被譽為中國第一位社會學家。

馬敘倫字夷初，浙江餘杭人，北大哲學系教授，是政治上最熱心的人物之一。五四運動起，馬敘倫被推為北大教職員會書記，後又任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會聯合會書記。他與康寶忠一起多次與政府代表談判，對於內情知道較多。

君默即沈尹默，原名君默，浙江湖州人，與蔡元培關係密切。

幼漁即馬裕藻，字幼漁，浙江鄞縣人，章太炎大弟子，精通文字學、音韻學，其弟馬衡、馬鑒、馬准、馬廉均為北大教授，被譽之為「一門五馬」，與周樹人、周作人「二周」，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的「三沈」，及錢玄同合稱為「一錢、二周、三沈、五馬」，他們在北大時，真是北大黃金歲月，也是經典組合。馬裕藻為人忠厚，有長者風範，任北大國文系主任達十四年，被稱為「好好先生」。他與蔡元培也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

基於這些關係，政府委派沈尹默、馬裕藻於「禡日南謁」，必將帶來重大轉機。

「禡日」為22日電報韻目代碼，也就是說，當康寶忠、馬敘倫6月24日致電蔡元培的時候，沈尹默、馬裕藻已到了杭州或正在路上了。據蔡元培記載，他於6月26日進城，晤學生代表狄福鼎、李吳楨，又晤沈尹默。28日，又進城，晤馬幼漁即馬裕藻、徐森玉即徐鴻寶，又晤李吳楨、狄福鼎。

徐森玉即徐鴻寶，為教育部秘書，是教育部派來專門迎接蔡元培的。沈尹默、馬裕藻為北大、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合會的代表。狄福鼎江蘇崑山人，李吳楨也是江蘇人，他們兩人此時都是北大學生，在五四運動中比較活躍，所以被推為南下請求蔡元培北上復職的代表。他們在與蔡元培見面時，反覆勸說蔡元培打消辭職念頭，儘快回京復職。

在各方勸說下，蔡元培心情大為好轉，準備回京復職，所以蔣夢麟在6月28日復胡適信中，明確告訴北方朋友，他24日剛從杭州見過蔡元培回上海，那時蔡元培似乎對是否回京復職可能還有猶豫，但在各方不斷勸說下，蔡元培終於來了信，表示有回校的意思。照蔣夢麟看來，蔡元培終究是要回北大的，所以蔡元培對胡適等一班朋友在他離開北大那些天里辛苦維持心存感激，同時也勸胡適等人不要著急。言下之意，回北大復職的大原則可以定下來了，但怎樣復職似乎還沒有想好。（《胡適往來書信選》上，59頁）

蔡元培是一個勇於負責的人，他之所以放棄辭職想法，也與胡適來信指責有關。胡適信批蔡元培一走了之太不負責任：一是一大批朋友先前看在蔡元培份上制定有五年十年計劃，現在忽然一拋，太不負責；二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時曾邀請杜威來講學，現在蔡元培不辭而別，讓留在北大的朋友很尷尬。（《蔣夢麟致胡適函》，《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卷三十九，429頁）

胡適的指責並不涉及私德，所以蔡元培看後並不生氣。他除了為自己辯解外，也不能不考慮到胡適等一班朋友的感受，不能不考慮他們的意見。這大概也是蔡元培決定復職的原因之一。

現在有足夠證據表明蔡元培決定復職在6月28日。但對於怎樣復職、何時復職，蔡元培還沒有考慮清楚，至少到目前為止，蔡元培復職還沒有蔣夢麟什麼事。

6月29日，「小諸葛」湯爾和抵達杭州。湯爾和與蔡元培關係密切，他的主意往往被蔡元培接受。晨八時許，湯爾和乘船往楊庄拜謁蔡元培，歷述蔡元培5月9日離開北大後的情形，為蔡元培支招，言此後出處之策。蔡元培對湯爾和有言必聽，這使湯爾和格外高興、自負，以為「在雲山隱約之中，推襟送抱，亦一樂也」，其自喜可想。（《湯爾和日記摘抄》，《胡適來往書信選》中，223頁）

30日，蔡元培從楊庄進城往晤湯爾和、沈尹默；又與馬裕藻、徐森玉、童亦韓等晤談；並見了學生狄福鼎、李吳楨兩人。

連續多日討論特別是湯爾和到來，大致趨勢已不會有多少改變。然而當此時也有一些干擾或者說是善意的勸阻。7月3日，與蔡元培關係密切的張元濟致信蔡元培堂弟蔡元康，勸蔡元培不要回京復職。其理由有三：

一、政權必歸安福系，其專橫無理，可以想見；

二、所謂舊學家必依附攀援，大張旗鼓，恐難免文字之禍；

三、學生氣焰過盛，內容紛糾，甚難裁製，納之軌範。

在張元濟看來，蔡元培出而有補於世，固所甚盼，惟恐現非其時。為大局、友朋計，張元濟反對蔡元培復職。（《致蔡元康》，《張元濟全集》卷三，479頁）

張元濟的提醒非常重要，特別是對安福系的判斷，正切中時局要害。7月4日，安福系眾議院議員克希克圖發表《恢復民國元年大學學制意見書》，試圖從法律上摧毀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民國日報》1919年7月5日、7日）

胡適對克希克圖的意見書給予及時嚴厲的批評，以為這個意見很不通，公然破壞蔡元培過去兩年多在北大的改革，「使蔡校長難堪，使他無北來的餘地。」（《論大學學制》，《民國日報》1919年7月9日）傅斯年說得更清楚：

克希克圖原不是要討論什麼學制不學制，因為安福系不是個有心教育的東西，克希克圖不是個懂得學制的人，況且他的這個意見書又不成理由，造了許多謠言，動人聽聞，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阻止蔡元培北上復職。因為對人的關係，克希克圖牽連到制度，為了阻止蔡元培復職，竟然不惜把幾年來慘淡經營的大學制根本推翻，不惜使這碩果僅存的國立大學成個落花流水的現象，這居心真不可問了。（《安福部要破壞大學了》，《晨報》1919年7月20日）

張元濟的勸說引起了蔡元培的思考，克希克圖做法激起蔡元培非回北大不可的信心。在蔡元培看來，這不是兩年心血問題，而是關涉中國教育前途大問題。到這時，蔡元培復職已沒有什麼懸念了。用湯爾和的話說，至少在7月10日，蔡元培回京復職「大約不致中變」。他的證據是7月9日蔡元培復傅岳棻電：

宥電敬悉。元培才力短淺，重以宿疾，迭經辭職。乃辱疊電慰留，並由徐秘書面達盛意，感歉之餘，寧敢固執初見？謹當暫任維持，共圖補救。惟月來舊恙屢發，迭經醫家勸告，謂系胃瘍前兆，尚須嚴重攝生。倘允俯鑒區區，寬以時日，一經就愈，即當束裝北上。（《申報》1919年7月13日）

傅岳棻此時代理教育部部務。蔡元培的態度已經很明白，只是出於面子，還得拿身體說事，否則與先前的理由不好對接。

當天，蔡元培還致電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北京大學學生幹事部，講了大概一致的理由，就是身體突然有點問題，但各方雅意、重責，也使自己不容堅持先前辭職息肩的初意。他答應大家回京復職，不過他在這裡要求學生「亦能推愛仆之心，有所覺悟；否則，教育前途必生障礙。非特仆難辭咎，諸君亦與有責焉。」（《民國日報》1919年7月10日）希望學生不要因運動勝利而飄飄然，不再願意接受紀律約束。

學生很快領悟了蔡元培的意思。第二天，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分別複電，表示「此後自當嚴循軌道，力學報國，藉答我公至意」（《民國日報》1919年7月11日）；「蒙以誠懇之辭促其覺悟」；「此後當益自策勵，求學救國，萬不至逾越軌範，以貽先生憂。」（《晨報》1919年7月11日）

凡此，均為湯爾和所說蔡元培北上復職不致中途再變的理由。但從當時實際情況看，蔡元培雖答應放棄辭職，但一來他的身體情況確實不允許立即趕回北京；二來他先前信誓旦旦表示決不回北大，因此也必須給他留下一個迴旋時機、面子。所以，湯爾和在說服了蔡元培放棄辭職，同意回京復職後，便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即蔡元培答應回北大，但並不需要他立即去，而是派遣蔣夢麟暫時趕去代理。蔣夢麟是蔡元培最信任的一位弟子，由蔣夢麟代理，應可以代表蔡元培的意思；而蔡元培暫不北上，在面子上更顯得莊重。

於是，湯爾和在同一天（7月10日）又與蔣夢麟談及「遣代」問題。由於是第一次提及由蔣夢麟代表蔡元培去管理北大，蔣夢麟似乎並無足夠思想準備，或者說根本沒有想到這件事會與自己有關，且這樣密切，所以他在開始覺得湯爾和開玩笑，稍後即以上海工作太忙而拒絕。

上海工作對蔣夢麟來說確實太忙，但最重要的還是蔣夢麟並不想現在去北大。試想不久前蔣夢麟還對胡適說如果北大不幸解散後怎麼辦？在北方教育界眼裡，南方教育界，尤其是江蘇教育會的黃炎培、蔣夢麟等似乎始終對北大不懷好意。現在因蔡元培辭職引起風波，結果由蔣夢麟去掌管北大，這不是使那些謠言成了真的事實了嗎？所以，蔣夢麟惟一的選擇是婉拒。

整個6月，蔣夢麟往返於杭州、上海間，但他從來沒有想到過蔡元培辭職會和自己有關。那時，蔣夢麟也算是上海灘大人物，在風潮中起到一定作用。6月6日，上海商學工報界假總商會開會，時有南京路某商店代表到會報告工部局干涉罷市事，會議遂推蔣夢麟、虞洽卿等五人前往英美領事館疏通。13日，蔣夢麟致信胡適，述說這一段時間的忙亂、不堪：

「學潮已告一段落。以後不知道什麼樣。上海因工人相繼罷工，危險極了，幾乎鬧大亂子。我吃了不少苦，倦極了。昨晚警報來，謂學生被巡捕打死了幾個。使我悲痛了一晚。次早方才知道流彈打死的系商人，非學生，我才放心。否則又要放出大花筒來。我實在擔不起第二遭的亂子。罷了罷了。快快關門讀書罷。你給東蓀的信中，謂我打電與你，勸學生上課。我實在記不清楚有這些話。恐怕有人託名打電。這會鬧學的事，我雖吃了一番苦，倒得了不少經驗。看見中國人不少的好性質，也看見不少的中國人臭脾氣。中國，中國，你若要翻身，還要做大大兒的一番苦工呀！你還要來上海嗎？有許多的話，只好從口頭上說的。」（《蔣夢麟致胡適函》，《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卷三十九，463頁）

學潮、政潮、工人罷工、商人罷市，這一系列事變引起了蔣夢麟極大震撼，他當時決心抱定宗旨，「信仰惟學可以為人，惟學足以救國，毀譽成敗等浮雲耳」。（蔣夢麟致羅家倫函，《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卷三十九，464頁）所以，蔣夢麟不可能離開上海，離開《新教育》，離開江蘇省教育會，他期待以思想家名世。他在此時發表的一篇文章對北方的學生運動大加讚揚，以為這個運動必將像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那樣推動中國歷史進步，歐洲文藝復興是要求人類本性權利，後來引發自然界新觀念和研究新方法。

五四學生運動，就是這解放的起點。改變你做人的態度，造成中國的文運復興；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類本性的權利。這樣做去，我心目中見那活潑的青年，具豐富的紅血輪，優美和快樂的感情，敏捷鋒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國萎靡不振的社會，糊糊塗塗的思想，畏畏縮縮的感情，都一一掃除。凡此等等，若非從基本上改變生活的態度做起，東補爛壁，西糊破窗，愈補愈爛，愈糊愈破。怎樣得了？（《改變人生的態度》，《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28頁）

從這段文字不難體會，此時的蔣夢麟還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情懷，他不願離開上海，不願離開啟蒙的責任，更不願做那麼世俗的事務，因而他的婉拒在情理之中。

蔣夢麟的理由實在不過硬，所以當湯爾和勸他半年留京，半年在滬，可兼顧而不至偏廢時，這些理由也就不成立。蔣夢麟開始考慮湯爾和建議的合理性、可行性。

從蔡元培的立場看，蔣夢麟是可以信賴的學生，在教育界也有豐厚的人脈資源，黃炎培、江蘇教育會等皆是。因此，蔡元培很容易接受湯爾和這個建議。另外一層，湯爾和此時為醫專校長，是北京國立各專門以上學校校長聯合會代表，此一時期，他與馬敘倫聯手，掌控北京教育界，是五四運動中重要也是非常善於生事的人。

馬敘倫與蔡元培有著很好的互動關係，也是敢於負責任的人，但馬敘倫比較容易衝動，更善於弄權。馬敘倫與蔡元培身邊的沈尹默有點不和。因此當湯爾和於7月10日向蔡元培第一次提及由蔣夢麟「遣代」問題，沈尹默提前並不知道，根本就被蒙在鼓裡。直至三天後即7月13日，這件事情完全決定，已沒有絲毫更改可能性時，湯爾和才將這一方案向沈尹默轉述，然而雙方觀察不同，「所見略有不合」，湯爾和自信自己的觀察較沈尹默更周密，況且自己的方案已被蔡元培採納，所以儘管沈尹默對他說了很多不好聽的言辭，但湯爾和「亦不必辯」。對於沈尹默未來出處，湯爾和勸其出洋，並發誓將來一定幫沈尹默完成出洋這件事，「將來當為力圖」。（《湯爾和日記摘抄》，《胡適來往書信選》中，284頁）但不管怎麼說，同在杭州，同在蔡元培身邊的沈尹默竟眼看著被湯爾和耍了，其心中的鬱悶不難想見。

對於身邊幕僚或學生的矛盾與利益衝突，蔡元培或許是清楚的，或許根本不清楚，甚至他也無意弄清楚。蔡元培接受湯爾和的方案後，即約請蔣夢麟從上海到杭州面談。13日，蔣夢麟到杭州。14日，蔣夢麟冒雨陪同蔡元培游花塢，蔡元培大概就在這個時候講了這個方案。

那時，蔣夢麟在杭州、上海之間來回走動，幾天前當湯爾和剛剛想出這個主意後就與蔣夢麟談過，蔣夢麟說了自己的難處，又都被湯爾和一一化解，所以這一次蔡元培直接出面談，蔣夢麟應該一點都不會感到吃驚，他們所談只是具體細節，以及到北大後應該怎樣應付等問題。這一次，蔡元培談得似乎很高興，他在當天連寫六首七絕記錄遊興和觀感。（《偕蔣夢麟游花塢》，《蔡元培全集》卷三，309頁）

當晚，蔣夢麟、湯爾和與蔡元培共進晚餐。至此，蔣夢麟「遣代」問題終於說定，蔡元培決請蔣夢麟作為他的代表，替他回校辦事。

方案大致決定後，就是具體細節，也就是蔣夢麟怎樣才能名正言順代表蔡元培的手續問題，這使不善於或者說很煩那些程式主義的蔡元培苦於手續繁重，但對善於料理行政的湯爾和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

7月15日，湯爾和、蔣夢麟再至楊庄與蔡元培談細節。16日，他們兩人又來，繼續談。對於蔡元培的疑惑與顧慮，湯爾和津津樂道一一疏解。蔡元培聞言恍然，遂定議。

接著，蔡元培與蔣夢麟談話，具體規劃蔣夢麟北上後的步驟以及如何處理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問題。蔡元培對蔣夢麟說：「大學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為我代表到校，執行校務，一切印信，皆交君帶去，責任仍由我負之。」蔣夢麟稍經思考，提出兩點要求請蔡元培同意：

一、只代表蔡元培個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學校長；

二、僅為蔡之督印者。

對於蔣夢麟的兩點要求，蔡元培沒有不同意的道理，並告以三點注意事項：

一、各界代表之至杭者日必數起，迄未答謝，請代表致謝各界；

二、代表蔡說明有回北大之決心；

三、大學責任，蔡願意繼續完全擔負。

蔡元培又告蔣夢麟：「自今以後，須負極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

談話畢，蔣夢麟當天返回上海，他還要抓緊料理江蘇教育會事務，因為湯爾和約他六天後一起北上就職。（《胡適來往書信選》中，284頁）

蔡元培之所以選擇蔣夢麟代他前往主持大學事務，除湯爾和竭力推薦，據說還有如下三點：

一、蔣夢麟是蔡元培的學生和同鄉；

二、蔣夢麟當時在北京大學有職務，他與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辦《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針是蔡元培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任內提出來的；

三、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對蔣夢麟非常欣賞，這也似乎是蔡元培將北大校務委託給蔣夢麟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麼說，因蔡元培辭職而引發的風波終因蔣夢麟「遣代」而結束，蔣夢麟或許有他自己所說的「情勢所迫，只好勉強同意擔負起這副重擔」的原因，但總體上說，這一方案的提出實際上得益於湯爾和，湯爾和不僅實際上操控整個局面，而且是他勸說各方接受這一方案；不僅化解了各方矛盾，解決了各方一直膠著的問題，而且對蔣夢麟個人來說，也至關重要。

胡適後來公平評價湯爾和的這一功績，以為湯爾和「先生是當日操縱北京學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運籌帷幄，故處處作策士，而自以此為樂事」；「爾和愛護蔡先生，自是誠意；其推崇夢麟，似也是處於誠心。爾和自是好事者，然八年（1919）夏秋之間，他於北大是有功的。他拔出夢麟，亦有造於夢麟，不然，他（蔣夢麟）也許被黃任之（黃炎培）諸人完全毀了。」

胡適曾當面告訴湯爾和：「五四之後，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夢麟兄之來北大尤為先生第一大功。倘夢兄不北來，他也許要被任之兄一班人毀了。故夢兄北來之舉，先生實大有造於他，亦大有功於北大。」（《胡適之湯爾和》，《胡適來往書信選》中，285頁）

蔣夢麟由此進入北大，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湯爾和有功，也並非唯一。馬敘倫後來就曾回憶：

「蔣夢麟先生在北大毫無根瓣，拿什麼資格來替蔡先生代辦校長的職務？北大里原有幾位怕江蘇教育會來搶北大的，便放了空氣。可是，蔣夢麟先生已經到了北京。假定不讓他來做代表，連蔡先生也不回來了，仍舊妨礙了大局，又是我在裡面疏通疏通。幸而蔣夢麟先生很識相，在某晚出席教職員會上很謙虛地說：『蔡先生派他來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請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沒有怎樣他，只得在評議會上通過了聘他做教授，擔任總務長，從此蔡先生離開學校的時候，蔣夢麟先生就代理校長了。」（《我在六十歲以前》，71頁）由此，北大漸漸地由蔡元培時代向蔣夢麟時代過渡。而蔣夢麟之所以有這樣的歷史機遇，又不能不追溯到五四政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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