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李澤厚：太平天國思想散論

【編者按】

李澤厚先生這篇文章發表於1978年07期《歷史研究 》，文章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例如馬克思「唯物史觀」與「方法論」，這也不會妨礙我們閱讀、理解這個世界......40年之後，當我們重新閱讀這篇《太平天國思想散論》，文章的核心觀點依然歷久彌新，值得我們久久回味！

解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成績最大的應推太平天國。無論在資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上，或在論著的質和量上，都如此。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確了這場革命的性質，充分肯定和歌頌了這場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偉大農民戰爭。當然，也有缺點和不足，而最重要的缺點則是忽視科學地探討農民戰爭的客觀規律，總結這場革命及其意識形態的重要的經驗教訓。近些年，在「四人幫」嚴重破壞下，更不許談這方面的問題。相反，梁效、羅思鼎之流在其所謂歌頌農民革命的旗號下，故意把太平天國和洪秀全說得神乎其神，十全十美，歪曲了事情的本來面目。應該儘速澄清這種混亂。下面試就人所熟知的幾個問題談一點看法。

一、 一個被改造的上帝　　

從意識形態看，太平天國有其非常鮮明的特色，它穿著宗教外衣，表現了農民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對地主階級進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衝擊。然而，太平天國思想卻無法掙脫封建生產方式所帶來的局限，缺乏近代資產階級基於新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所產生的民主主義等重要內容。相反，象平均主義、禁欲主義、宗教迷信等小生產者的意識形態佔據了重要地位。它們違反社會發展的規律，不符合現實生活的要求，起了導致革命失敗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地表現了農民階級意識形態這種革命反抗與封建落後的兩重性。　　

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太平天國革命思想的各種內容，如以經濟平均主義為內核的樸素平等觀念和「太平」「天國」之類的基本觀念和口號，在中國是由來已久的八十年前就有人強調洪秀全搞的一套與中國下層社會的秘密會社有關，「其稱天為父，及國號天號，官以天名，上下一體，皆以兄弟相稱，非盡本於耶穌，而實有根於洪門而然也」（陶成章： 《 教會源流考 》 ）。

近人研究表明，太平天國那許多隱語、暗號以及某些觀念，也與下層會社有關。從漢代的 《 太平經 》 到唐代的 《 無能子 》 ，從 《 詩經 · 碩鼠 》 里的「適彼樂土」到 《 抱朴子 · 詰鮑篇 》 的「安土樂業，順天分地」，都確如列寧所指出，「 …… 剝削的存在，永遠會在被剝削者本身和個別『知識分子』代表中間產生一些與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 列寧全集 》 第一卷，第三九三頁。

太平天國的特點是，它從西方學來了一套新的形式，把這種反剝削的理想提高到一個空前水平，構成了一套相當完備的理論體系，以之來作為發動、組織、統帥農民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階級鬥爭的根本思想武器。它搞得如此充分、完整和自覺，在中外農民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這當然首先要歸功於洪秀全，他是太平天國的締造者，是這場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首領（前期的組織家和軍事領袖主要是楊秀清）。他的創造性，就在於他借來了一個西方的上帝觀念來作為農民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　　

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從傳教士那裡得到了一本《 勸世良言 》。這是一本毫無革命意義和思想價值的基督教的拙劣宣傳品。但它所闡述的諸如天父、聖經、耶穌、十字架、洗禮、祈禱儀式 …… 等等，對當時廣大中國人民來說，則確乎聞所未聞，是與中國各種傳統觀念和思想形式，從孔孟經書到佛道迷信，大相逕庭的新鮮事物。

應該說，正是這一點，符合了考場失敗正無路可走的洪秀全的迫切需要（他的那場大夢，象徵性地表現了他對現實制度的滿腔憤慨和泄憤式地要求報復與反抗的意念：一個沒人瞧得起、屢次考不上的窮書生，偏偏要來統治山河，主宰人世）。

但更重要的是，這一套新鮮理論、觀念和儀式符合了當時封建統治比較薄弱，農民運動此起彼伏、方興未艾的廣西地區社會階級鬥爭的需要。恩格斯在 《 德國農民戰爭 》 中說：「 ……所有的起義予言者都用他的懺悔說教來開始活動。事實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拋棄了全部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無聯繫、散居四方、並且從小就慣於盲目服從的農民發動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七卷，第四二一頁。

拜上帝教的這一套比起三合會、三點會的下層傳統秘密結社更具有上述功能，更便於與舊觀念和習以為常的舊生活方式決裂，把會眾的思想、行動和全部生活統一起來，形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脫俗緣，莫將一切俗情牽，須將一切妄念捐」（ 《 原道救世歌 》 ）。從 《 原道救世歌 》《 原道醒世訓 》 到 《 原道覺世訓 》 ，洪秀全終於由宣講道德拯救的「懺悔說教」，發展而為政治鬥爭的號召。

《 勸世良言 》 強調的是人的墮落、神的懲罰；《 原道覺世訓 》中卻充滿「他是何人，竟然稱帝者乎」之類的戰鬥呼聲。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乃在於它適應了當時當地農民起義的需要。並非如國外某些論著所認為，是舶來的宗教喚起了中國的革命，事情恰恰相反，是中國革命的需要使洪秀全採用和改造了這一外來的形式。　　

洪秀全對那種種強調謙怯自卑，逆來順受、甘於屈辱、安於命運，所謂打你左臉再把右臉送上去之類的 《 聖經 》 教導捨棄不要，明白指出，「過於忍耐或謙卑，殊不適用於今時，蓋將無以管鎮邪惡之世也」（韓山文： 《 太平天國起義記 》 ），即對革命無用。洪秀全強調宣傳的是所謂「皇上帝」與「閻羅妖」的對立和鬥爭，是自己在「天父天兄」指令下去斬妖殺魔，「上帝差朕降人間， …… 爾等妖魔須走快」（ 《 九妖廟題壁 》 ）；「高天差爾誅妖魔，天父天兄時顧看」（ 《 永安突圍詔 》 ）；洪秀全的上帝不是近代資產階級「博愛」之夢，而是農民弟兄的復仇之神。

「我們的聖經註解，都很難得到他的贊同，我們最好的經本，都被他用筆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壞了」。「我相信在他們的心裡，他們實在是反耶穌福音書的。」「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 《 天京遊記 》 ）。

又如：「如冒稱直接與神晤對 …… 上帝臨凡，此誠與吾人就基督教聖經中所習見者大相逕庭也」。「 …… 彼等已創立一種新宗教，可稱之為一種偽的啟示， …… 足令一般毫無成見者懷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誠意」（ 《 英國政府蘭皮書中之太平天國史料 》 ）。

「傳教士發現他們很少與太平軍一致之處， …… 洪秀全的教義是完全不像我們那樣會從天父那裡得來的，也和耶穌所說的話極不相同。」「太平天國運用了基督教特別是舊約里的思想和儀式，例如施洗和遵守禮拜制度等，可是並沒能接受基督教的許多基本道理， …… 他們略去了愛、寬恕、謙卑，關懷自己鄰人等等基督教特有的教義」（費正清： 《 美國與中國 》 第八章第二節）。

洪秀全在起義之前還宣傳一些甚麼「止殺」「是以先代不嗜殺，德合天心天眼開」（ 《 原道救世歌 》 ），「鄉鄰互殺斷非仁，天生天養和為貴」（ 《 原道醒世訓 》 ）。到了後來卻一再指出，「爺今聖旨斬邪留正，殺妖、殺有罪，不能免也。」「爺誡勿殺是誡人不好謀害妄殺，非謂天法之殺人也」（ 《 資政新篇 》 上的洪秀全批語）。正如洪仁所說，「咸豐的軍隊對於我們並無絲毫惻隱慈悲之心」，「我們亦不以仁愛給他們」（ 《 天京遊記 》 ）。可見，洪秀全的上帝及其革命的基本內容正是由現實階級鬥爭的狀況（特別是當時你死我活的極其劇烈殘酷的軍事鬥爭）所決定、支配和改變的。

普列漢諾夫講到宗教時曾提出觀念、情緒和儀式是三個要素。洪秀全把這三者都注入了革命的內容。「人皆兄弟」基督教的博愛觀念，被注入了農民階級的經濟平均主義和原始樸素的平等觀。宗教狂熱被充實以積壓已久的農民群眾的革命欲求。更突出的是，宗教戒律儀式被改造成相當完備的革命軍隊所需要的嚴格紀律。三者之中後者本最實在和具體，一切宗教都必須依賴種種儀式戒律，才能維繫其存在和表現其觀念和情緒。

洪秀全把摩西「十誡」改為「十款天條」，成了「太平軍奉此為初期的軍律」（羅孝全： 《 小刀會首領劉麗川訪問記 》 ），後又不斷擴充發展為更為完備的各種《 行營規矩 》 、 《 定營規條十要 》 、 《 行軍總要 》 等等。例如，「人皆兄弟」的觀念在這裡便具體化為官長必須愛惜兵士，軍隊必須愛護百姓等等（見 《 行軍總要 》 ）。

拜上帝教的一些基本宗教觀念和熱烈感情，就這樣在這種神聖化了的紀律和儀式中得到了宣傳、貫徹和嚴格執行，在鬥爭中起了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步調的重大實際作用。太平天國非常重視這種儀式、紀律和宣傳，非常重視「天情道理」的宣講，這種宣講的突出特點是把宗教觀念與起義前後的革命歷史揉雜在一起（參看《 天情道理書 》） 。

實際宣講情況如「 …… 升座良久方致詞：我輩金陵起義始，談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險峨，千辛萬苦成帝基，爾輩生逢太平時，舉足使上天堂梯 …… 」（ 《 癸甲陵新樂府 》 ）。 實際是太平天國特有的思想教育。太平天國強調要「換移心腸」，「天晴則操練兵士，下雨則習讀天書」（ 《 天情道理書 》 ），「凡刑人必講道理，掠人必講道理，倉卒行軍、臨時授令必講道理， …… 為極苦至難之役必講道理」（ 《 賊情彙纂 》 ）太平天國有一套又一套的非常具體的規定，例如關於「升天」「宣歡不宜哭」（ 《 天條書 》 ），「同時長跪同默禱，同時蹶起同狂呼（說殺盡妖魔四字），每飯不忘除妖魔」（ 《 癸甲金陵新樂府 》 ）。

這種重視宗教宣傳（太平天國的思想教育）和儀式規定（太平天國的組織紀律），使廣大的太平軍戰士團結一致，奮不顧身，前仆後繼，不可阻擋。一方面，藉助於一種新的宗教形式，的確改變了封建農民的保守、散漫、因循守舊的生活方式，把他們發動、組織起來成為一支革命大軍；另一方面，又只是由於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的現實需要，舶來品的基督教形式才可能起這樣的作用。「向西方學習」必須適應和結合中國的實際才有作用。洪秀全在中國近代開創了光輝的範例。

然而，宗教畢竟是宗教，它所宣傳的觀念、道理，所進行的思想教育、紀律規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對客觀事物和世界的科學解釋 因此不能同意認為洪秀全的哲學是泛神論或唯物論。儘管在起義前的論著中有可以解釋為自然神論的個別語句，但洪秀全建立起來的明明是一個人格神，它具體過問世事，指揮人間，有意識有目的的主宰支配著世界，而且還活靈活現與洪秀全晤對，以及下凡附體等等，這那裡是甚麼泛神論、唯物論？怎麼能和崇尚理性，反對天啟的閔採爾相比附？因此在多大的程度和範圍內能使人真正完全地長久地信服，便是一個問題。

首先，太平天國最高領導層對這種宗教教義的信仰忠誠性並不一致。楊秀清、肖朝貴搞的「天父」「天兄」下凡附體它顯然來自廣西當地的民間風習，「潯州僻居山鄉， …… 民間流行降托旨聖之說」（羅爾綱： 《 洪秀全起義前年譜 》 ）。對他們自己來說，明知是一種欺騙，這與洪秀全真正相信夢境里的真實是不同的。洪仁說：「兵者，勢也。因其勢而導之，則一往莫遏 …… 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眾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此中奧妙，無人知覺」（ 《 資政新篇 》 ），也透露了與楊、肖類似的消息。石達開則是一開始便「不甚理會俚教邪說」（左宗棠： 《 與王船山書 》 ），後又「將真聖主官制禮文多更改焉」（ 《 吉慶元朱衣點上天王奏 》 ）。

其次，儘管懲罰極嚴，有殺頭危險，但從李秀成到洪天福等等早期就仍違反天條，偷看禁書（見他們的 《 自述 》 ）。思想、觀念、情感、意志靠一種非科學或反科學的宗教信仰和強制紀律來統一和維繫，是不可能支持長久的。它必將走向反面。特別是經過天父代言人楊秀清竟然被殺的巨大事件之後，忠誠的信仰就逐漸變成懷疑或欺騙，狂熱的情感變為「人心冷淡」（ 《 資政新篇 》 ），儀式流為形式，禁慾轉成縱慾，道德純潔走向道德毀壞 …… 。

前期那種夫妻同居一次也得殺頭，那種「雖極熱，夜卧不得光身，白晝不得裸上體」之類的嚴厲禁律，官兵王侯，非常平等，這當然也是相對而言。其實一開始就有等級尊卑的嚴格規定，如六王可以有眾多妻室，而以下任何官兵，夫妻不許同宿。 「寢食必具，情同骨肉」的動人情景，都不再能繼續維持 …… ，這表明以宗教意識為動力和主幹的農民革命思想沒有進一步發展方向。洪秀全從前期經驗出發，直到最後仍一再頒布各種詔令，極力強化道德說教和宗教宣傳，結果在前期取得巨大成效的，現在卻收效極微。

以前好些論著說洪秀全到天京後如何昏庸無能，不問政事，以致失敗。其實洪秀全始終是管事的，並且與前期一樣，仍然在行政、組織、軍事各方面表現出極大的敏銳、識力和才能，例如選拔將領（如英、忠、輔、侍等）、任免人員（如賞罰嚴明，對干、英、忠諸王亦不少貸）、決定戰役（如東征、第二次西征等等）。

問題並不在這裡，而在於他在基本思想和政綱政策上仍然頑固堅持、並愈來愈迷信他那一套非科學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說教，他不是如實地總結鬥爭的經驗教訓，而把革命的成敗歸結是否忠誠於宗教信仰，抱著他那些僵死的教義和前期的經驗不放，甚至最後在改國名、朝名、玉璽名上面作文章，以期拯救危局，改變形勢，顯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從這個洪秀全個人的悲劇中，可以看到的正是階級的局限。一代天才最後落得如此悲慘、被動，是由於他不可能擺脫封建生產方式帶給他的深刻印痕。所以，不應將農民階級、農民戰爭及其領袖理想化。一方面，它有反地主階級、衝擊封建生產關係的偉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並不代表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仍然要回到封建生產方式去，從而又具有濃厚的封建性。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以農民為主力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數十年武裝鬥爭也可說與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有某些繼承關係。因之把農民戰爭理想化也是有原因的。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指引下進行的，它與歷史上的任何農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國有原則的區別。應該強調和重視這種區別。把農民革命理想化恰恰是取消和抹煞這種原則區別，這是我們所不贊成的。　　　　

二、 砸爛孔丘的牌位　

洪秀全由於信仰上帝不拜偶象，砸爛私塾中孔丘牌位，被解聘，從而開始走上革命活動的道路，這確是一件具有象徵意義的事情。　　

關於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反孔，本文認為，不應把它形而上學化，要看到它的兩重性。　

洪秀全固然因考場失敗對孔孟教義懷有不滿 「秀全因不滿意於場屋，憤恨不平，已有蔑視孔子教義之心」（ 《 太平天國親歷記 》 ），所以 《 勸世良言 》 中崇上帝，反偶象，排孔丘的種種宣教才會被洪欣然接受。 但他主要是在起義後，因為與階級敵人的對壘，才日益堅決反孔。

所以，起義前著作中充滿孔孟的傳統思想、觀念、語言、名字（如　「孔顏疏水簟瓢樂」、「顏回好學不二過，非禮四勿勵精神」等等），這時才明確刪除，並一再焚書禁書，明令只許誦讀洪秀全頒布刊行的經典，「當今真道書者三，無他，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即舊約、新約），真天詔命書也，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黃再興： 《 詔書蓋璽頒行論 》 ）。

地主與農民極其緊張的階級大搏鬥反映為意識形態領域裡上帝與孔丘、革命觀念與傳統文化的尖銳對立和勢不兩立，這當然具有極大的革命意義，是對幾千年來的地主階級意識形態的空前猛烈的衝擊。為了反對地主統治階級，連這個階級所保存的一切文化和文明，也在唾棄毀壞之列，是農民運動中常見的現象。尊孔與反孔，剝削有理的儒家理論與反剝削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劇烈鬥爭，正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尖銳表現。　　

但事情還有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的意識經常是佔據社會統治地位的意識，太平天國的反孔震撼了整個社會，影響了地主知識分子，甚至其中的某些反動分子如汪士鐸也不滿和斥責起孔孟來（雖然階級立場和不滿的理由與太平天國恰好相反）。

但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由於缺乏新的經濟基礎作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來替代封建主義，以孔孟為集中代表的傳統封建思想就並沒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它們又以各種形式在太平天國意識形態內滲透、保留和表現出來。一種是以「天父天兄」、「新天新地」的改裝形式表現出來，一種則是原封不動地重新出現。

這就不奇怪，在洪秀全寫的 《 天父詩 》 、 《 幼學詩 》 等作品中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正統儒家觀念；這也不奇怪，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國公開聲明，「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 《 欽定士階條例 》 ）；這也不奇怪，現實主義作風較強的楊秀清、眼界和思想更為開闊的洪仁，以及石達開、李秀成等人，都有和緩反孔的傾向（楊、石、李），或企圖溶孔學與基督教於一體（洪）。

「四人幫」用某些並不可靠的材料說楊秀清尊孔，是通過影射搞政治陰謀，但我們一些同志由之而斤斤爭辨楊秀清並未去朝孔廟或強調洪秀全自己也主張孔孟有可用之處，等等，便也只是糾纏於表面現象之上。

問題的實質在於農民既不可能創造新的生產方式，也就不可能創造能徹底掙脫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無論是起義前洪秀全的著作，或者是所謂反孔高潮中的著作，都一貫地保留了以「三綱五常」為基幹的儒家封建倫理和「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之類的封建傳統觀念。

太平天國刪改儒家經典，之所以只是「國」改「邦」、「王」改「相」，「孟子見梁惠王」改為「孟子見梁惠相」，就決不是偶然的了。用宗教教義和物質摧毀是打不倒孔丘的。搞的如此轟轟烈烈的所謂反孔鬥爭，實際上並未能批判封建孔學，這個批判是從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五四運動才真正開始。洪秀全砸爛的畢竟只是孔子的牌位而已。這種砸爛有巨大的革命意義，然而又有其嚴重的局限。　　　　

三、 衝擊「四條極大的繩索」　

毛主席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 ， 《 毛澤東選集 》 第一卷，第三四頁。 　　

一九二七年湖南農民運動對這四條繩索進行了猛烈衝擊，一八五0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也是如此。前者有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後者沒有，因之性質、情況和結果都有不同。但太平天國那次衝擊仍以實踐形式最集中地表現了農民階級反封建的革命意識形態。　　

首要的當然是政權。太平天國搞的不是一般的「劫富濟貧」、「除暴安良」、反貪官不反皇帝，它明確地把打擊矛頭指向以清朝皇帝為總頭子的各級地主階級的政權機構和官吏人員 「賊以官為妖，見朝衣、朝冠、袖褂、翎領之類以為妖服，人家有此服物，則蹂躪益甚。又稱士曰妖士，兵曰妖兵，吏曰妖差」（ 《 蘇台麋鹿記 》 ）。 同時自覺地建立起以貧苦勞動人民為骨幹領導的從基層起的各級革命政權。「木匠居然做大人」　（ 《 金陵紀事 》 ）。「良民不肯為旅帥、為司馬、為百長，市井無賴及蠻橫僕婦喜充之」（ 《 劫舍小記 》 ）。

太平軍對勞動大眾極為熱情和信任，對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則一般是使用（如做文書）而並不重用，對勞動者與剝削者這樣嚴格區分不同對待，應該說，其自發的階級覺悟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如「挖煤開礦人、沿江縴夫、船戶、碼頭挑腳、轎夫、鐵木匠作，艱苦手藝，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被擄服役，賊必善遇之，數月後居然老兄弟矣」；「凡擄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恆指為妖」（ 《 賊情彙纂 》 ）等等，材料極多。

可見，政權性質、組成和人員是大有變化的（當然也有未大變化的）。當這些政權機構從屬於和服務於太平軍的戰鬥任務（當時主要是軍事鬥爭的任務）時，它當然是農民的革命政權。但是，從政權的建立原則、制度、辦法和具體發展情況看，它就仍然是在小生產的社會基礎上，適應於各種封建形態的土地關係的上層建築。

正如農民革命在摧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舊生產關係之後，在一定範圍和時期內，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和調整，生產力得到了發展，但很快起義領袖們變成以皇帝為首的公卿將相大地主階層，佔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樣，農民革命即使在粉碎舊的國家機器之後，建立起來的也仍然只能是封建皇朝和專制政體。太平天國政權當時主要的功能、作用還是在打清朝打曾國藩，還是在軍事、政治、經濟上代表農民階級反對地主統治的利益，所以應該承認它仍是農民的革命政權。

但就在同時，便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標準的封建性質，從永安到天京，從 《 天命詔旨書 》 到 《 太平禮制 》 ，它的制度是等級異常確定，尊卑十分分明，弟兄稱呼純為形式，君臣秩序備極森嚴，不僅有等級制，而且有世襲制 …… ，完全是封建主義那一套，並無任何近代民主主義。根據 《 天朝田畝制度 》 的理想規定，產生官吏的辦法是「保舉」，即層層向上推舉，然後由上層選擇任命（漢代就有「舉孝廉」、「舉秀才」的制度）。政權人選和權力實際上仍然長期操縱在上級官員的手中，廣大群眾並無真正的權力。時間一長，蛻化變質、徇私午弊種種封建官場的陋習弊病便都不可避免瀰漫開來。在上層，情況更是如此。

由於沒有任何近代民主制度，專制與割據、陰謀與權術，便成了進行權力爭奪的手段，而且愈演愈烈。一方面是權力高度集中，使人窺伺不己的專制寶座（如洪、楊之爭），另一方面是擁軍自重不聽號令的割據勢力（如後期諸王）。洪秀全的迷信，楊秀清的權術，韋昌輝的陰謀，石達開的分裂，李秀成的變節，後期諸王的彼此猜忌，互不合作，都不只是個人品質或野心的問題，它深刻暴露了農民革命某些根本弱點。

在古代農民戰爭中，所有這些也是屢見不鮮的。當然，不是說沒有個人的品質、氣節、責任 個別人物或偶然事件雖不能改變或決定整個歷史的趨勢和行程，卻可以造成甚至數十年的以上影響，特別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 等問題，而在於偶然中有必然，正是通過這種人物的才能、品質、性格和事件的偶然，表現出農民革命的某些本質規律性的東西。武力火併、宮庭政變、分散主義、軍閥割據、爭當皇帝等等，本都是封建主義的必然產物。馬克思早就指出，小農經濟必然產生專制政體，擁護封建皇帝。

所以，說農民是皇權主義者並不錯誤。太平天國後期中下層各級政權大量滲入地主士紳，甚至與原有的封建統治體系交溶合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早期按功行賞頒爵完全破壞，官爵成了人們追求的特權利益 「動以升選為榮，凡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不足， …… 舉朝內外皆義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為升遷地耶」（洪仁 ： 《 立法制喧諭 》 ）。晚期竟有二千多個王。 種種腐敗現象隨之發生。定都南京之後，上層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從天王府、東王府、忠王府的排場講究到「養尊處優，專務聲色」等等，更不必說。這些都說明農民革命的領導層隨著勝利而逐漸成了一個新的統治集團，他們是農民革命的領袖和英雄，卻又向封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的方向行進。他們建立的政權也是如此。朱元璋集團走完了這條路，李自成、洪秀全沒有走完。因之總的來說，前一方面（革命性）還是他們的主導面，但後一方面也早已具體而微了。

這種兩重性在族權、神權、夫權上也同樣展現出來。」天下多男子，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 《 原道醒世訓 》 ），「父子亦稱兄弟，姑媳亦稱姊妹， …… 可謂五倫俱絕」，「舍親兄弟不認，而別呼他人為兄弟」（ 《 賊情彙纂 》 ），在血火戰鬥中同生死共患難，當然比親兄弟還親。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在理論《 原道醒世訓 》 中強調要破除國家、鄉土、族姓界限，反對以「此鄉此里此姓而憎彼鄉彼里彼姓」，因當時廣西族姓之間常有械鬥。 和實踐上突破了封建族權的枷鎖。

洪秀全打偶象破迷信，反對一切傳統神靈，也的確起了直接服務於現實鬥爭的重要作用，「神且砍頭折足 …… 且不敢為禍，人何敢違」（ 《 賊情彙纂 》 ），木偶泥團的物質掃除有助於傳統束縛的精神解放。太平天國一開始便把婦女編進戰鬥隊伍，「男將女將盡持刀， …… 同心放膽同殺妖」（ 《 永安突圍詔 》 ），實行自願婚姻，允許參加考試，命令放腳。這些都突破了封建夫權的繩索，甚至使當時西方資產階級也讚歎為「洵世界得未曾見之奇觀，即人類的幻想亦未能形狀其偉大」（ 《 華北先驅周報 》 一八五三年一七四號，轉引自羅爾綱， 《 太平天國史事考 》 第三三七頁）。　　

但所有這些，又都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的事實是，小農經濟的農村社會結構以血緣為紐帶、封建大家庭為生產單位，聚族而居，安土重遷，宗法關係和宗法觀念遠遠不可能真正動搖。最近發現的文物材料還證明，遠在天京的高級將領仍要與自己的家鄉宗族保持親密的聯繫。

洪秀全反對了傳統神權，卻又建立了更為活靈活現無限權威的人格神，地主階級「奉天承運」的神道設教不過變而為「吾主天王受天父」「真命」。勞動婦女在軍事戰鬥中掙脫了夫權統治，然而，很快就要接受洪秀全的「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 幼學詩 》 ）、要舉止端莊、修飾儀容、殷勤侍候之類的典型的封建教誨和規定。

可見，對舊有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衝擊破壞，主要是表現在太平天國的軍事鬥爭和軍隊中，而不是表現在廣大社會和和平環境里，前者畢竟是少數人和為時短暫的，在革命衝擊過去後，很快又退回到原處。所以，太平天國並沒有也不能使整個社會從這「四條極大的繩索」下真正解放出來。　　　

四、 《 天朝田畝制度 》 　

一八五三年洪秀全定都南京後頒布的 《 天朝田畝制度 》 是公認的太平天國革命思想的總綱。它的特徵恰恰是上述革命反抗與封建落後這種雙重性的最典型的表現。　　

基督教的上帝叫人死後進天堂，洪秀全的上帝要在地上建立天國。「 …… 天國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國，地下有天國。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國，勿誤認單指天上天國，故天兄予詔雲天國邇來，蓋天國來在凡間，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創開天國是也。」（ 《 馬太福音批解 》 ）　　

《 原道覺世訓 》 曾引用儒家的 《 禮記 · 禮運 》 關於「大同」的記述作為理想，但 《 天朝田畝制度 》 的具體制定則主要是把在農民起義和革命戰爭中積累起來的經驗加以理想化和規範化的結果 例如金田起義前即並無否定私有財產的文字上的明確提法。

《 天朝田畝制度 》 以改革土地所有製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相當完備的理想設計。它宣告平均分配土地，共同從事勞動，彼此支援幫助，規定副業生產。更重要的是，它對分配、消費的規定，其特點是「人無私財」，一切收入歸「聖庫」，否定私有財產，消除貧富差別，「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希望把「無人不飽暖」建立在「無處不均勻」的分配基礎上。

這種嚴格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消費的經濟生活，當然需要一種具有極大權威的行政力量和嚴密組織來支配和保證。 《 天朝田畝制度 》 從而規定了一系列社會生活的準則。這是一種嚴格組織起來的集體化的生活和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結構，它實際是要求建立在軍事化的基礎之上。　　

它以二十五家為一「兩」，「兩」是生產、分配，軍事、宗教、政治、教育等等幾合一的社會基層組織和單位。在這裡，軍事（兵）、生產（農）是合一的，政治、經濟是合一的，行政、宗教是合一的，統統由「兩司馬」（官名）領導管理。兩司馬管理生產，執行獎懲，保舉人員，負責教育，處理訴訟，領導禮拜，宣講 《 聖經 》…… ，具有極大權力。

《 天朝田畝制度 》 非常重視生產和宗教生活，以之作為根本標準，「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則為賢為良，或舉或賞。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為惡為頑，或誅或罰」，也非常重視社會福利：「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頒國庫以養。」總之，一切組織化，集體化，軍事化，規格化，單一化，吃飯要祈禱，結婚有證書 …… ，一切都由強制紀律來保證執行，平均主義、禁欲主義和宗教領先極為突出。馬克思曾指出，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在這裡可說是表現得最為典型了。

《 天朝田畝制度 》 是否實行，曾經有過爭論，它確是一個理想綱領，但它的某些部分在太平軍中又的確廣泛實行過，例如一切財產歸公的聖庫制度，不領俸錢平均分配而略有差別的普遍供給制度， 「不要錢漕， …… 收取子粒，全歸天王，每年大口給米一石，小口減半，以作養生」（ 《 金陵被難記 》 ）；「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 《 賊情彙纂 》 ），等等。 男營女營和各種匠、館（把個體手工業集中組織在一起）制度等等，並且在天京還強制在全體居民中推行和維持過相當一段時期（幾年）。　　

因之，問題就在於：為甚麼這個制度不能普遍地和長期地實行下去？為甚麼在太平軍打下某城某地時雷厲風行的營、館制度，很快就解體？為甚麼洪秀全、楊秀清等人要下令　「照舊交糧納稅」？當然，在緊張的軍事行動時期，為了戰爭的急迫需要（如徵集軍糧），不可能立即實行社會改革（如分田）；等局勢略定，還是要按 《 天朝田畝制度 》 去強制推行的，所以洪秀全再次頒布這個 《 制度 》 ，表示忠實於自己綱領的決心和信心。

但事實是這個制度越來越行不通，愈來愈遇到極大的阻力和困難。聖庫制、供給制一開頭就很難在整個社會上普遍推行，「此令 …… ，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 《 賊情彙纂 》 ）。男營女營制很快就停止或廢除 蒙得恩早看到這一點，要求不分男女行，不允，後終於一八五五年全面允許恢復家庭生活。 《 瓮牖余談 》 等著作中，大多記有因群眾要求正常夫婦生活而後解禁的事例。 ；各種匠營、館集中的人大批逃亡 參閱 《 金陵雜記 》 、 《 金陵癸甲紀事略 》 等。

甚至在軍隊中「聖庫」制度也逐漸名存實亡，供給制被破壞，許多將領擁有大量私財。廢除商業、貿易、貨囤的結果，一方面使市場肖條，經濟停滯（如天京城內），同時又反使軍隊經營商行當鋪，將官攬權納賄，發財致富， …… 事情日益走到了 《 天朝田畝制度 》 的反面。雖經洪秀全一再下令（如廢除商業、貿易），也絲毫改變不了局勢。　　

這不能簡單歸結為後期的「蛻化」，根本原因在於 《 天朝田畝制度 》 具有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落後性質。洪秀全迷信前期主要是在軍事鬥爭中和在革命軍隊中所取得的經驗，當作整個社會生活所必須遵循的普遍法則來強制推行，違反了現實生活的要求需要，當然要失敗（如廢除家庭，實行男營女營），在戰爭中有效的，在和平時期便行不通（如沒收私有財產，廢除貿易，實行聖庫制度等等）。平均主義、禁欲主義在早期發動組織群眾和作為軍隊風紀，的確能起巨大作用但把它們作為整個社會長期或普遍的規範、準則和要求，則必然失敗。

所以我們在強調這個綱領的反剝削、代表農民的理想和要求的偉大革命性的同時，也不能無視、掩蓋或否定這種小生產者的封建落後性質。不建立在工業大生產的基礎上，純粹從消費、分配著眼，搞平均主義、禁欲主義的共產主義，把「五母雞二母彘」之類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理想化固定化，強制推行一種單一化的社會集體生活，在事實上是行不通，搞不長，挫傷群眾（包括農民群眾）的積極性，阻礙社會的前進發展的。儘管想得如何平等美妙，終於只是烏托幫。　　　　

五、 《 資政新篇 》 　

只有充分估計了 《 天朝田畝制度 》 這種兩重性，也才能充分估計 《 資政新篇 》 在太平天國革命思想中的價值和意義。 《 資政新篇 》 是洪仁

寫的。關於洪仁及其 《 資政新篇 》 ，以前也有不同評價。好些論著是批判否定它的，認為它削弱了農民的革命性，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是知識分子的要求，甚至是反映西方殖民主義的利益，等等。

本文不同意這種看法。前幾年的評價翻了過來，但大都著眼於洪仁如何受命於危難之際，深得洪秀全的信任，如何慷慨就義，晚節良好等等來推崇歌頌，這種肯定更表面。評價洪仁，要重視 《 資政新篇 》 。

《 資政新篇 》 的價值在於，它在近代條件下，給農民革命指示了一條擺脫封建羈絆，甩開落後空想，繼續前進的方向和道路。這是當時符合歷史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唯一的方向和道路。儘管由於軍事局勢，根本沒能實行，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是重大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 資政新篇 》 才可說是 《 天朝田畝制度 》 的珍貴的續篇 未提土地問題，是 《 資政新篇 》 被指責的主要原因，其實洪仁本就是作為補充條陳向天王提出的建議，不須要重複太平天國已經確立的綱領或制度。 正是由於 《 資政新篇 》 ，太平天國才具有指向「中華共和國 —— 自由、平等、博愛」（馬克思）的近代民主主義的氣息。　　

《 資政新篇 》 的主題是大規模地倡導和發展資本主義：迅速興辦近代交通運輸業，提倡機器生產，開礦，立廠，辦銀行，積極採用近代西方科學技術，鼓勵創造發明，實行專利制度，保護和獎勵私人資本。與此相適應的是上層建築的一系列改造或建設，立法制，去酷刑太平天國曾吸取和實行下層會黨流行的各種酷刑及點天燈、五馬分屍等。 辦醫院，興郵政，開學校，設新聞官以輿論來監督行政（儘管洪秀全敏銳看出在當時階級鬥爭異常緊張形勢下，不應實行，但並未從原則上否定它），如此等等。

如果說， 《 天朝田畝制度 》 的重點在於打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產關係，那麼 《 資政新篇 》 的重點就在於建立和發展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再是「五母雞二母彘」之類的農業小生產的狹隘眼界，而是建立近代工業、全面開發資源的宏大計劃。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克服前者的封建性、落後性和空想性。

洪仁把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提出了「與番人並雄之法」，要與外國競存。他的好些主張和後來資產階級改良派差不多，但洪仁這個方案，比後來改良派陸續提出的發展工商業的主張，不但早二、三十年，而且也更為全面和徹底。特別重要的，它是建築在打擊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基礎之上提出來的，與改良派在保持、維護這個土地制度反對農民革命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有階級的本質差異。

前者比後者在使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和規模上會迅速和龐大得多。與當時清朝政府設厘金關卡相反，太平天國解除了種種封建束縛後（如廢除封建性的把持壟斷，採取簡明的低稅制等等），城鄉資本主義因素曾經十分活躍，貿易繁榮，商業興盛 如蘇州、寧波、嘉興等處「人煙轉盛，城市富民往來貿易，貨物立斥，初不知為亂世」（ 《 避寇日記 》 ）。「市上熱鬧，生意繁盛，較前時數倍」（ 《 吳江庚辛紀事 》 ）。「百貨川流，萬商雲集，將見安居樂業，攘往熙來」（ 《 太平天國文物圖相別編 》 ）， …… 這種記載很多。

這也可證明 《 資政新篇 》 提出的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主張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有一定的客觀經濟基礎（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本已有了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是符合中國社會擺脫封建主義的歷史趨勢的。資本主義也是剝削制度，但它比封建主義要進步，比小生產者的空想要現實和優越。「四人幫」的御用文人們就是故意抹殺這一點。

林彪、「四人幫」搞封建法西斯專政，特別仇視和害怕社會主義現代化，他們窮奢極欲，壓榨人民，過著奴隸主般的生活，卻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招牌，大肆宣揚平均主義、禁欲主義、蒙昧主義、原始共產主義，甚至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神化，大搞變相的宗教迷信、宗教儀式 …… ，而這些東西居然能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範圍內蒙蔽人們，原因之一與中國長久廣泛的小生產者意識形態的傳統影響有關。可見，科學地研究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總結它的經驗教訓，對提高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無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李澤厚

作者：李澤厚

資料來源：《歷史研究 》（197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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