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臨刑前，寫下遺言：「不死於君，不死於國，死於因果」

陳兆棠（1859—1911），字澍甘，湖南桂陽人，其父陳士傑是曾國藩重要幕僚。

陳兆棠之父陳士傑居位通顯，是清季鼎鼎大名的中興名臣，在清代的洋務、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作出過貢獻。基於自己的經驗，陳士傑尤其重視家族教育，把幾個兒子的學業全部委託給晚清大儒王闓運。在王闓運的悉心教導下，陳氏子弟均獲得很大的成就，其中陳兆葵、陳兆文均入翰林院編修，人稱「一家兄弟兩翰林」；陳兆奎雖以舉人出身，但跟從王闓運學習長達30年，久負文名，官至法部總檢察廳檢察官。

陳兆棠「少有大志，長而能文，磊落瑰奇，激昂慷慨」，曾讀書於泗州天蒼岩、長沙嶽麓書院、城南書院、屈子祠，歷覽天下名山大川，好學不倦，「以是知名當世」。但儘管他「以制藝名於時」，卻始終無法敲開科舉大門，「時論惜之」。光緒十五年（1889），陳兆棠放棄了進入正途的科舉道路，而是捐五品同知銜進入雜途，以知縣選拔四川興文縣。

光緒二十一年（1895），守喪期滿的陳兆棠終於可以放開手腳為仕途奮鬥。他先是在四川雲陽縣辦理票厘，次年題補大邑縣調署威遠縣，在大邑，陳兆棠展示出剿匪的特殊才華。邑中有匪目張老光子屢犯巨案，但歷任知縣均懸賞未獲，陳兆棠則拿他第一個開刀，使得其他匪徒畏威而改過自新。

光緒二十五年（1899），成都府知府劉心源看中了擅長剿匪的陳兆棠，把他調任到匪「強悍異常，歷年不治」，「盜案歲千計」的崇慶州。

岑春煊對陳兆棠來說絕對是一個貴人。陳兆棠在崇慶州時，正值八國聯軍入都掠奪，各地百姓爭毀教堂為快。陳兆棠在這節骨眼上判斷非常正確，對所轄的教堂「竭力保護，認真拿犯，教民雖有損傷，教士並無受害」，因此躲過了清政府對清末教案的秋後算賬。時任山西巡撫的岑春煊對清末教案的判斷與陳兆棠可謂驚人一致。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成為慈禧太后紅人的岑春煊晉為四川總督，即奏請將陳兆棠召回四川署邛州直隸州事。

陳兆棠的濫殺在廣東是 「有法可依」的。早在光緒十一年（1885），兩廣總督張之洞和廣東巡撫倪文蔚為配合清鄉，奏請在廣東恢復就地正法。此後「就地正法」在廣東一直伴隨著清鄉政策而沿用。在惠州，陳兆棠將「就地正法」發揮得淋漓盡致。據1907年8月20日《廣州總商會報》的《惠府陳守辦清鄉示文照錄》，陳兆棠發布告示要求各約紳房族，「務將族內各匪速行按名捆送懲辦，以期拔盡根除」。言外之意就是由惠州紳商來指攻族內匪徒，以達到清鄉的目的。然而，真正的江洋大盜怎麼可能坐以待斃，因此清鄉「就地正法」所殺者往往為「鼠竊狗偷」之輩，甚至是良民。陳兆棠治惠三年一共殺了多少人，「令列屬鄉族，各自為冊，注盜主名、區、處，兆棠按冊捕誅，積三年，至三千餘人，忌者騰毀，謂為『屠伯』。」1909年11月27日，陳炯明在廣東諮議局討論停止就地正法議草時的發言也印證了這個可怕的數字：「觀陳兆棠之治惠，殺三千餘人，其間實有冤抑。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陳兆棠應兩廣總督張人駿之命調任潮州知府，一如既往地執行他的暴力哲學，「一日報誅三百人，郡中震怖」，令人齒寒。

宣統三年（1911），武昌起義轟動全國，潮州光復，陳兆棠也隨之被革命軍所擒。11月22日上午8時，革命軍將陳兆棠縛於竹梯，梯頂懸掛著一長幅標語，上面寫著「處決民賊陳兆棠以謝天下」。就這樣，陳兆棠被押至署前的照壁下槍決。《清史稿》記為「中十三槍乃絕」，陳兆棠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臨刑前，陳兆棠擬好遺言致其家屬：「不死於君，不死於國，死於因果。」這番話，讓人想起當年陳兆棠赴川任職前曾向王闓運告辭，王闓運看著眼前那位苦於報國無門的熱血青年，發出了「究有何益，徒令人茫茫耳」的感觸。或者可以這麼認為，陳兆棠之死，何嘗不是清朝統治末勢下一個令人無語的悲慘結局。最終以封社會的結束為結果，也是陳兆棠應有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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