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戰車性能優於西方，但仍然必將被淘汰

從現在的考古結果看，以動物為動力的車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也就是兩河流域，那時的車並不只以馬為動力，而是馬、牛、驢兼有，所以並不能稱為馬車。在公元前3500年的烏魯克文化遺迹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象形文字「車」，這是目前發現的關於車的最早記載。在公元前3000—前2800年的哈拉夫文化遺址中，發現了最早車的圖像。它被繪在一個彩色陶缽上，是雙輪車的形制。在同一層位上，還發現了用黏土製作的車模型。車的實物遺迹，在幼發拉底河下游的基什王墓（四輪車形制）、今伊朗西南部底格里斯河下游東部的古埃蘭蘇薩遺址、幼發拉底河下游與波斯灣交匯附近的烏爾王陵（亦為四輪車形制）等地都有發現，大概為公元前2600年—前2500年。

據考古發現，中國使用車子的年代則要比兩河流域晚不少時間。2004年，考古學家在年代約為公元前1900年—前1600年的偃師二里頭夏代中晚期都城遺址發現了最早的車轍。兩轍間的距離約為1米，車轍長5米多，由南向東西延伸。這是目前考古發現華夏先民使用車的最早痕迹。再加上一些考古遺迹中表現出的越往東，車痕迹就越多的跡象（如在亞美尼亞塞凡湖地區發現的公元前1900年墓葬發現的雙輪車，新疆、甘肅、青海地區發現的屬於「四壩文化」的車的遺迹），一些學者傾向於車是從兩河流域傳到中國的。但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認為車的傳播路線缺少中間環節，難以構成車向東傳播的完整軌跡圖，所以中國的車應該是本土發明的而不是從西方傳入的。目前要得出確切的結論，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不少學者都認為中國的車受到了外部影響。

烏爾王陵描繪的四輪車

中國的戰車，一般特指由馬匹來驅動的作戰馬車。能用來役使的馴化馬，從目前的考古研究來看並不產自中國。最早的馴化馬遺迹發現於基輔以南250千米的德雷夫卡遺址——位於黑海北部第聶伯河流域的森林草原。在隨後的歲月，馴化馬傳播到了小亞細亞、伊朗、敘利亞和埃及等地。直到中國的商代中晚期，馴化馬可能才傳入中國，因為此時馴化馬的骨骼開始大量出現在考古遺迹中。商王武丁王后婦好墓出土的玉馬也是佐證。也就是說，這一時期，馬車真正出現在了中國歷史的記載和遺迹中。武丁所在的時期，商朝武功處於鼎盛狀態。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伏擊戰」也是武丁在征討巴方勢力時出現的。出土的甲骨文有這樣的記載：「婦好其比沚戛伐巴方，王自東騷伐，戎陷於婦好位。」意思是，武丁的妻子婦好與大將沚戛預先在一地埋伏，武丁則率軍向巴方軍隊發動騷擾性攻擊，將其逼入婦好、沚戛二人布置好的包圍圈，並殲滅了巴方軍隊。武丁還曾率軍先後與土方、鬼方、羌方等勢力發生戰爭並獲得勝利，這些勢力大約位於中國今西部、北部地區。如果這些勢力使用馬車，武丁在征討這些勢力時必然也會獲得馬車實物，從而將馬車傳入中國。雖然這種推論很有道理，但中西馬車在形制上的一些差異則不同意這種說法。

如果中國的馬車是由西方傳來的，那麼它與西方馬車應該相同吧，但事實不是這樣的。中國馬車（以下特指先秦時代）的車輪尺寸比西方馬車大一些，西方馬車車輪一般輪徑在0.8~0.9米之間，而中國馬車的車輪輪徑從目前的考古成果看，普遍在1米以上，多為1.4米左右。中西馬車的系駕法（馬車與馬匹的聯結方法）也完全不同。西方馬車採用「頸式系駕法」，也就是將連在車衡的帶子直接綁在馬匹的脖頸上，以脖頸為受力處。這種系駕方式公元8世紀時都能從西方馬車中看到。這種如同「將書包背帶勒在脖子上」的系駕方式嚴重壓迫馬匹的氣管，無法完全發揮馬匹的體能。中國馬車則採用以馬的肩胛兩側為受力部位的「軛靷式系駕法」，使用這種系駕方式的馬車車輪大、車廂小，並因馬匹頸部並不受力，所以可以最大限度發揮馬匹的體能。假如當時東西方的馬車有一場直線競速比賽，在使用相同馬匹的情況下，獲勝的必然是中國馬車。

使用頸式系駕法的西方戰車

秦始皇陵銅車馬，其系駕法與西方系駕法並不相同

既然馬車這種高效率工具的出現與商王朝的對外戰爭有關，那麼馬車也必然會被投入戰爭。考古發現的不少商代馬車是配備戈、刀、弓的戰車，從其形制和配備上大概能推測其作戰方式。這些戰車的車廂大的能容納三人，小的能容納兩人，車廂後部敞開以方便車上人員上下車輛，車廂圍欄較低，均在50厘米左右。從這種形制和留存下來的圖畫來看，商代的車戰當是一種「遠戰射箭，近戰揮戈」的作戰方式，戰車上的士兵在距離敵軍較遠時使用弓射擊敵軍，待到近處時則使用戈進行肉搏，甚至跳下戰車進入步戰。這種作戰方式的痕迹在戰國時期的兵書《六韜》中還能找到，即對車兵「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的體能技術要求（根據考古結果，商代已經有了騎兵）。

隨後，車廂的圍欄漸漸升高。至春秋時期，戰車已成為戰場上的主要突擊力量，在兩軍交戰時發現敵軍的弱點破綻——「八勝之地」。如果用戰車為首的突擊力量發動大規模的衝鋒，即使發動戰車衝鋒的一方並不佔據數量上的優勢也能獲勝，即《六韜》中所說的「將明害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龐馳，萬戰必勝」。因為戰車擁有強大的作戰能力，當時各國軍隊都以戰車為基本作戰單位，形容戰車眾多的「千乘之國」一詞也成了當時強國的代名詞。當然，春秋時期戰車配屬的數十名徒步士兵也是戰車強大戰力的基礎。

但是，隨著游牧民族的活躍和游牧民族騎兵不斷南下，戰車的地位開始動搖。戰車的速度雖然比步兵快得多，但無法與騎兵相比。戰車衝鋒的作戰方式在面對速度更快的騎兵時也無法發揮作用，而且，其龐大的體積是游牧民族騎兵的「活靶子」。是故，在與北方游牧民族作戰時，戰車很難像在與其他中原國家作戰時那樣發揮重要作用。「空間可以恢復，但時間一去不復返」，後世偉大軍事家拿破崙道出了為何移動速度更快的騎兵能佔優勢的原因所在。戰車徹底被淘汰，則是在馬具發展完善、中原勢力的主要敵人變為北方游牧民族之後。

西漢王朝建立初期，戰車在漢帝國的武備序列中仍佔有一席之地。但漢王朝與匈奴帝國爆髮長久的大規模戰爭後，戰車難以適應這種被兵家稱為「離合之兵」的騎兵交戰的戰爭。最終，在漢武帝為政時期，作為突擊力量的戰車從漢帝國的武備中完全消失。至此，傳統意義上的戰車退出了戰爭舞台。

直到明代，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死斗又發生了新變化。隨著火藥與金屬處理技術的成熟，金屬管形射擊火器出現了。這使先秦時代因與騎兵作戰敗多勝少而退居二線的古老武器戰車，又以新姿態出現在戰場，並再次擁有了專門的編製——車營。

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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