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參加了國慶50年慶典，和數千同學組成「慶」字的一撇

一本參加國慶歡慶活動的家庭相冊

一部共和國的慶典史

本文首發於2009年總第438期《中國新聞周刊》

天安門守衛著故宮的南通道。1912年以前，皇帝的權威就是通過這道大門播揚的。隨著皇權的消逝，防衛功能日益消退，象徵意義逐漸增強，這裡成了人們集會、遊行的場所。新中國成立後，每逢國慶慶典，天安門都是全國矚目的地方。

這裡雖被稱作廣場，但筆者的童年從來沒有在這裡蕩漾過。不過，作為首都的一分子，我的家庭很多成員都或多或少與這裡發生過一段聯繫。

最初是二姨，1959年，鏡頭裡那些手持鮮花湧向天安門城樓的浪花里有一個是她，雖然後來她搜盡了當年所有的紀錄片也沒有找到她的花裙子；接下來是二姨父，1984年他行進在「小平您好」的方陣里，於是我們翻出當年的照片，一律的黑框眼鏡，早已面目不清；那一年的遊行隊伍里還有我的父親，他走在一群立領制服白球鞋的隊伍中；然後是我，1999年，我是那個一系列大背景字底下的十萬分之一，我們學校的數千學生據說是「國慶」的「慶」字的那一撇。

滾滾潮水中的一朵浪花

1999年國慶，我讀高中一年級，共和國50歲。那時，我滿腦子想的都是「還珠格格」，那是當年最熱的人物。

學校里是高一、高二和初二3個年級接受了任務，高三和初三沒有參加是考慮到影響畢業考試，初一年紀太小。我們的任務是在歡慶國慶的天安門廣場參加背景組字。

我們開始訓練是在1999年的三四月份。每天下午兩節課後，要在學校操場上練幾個小時。操場那時還不是塑膠跑道，塵土飛揚。

一次，一個高二女生的訓練時脖子被蜜蜂叮了，但她不想打斷訓練忍著沒說。後來這事被校長知道，把這個同學叫到主席台上大大表揚了一番，說她有邱少雲的精神。

那時，校園裡的偶像已經被小燕子和木村拓哉取代，此前最後一個留守在輔導員嘴邊的偶像好像是賴寧——那個為救山火獻出寶貴生命的三好學生。

1999年夏天，我們滿懷自豪地投入到了這項集體榮譽當中。訓練內容不難，那些口訣隨著日復一日的訓練大家都能倒背如流。

暑假也沒停止訓練，真是苦。但我那個夏天去了日本，參加了民宿活動，一去就是一個多月。回來後聽說，暑假裡許多同學熱得虛脫暈倒，於是自己心中生出很多愧疚。

就這麼進入了高二，訓練還在繼續，這時各種各樣的合練多了起來。

第一次是全西城區的合練，在一個更大的土操場上。各校同學坐著公共汽車從四面八方集結而來，大家穿著統一的白色上衣。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個老師站在高處，揮著旗子給我們指揮，然後我們就跑來跑去，似乎地方總沒站對，只記得灰頭土臉，狼狽至極。

在第一次合練後，據說效果很亂，我看到校長和訓導主任的臉色鐵青。於是下午課不上了，整個下午都要練。對此，沒有老師提出反對意見，學生也樂得不上課。

然後西城區又合練了一次，依然是在土裡奔來奔去。這次的效果似乎還可以，老師們鬆了口氣。

訓練雖苦，但也給中學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許樂趣。

接下來是全北京大合練，這時同學們漸漸發現原來這事是如此好玩。每一次大合練，北京都要提前戒嚴，那時我們沒想過這會給上班族帶來不便。我們被主角的情緒填滿，為所有人都要給我們讓路而沾沾自喜。

1965年的國慶遊行

那時去天安門合練都是步行，從我們學校的所在地南禮士路走到天安門大概要一個半小時。我們排著隊，穿著統一的服裝，一邊走一邊喊著「為國爭光」之類的口號，沿途有路人停下來觀看，有的還為我們鼓掌，大家心裡充滿自豪。

我們到了天安門才知道，原來北京有這麼多中學生參加背景組字，廣場上全是人。根本不知道西城的學生是哪一撇，東城的學生是哪一橫。我只記得我們學校是在天安門西側第二根燈柱的位置，從主席台望過去，一個人只是個墨點。

大合練對我們來說，等待的時間遠遠要超過排練的時間，等待的樂趣也遠遠超過排練。大家從來沒有在晚上八九點還和同學在一起，而且還是在外面參加集體活動，於是都很興奮。沒人管的時候，學生們就在一起唱歌、聊天、做遊戲，也在廣場上瞎逛。那時由於全北京的中學都到了，有人忙著找自己的初中同學，記得廣場的大喇叭里還廣播過尋人啟事。

廣場上臨時搭建了很多廁所，都是露天的，就在大會堂前面，後來有人告訴我大會堂里的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學生們要練到晚上12點左右，然後再步行回學校，有時練得更晚，回到學校都已是凌晨兩三點了。老師就讓我們待到天亮再由家長接走。

幾次大合練，學校都發吃的，最後一次發了麥當勞。那時麥當勞在北京設店沒幾年，1992年第一家麥當勞在王府井開張，麥當勞很快成了學生們的午間時尚快餐。而這一次，學校發麥當勞，有人說標誌了集體趣味的轉向。

已經記不清在廣場上合練過多少次了，但最後一次合練最熱鬧，除了天上沒有飛機，基本都全了。出乎意料的是，替代飛機的是絢爛的煙花，足足響了有一個小時之久，那是我看過的最美麗的煙花。

也許是合練太多次了，等到真的國慶那一天，我都沒感覺了。9月30日那天一直下雨，媽媽怕我坐在廣場上濕，還給我做了一個塑料墊。當晚夜裡3點就到天安門附近集合，當時一直想如果下雨怎麼辦，結果到了早上雨停了。

我們跟隨命令閉著眼睛就把字組完了。頭頂每飛過一架飛機，同學們都仰著頭看。男生們議論這個飛機應該飛去南斯拉夫，揚我國威。那年的5月8日，美國的導彈擊中了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這件事，決定了我們此後很久對於美國的看法，雖然我們依然吃麥當勞。

後來我發現，忙活了大半年，竟然不知道自己翻的是什麼字。直到10月1日那天，我們圓滿完成任務回到家，看了電視，才知道自己組的背景那麼美。

好多年後，我看過一個視頻，朝鮮也做萬人組字。在組金日成畫像時，有個人舉錯了，正好錯在金日成的牙上，從整體看就成了一個缺牙的金日成。那時我才意識到，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看了電視，才知道整個國慶慶典是怎麼回事，因為組字看不到遊行的隊伍，我們大多是聽聲音想像，誰在講話？什麼方陣通過了天安門？後來看電視得知，實際情況跟我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

國慶結束後，學校給每個人發了100元錢。當時有很多說法，有種說法是規定一人給300元，剩下的被學校扣掉了。學生們都覺得不該就這麼被打發了，但家長普遍支持孩子參加這樣的活動——光榮，50年大慶不是誰都能趕上的。

後來也聽說，比我們高一屆的學生，高三第一學期因為國慶訓練耽誤了學習，影響了高考成績。而且還聽說不是所有的學校都參加，海淀區的一所重點中學就以影響學習為由拒絕參加，他們的校長是個牛脾氣的人。

「祖國萬歲」

二姨是個充滿無限情懷的人，屬於那種小的時候是學習尖子，年輕的時候是文學青年，工作的時候是車間里的積極分子，改革開放初期下海經商，如今志得意滿，生活優越卻感嘆人生來去匆匆。

二姨說，不能參加今年國慶60周年的遊行十分遺憾。她前後參加了8次國慶遊行，因為「文革」前年年都有遊行。她小學時是手持鮮花沖向天安門的少先隊員中的一員，這就3次，從3年級到5年級都沒落下。中學時，跳藤圈操和集體舞也參加了3次。畢業參加工作後還參加過彩車遊行。

二姨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那次她親眼看到了毛主席。當時她上小學四年級，站在第一排，作為少先隊員站在金水橋南，先是背對著天安門，然後遊行隊伍都走過去後，他們轉身沖向天安門城樓，拿著花歡呼「祖國萬歲、毛主席萬歲」。

當時，二姨在朝陽區東大橋小學讀書，她是少先隊大隊長，她們學校只有20多人被選上，和朝陽區其他小學的代表一起大概兩百個少先隊員。

那次要求穿白襯衫花裙子，二姨只有條藍裙子，姥姥特意去東四市場扯了塊花布回來，給二姨做了條花裙子，還在背後掐了腰。國慶那天，二姨特意別著大隊長的「三道杠」去了天安門，原本以為這會讓她鶴立雞群，誰曾想，很多同學都戴著大隊長的袖標，原來參加這樣的活動是給學生幹部的一種待遇。

那幾年，國慶遊行年年有。二姨的一雙白球鞋年年都穿著參加大型活動，從大穿到合適再穿到小，每次都要用白粉筆塗白。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本著厲行節約、勤儉建國的方針，決定改革國慶典禮制度，實行「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逢大慶舉行閱兵」。

二姨雖然參加了10年的國慶遊行，但她沒能參加1984年的35周年國慶慶典。那次國慶意味非凡，用父親的話說，那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向世界昭告巨龍蘇醒的標誌。

1984年，二姨已經下海了，不再是單位的人了，遊行隊伍中沒有個體戶或者私企方陣，這讓二姨很失落。一轉眼二姨已經60歲了，但她看到60周年國慶綵排仍然熱血沸騰。

到了1984年，參加國慶遊行的就是二姨父和我的父親了。那一年，春節晚會上，張明敏唱了一首《我的中國心》，自此成為家喻戶曉的歌手。

父親那時在中央團校首屆大專班學習，團中央的方陣就由這200多個青年幹部組成，為此父親練習了半年的高踢腿和正步走。

而真到了天安門前，大家都激動得不知該怎麼邁腿了。後來，這群躊躇滿志的青年集體在天安門前留了影。當年那個方陣中的青年幹部很多都今非昔比了。

當時二姨父走在航天部的方陣里，他們和北京大學的方陣緊挨著。在路過天安門的時候，北京大學的方陣里突然打起了「小平您好」的條幅。這句話在人們心裡憋了很久，但第一次打出來還是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於是局面一時混亂，人們都擠過去看，還有很多人拍照，把航天部的彩車方陣都給衝散了。

那一年人們普遍面帶微笑，第一批弄潮兒浮出水面：柳傳志成立了聯想，中關村的科技企業已經超過40家，人們把這一切變化匯聚為一聲最普通的「小平您好」。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孫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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