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著名29位書法家

導讀：清政府採取了兩項相反相成的文化政策：一是大興文字獄，以鉗制任何可能的文化反抗，二是主動地對傳統中國文化進行整理。陷入異族統治下的知識分子，開始倡導通經致用，樸學逐漸興起。在樸學學風中成長的金石、考據學，讓人們重新發現了秦漢、北朝書法的藝術價值，從而形成清代書法發展的新格局。今天推出的《清代書法三十家》，是我們了解清朝書法的一個比較全面、系統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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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順治至康熙年間）

清代前期，國勢初平，百廢待興，尚無力過多關心書法，因此這時期基本上延續的是晚明書風，大體可以看作三線發展：一是晚明行草書風的新發展，二是傳統書風，三是篆隸初興。

（一）延續晚明行草新書風的主要人物：王鐸、傅山、朱耷、許友等

這些書家，多數對晚明時期的行草新書風有切身的體會，有的（如王鐸）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將；有的（如傅山）雖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國破家亡的傷痛，也使他們無法在一種悠遊清和的心境下從事藝術創作，因而對晚明新風有熱切的推崇。

王鐸（1592～1652），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嵩樵、十樵、石樵、痴庵、東皋長、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雲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漁隱、蘭台外史、煙潭漁叟、痴仙道人等，洛陽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於明萬曆二十年，明天啟二年（1622）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又為南明小朝廷的東閣大學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順治間官授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享年61歲。

王鐸學書推重古典，特彆強調「宗晉」，認為「書未宗晉，終入野道」（《觀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堅持一種學習方法，「一日臨書一日應索請」，始終讓自己的藝術創作保持與古典之間不間斷的交流，所以傳世臨帖作品極多。但他的臨帖，常常大量摻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顯是根據記憶而背臨的，因而有時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的創造。同晚明的很多書家一樣，他在世時就將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彙集成書，其中著名的有《擬山園帖》、《琅華館真跡帖》等。這種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響力。

王鐸楷書，主要淵源是唐，特別是顏柳兩家，但是不追求結構的工穩，而獨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愛用異體字、古體字以增強作品的歷史感，因而氣息古樸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書中別出一格。

他最有影響的是行草書，晉唐宋兼綜，融匯極廣泛，又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行書深得《集王聖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縱橫馳騁，創造了獨特的形式和意味。其書點劃粗者，重似千鈞；細者既如遊絲，也筋力堅韌；有時用漲墨法，形成濃重的墨塊，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結構茂密雄放，或緊結蹙縮，或開拓縱逸，跌宕多姿，無不如意。

他的草書點劃與使轉兼重，頓挫轉折，用意精到，因此脈絡清晰，但又絕不安排，總能以意驅筆、因字造型，故濃淡枯濕、隨手生髮，疾遲衄挫、取次相從，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無不能順勢調整，宛如宿構。

王鐸行草的章法極有特色，倪後瞻說他「以力為主，淋漓滿志，所謂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緊，行內因筆法和字形的複雜多變而呈現跌宕起伏的變化，如蜿蜒巨龍騰飛紙上，神妙夭矯，不可端倪，有氣貫長虹之勢，無輕媚流滑之弊，古韻今情，和合一體，令人目眩神馳、胸豁氣暢，開行草書的一種新境界。

王鐸書法的這種境界，得到了後人的大力推崇。倪後瞻指出：「北京及山東、西、秦、豫五省凡學書者，以為宗主。」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說：「明自嘉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廢之。」近代以來，更是馳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許為勝過王羲之，雖是過譽，但是可見他的影響。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號僑山、嗇廬、公之它、真山、濁翁、石道人、老檗禪、僑黃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陽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剛烈耿介，有義士之稱。雖自幼聰穎博學，但卻在晚明屢試不第。明亡後，曾秘密參與反清活動被捕，獲救後隱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開博學鴻詞科網羅各地碩儒，他被當地政府強行送往北京，卻堅辭不入，終未應舉。其終於舊朝的行為雖有歷史局限，但剛直不阿的氣節還是為後人所稱頌的。他還是清初的重要學者，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在清代學術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時長於醫術，尤精婦科。學問道德都為當時所重。

傅山工書，與其為人一樣，反對矯飾造作，「不信時，但於落筆時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勢。及成字後，與意之結構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 」（《字訓》），尤其不喜趙孟鉅宦酚琶厘牡姆綹瘢縞凶酒勇收嫻氖櫸紓形健澳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兒孫》），既可以說是晚明書風的理論總結，也對後來興起的篆隸有深遠的影響。他的實踐，楷書學顏真卿，得其厚密樸質；行草受王鐸影響，同時深研閣帖，易王鐸的方折為圓轉，更加重視點劃之間的纏繞盤旋，因而氣勢更加飽滿、風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學古不如王鐸全面深入，創作時又比王鐸率意，因而在技巧的豐富和嚴謹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時也涉獵篆隸，雖然尚未得法，卻可謂清代復興篆隸的先驅。

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寧王朱權後裔。號雪個、雪衲、八大山人、個山、驢屋、人屋、何園、書年、驢漢、刃菴、破雲樵、驢屋驢等，明亡後為僧，以享名於世。他於書曾於黃庭堅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側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響，得其靈動秀美之致。60歲前後開始，逐漸形成獨特的個人面目：用筆凝練如篆，泯去起收形態變化，代之以圓渾含蓄，行筆以中鋒圓勁、婉轉流動為主，不計提按粗細的變化。結構極重視疏密的對比，並常常因此造成字勢欹正、展蹙的諸多變化，從而進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簡而勢滿，神清而意長，意境高遠，氣質渾穆，與其繪畫同一機杼，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許友推重米芾，而實際上受王鐸影響最深，只是臨古功夫稍乏，故聊具其形，而意趣淺淡，頗涉粗俗。至此可以說，晚明行草新風已是強弩之末了。

（二）傳統行草書風的延續：董、趙書風的籠罩

這一風氣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響的自然延續所致，也與清初幾位皇帝的引導有關。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愛董其昌書風；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歡趙孟釷櫸紜Ｓ墒牽鑾宄捌詰某⒐僭筆櫸ǎ嗍際芏⒄允櫸緄牧幀

其中也出現過一些水平較高的書家如查士標、姜宸英、沈荃、孫岳頒、查昇等。這些書家主要受董其昌風格影響，但因為學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發揮董書的妍雅清逸，或過於拘謹，或過於軟弱，氣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創造性相對王鐸、朱耷等人有較大的差距，所以雖然一時獲譽甚高，卻終究沒有開闢新境。

（三）篆隸書法

清初的篆隸，在晚明基礎上有一些進展，聲勢漸壯。除傅山外，善於隸書的還有戴易、鄭簠、王時敏、朱彝尊等，實績漸有可觀。

王時敏（1592-1680）,字遜之，號煙客等，江蘇太倉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後不仕。善繪事，隸書點劃工整、結構沉穩，氣息淵靜古穆，頗有魄力。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江蘇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專攻隸書的書家，終生未出仕，主業行醫。學漢隸垂30年，得《鄭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參以行草筆法，自成飄逸瀟洒的格局，後人認為他與朱彝尊是「漢隸之學復興」的首要功臣。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康熙時應博學鴻詞科，任翰林院檢討，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學家，隸書主要得力於《曹全》，臨習之功極深，能夠形神兼備地臨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後隸書的影響，非常難得，標誌著當時學者對於漢隸筆法的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時卻不能完全堅持《曹全》的規範，稍嫌板滯。

二、中期（雍正至道光年間）

乾隆、嘉慶前後，董、趙的影響漸弱，文人們向古代傳統的追尋逐步深入，這使得篆隸書法的復興步伐加快了，對晉唐宋元明傳統的學習範圍也大大擴展，由此成為兩股基本的力量。

（一）對晉唐宋元明傳統學習的深入

這一派書家有的仍以學習董、趙為主的，但更多的則是向宋、唐、晉的大師們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張照、劉墉、梁同書、王文治、梁巘、翁方綱、錢灃、永瑆、鐵保等，其中翁、劉、梁（同書）、王有「清四家」之稱（亦有一種說法是翁、劉、成、鐵）。

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岩、勗齋、東武、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山東諸城人。他是乾隆年間的重臣，歷任翰林院編修、江蘇學政、內閣學士、湖南巡撫、左都御史、工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嘉慶初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卒謚文清。著有《石庵詩集》。他的書法由董、趙入手，而後遍臨晉唐宋諸家，尤得力於蘇東坡、顏真卿和晉唐小楷，融會貫通，自成格局。其書點劃豐腴處短而厚、細勁處含而健，對比強烈；結字內斂拙樸，而決不擁塞，端重穩健中透出靈秀；章法輕重錯落，舒朗雍容。整體風格含蓄蘊籍，精氣內斂，渾若太極，貌端穆而氣清和，有碩儒老臣的持重，無恃才傲物的輕佻，似乎包有萬象而莫測高深，洵然可敬。因為喜用濃墨，時號為「濃墨宰相」。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今鎮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讀等，以事被黜，執教各地書院。擅詩文，著有《快雨堂題跋》等。他的書法出於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側鋒取妍，筆致翩翩，結構舒展秀逸，縱橫揮灑，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見長。因喜用淡墨，與劉墉恰成對照，故時稱他「淡墨探花」。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忠敘、彝齋、覃谿、蘇齋等，北京大興人。他於乾隆十七年（1752）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江西等地省試考官及廣東等地學政，官至內閣學士。他的主要活動也在乾隆年間，和劉墉齊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鑒賞、考證和題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漢石經殘字考》、《焦山鼎銘考》、《廟堂碑唐本存字》、《蘇齋題跋》、《蘇米齋蘭亭考》等諸多著作。在書法學習上，翁方綱主張學習古人，強調每一字一筆都有來歷，一生致力於歐陽詢，嚴守法度，以精工為尚。其楷書，得歐陽詢的結實端謹，而乏其清新精巧；行書稍活潑，而仍然過於拘束，缺乏逸韻高情。嚴格地講，其金石研究比書法實踐影響更大。

總的來說，這些書家對於晉唐宋古典的學習，都各有自己的體會與長處，較之前期學董、宗趙書家的藝術視野都要開闊得多，因而藝術水準也明顯提高。但是都缺乏開宗立派、引領時代的能力與氣度，因而無法與晉唐宋元明的大師級人物相抗衡。

（二）對秦漢北朝傳統的重新發現與取法

在篆隸與北碑領域，情況卻有所不同。經過書家、學者的共同努力，篆隸的審美價值不斷得到深入的認識，許多傑出人才投身於此，從而使篆隸領域出現了巨大的飛躍和突破，對北碑的學習也開始起步。總體上看，對這一傳統的關注已成燎原之勢，形成了與晉唐宋元明傳統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這一領域的藝術家中，有不少畫家，如名列「揚州八怪」的鄭燮、金農、汪士慎等人，他們疏離於主流文化圈之外，而與市民階層有較密切的聯繫，藝術思想、創作傾向帶有一定的叛逆性。在書法上，對晉唐以來傳統採取一種比較主動的反叛姿態，而對秦漢傳統則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從而成為秦漢傳統復興的一批重要力量。

金農（1687～1763），字壽門，又字司農、吉金，號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恥春翁、壽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龍梭仙客、百二硯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飯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雜著》等。精詩詞、鑒賞，喜收藏，繪畫為一代宗師。於書專攻《華山碑》，後自出機杼，不受束縛，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寬闊筆作橫、細勁筆作豎，號稱「漆書」，古拙樸厚，時涉諧趣，形成極其強烈的個人風格，並由此衍生出獨具特色的行書和楷書。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板橋道人、風子、樗散人、紅雪山樵等，江蘇興化人，著有《板橋全集》。他以畫竹著稱於世，又對傳統行草有相當的造詣，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滿於此，而有意以篆法、隸書、楷書與行草雜糅，自稱「六分半書」，這種探索精神當時即為他博得了很高聲譽，但是由於篆隸本身的復興並不充分，事實上融合篆隸楷行草於一體的時機並不成熟，因而板橋的作品，往往是一種偏於簡單的拼湊，無法深入到其精神實質，故總體上並不成功。但他的影響，對於人們重視篆隸的審美價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的。

與 「八怪」相先後的，還有一批精於篆刻或字學的藝術家，對篆隸進行了更加純粹同時也更加深入的探討鑽研，從而比較成功地使篆隸的生命力得到全新的激發。代表性書家有丁敬、黃易、錢坫、桂馥、鄧石如、伊秉綬等。特別是桂馥、鄧石如、伊秉綬，真正站到了歷史演變的制高點上，使秦漢傳統的復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丁敬（1695～1765），字敬身，號鈍丁、硯林、研林外史、梅農、丁居士、龍泓山人、孤雲石叟、勝怠老人、玩茶叟、玉幾翁等，浙江錢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領袖，對篆隸有精深的研究。與篆刻別開天地不同，他在書法上相對中和平正，風格古樸雅緻，得秦漢書法的簡凈精神。

錢坫（1744～1806），字獻之，號十蘭，嘉定人。在篆書方面極為自負，自詡二李之後一人，其篆書專攻鐵線，出規入矩，確有古人風範，晚年右手病廢，以左手作書，結構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卻增添了一種自然之致。就鐵線篆來說，錢坫確實是一代高手。

桂馥（1736～1805），一作（1733～1802），一名復，字未谷，一字冬卉，號雩門、老苔、老菭、瀆井、瀆井復民、肅然山外史等，山東曲阜人。他博涉群書，一生精力萃於小學，著述宏富，為「說文四大家」之一，著《說文義證》。亦工詩書畫印，所輯《繆篆分韻》一書，為學習漢印之必備。尤以隸書為一代之雄，時人推許為直接漢人，甚至認為是百餘年來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筆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結字方嚴廣博、樸質端謹，氣勢雄偉渾穆、堂堂煌煌，確實可以說是深得漢人隸書醇古樸茂、博大飽滿的精蘊。只是稍有習氣，未能盡善。

鄧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慶帝諱，以字行，改字頑伯，號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龍山樵長、鳳水漁長、笈游道人等，安徽懷寧人。他生於鄉鄙，終生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漢印頗工，至南京梅鏐家，居八年，遍臨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隸、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劉墉延為賓客，聲振當代名公。其篆書融秦漢於一爐，又出以隸筆，遂使篆法活脫生動，擺脫了鐵線的拘滯，不唯字形闊大磅礴，而且筆勢豐富多姿，墨色流溢燦然，大大拓展了篆書的藝術表現力。其隸書筆致健拔蒼勁，結體疏宕俊逸，用墨蒼古，亦可謂深入漢人堂奧。晚清書論名家包世臣、康有為、楊守敬等對他無不推崇備至，競相推許為國朝第一、集篆書大成等。這都是因為他成功地實現了兩大傳統的轉換，表明醞釀已久的秦漢北碑傳統的復興高潮的來臨和兩大傳統的對峙、融會的真正的開始。

鐵保（1752-1824），字冶亭，號梅庵，又號鐵卿，滿族正黃旗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進士。嘉慶年間官至兩江總督、吏部尚書。多次因事遣戍，道光初年以三品卿銜致仕。擅詩，少時即與百齡、法式善稱三才子。工書畫，楷書宗法顏真卿，行草書宗法二王、懷素、孫過庭，時人謂其書與劉墉、翁方綱、成親王永瑆並駕，為「乾隆四大家」之一。嘗刻《惟清齋帖》為士林所重。著有《惟清齋全集》、《白山詩介》、《淮上題襟》等書。

伊秉綬（1754～1815），字組似，號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寧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他能詩文、繪畫、治印，但以書法為最著名，工小楷，行書、楷書均宗顏真卿，通篆法，而以隸書為一代之雄。其隸書從《衡方》等碑化出，筆劃含凝厚重，波磔不顯，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顏真卿氣度，因而形成氣勢磅礴、拙樸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隸書渾厚一路，無出其右，康有為許為「集分書之成」，不為過譽。

三、晚期（咸豐至清朝末年）

嘉慶、道光前後，阮元、包世臣倡興碑學，從理論上鼓吹秦漢北碑傳統在書法史和書法美學系統中的地位，使之成為一時顯學。但深入實踐的許多書家，並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長，自覺不自覺地尋求融合之道，使兩大傳統都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因此，晚清書家，大體可分作三類。

（一）以晉唐傳統為主的書家：林則徐、翁同龢等

林則徐（1785～1850），字少穆，一字無撫，號竢村老人，福建福州人。官至兩廣、雲貴總督，加太子少保，謚文忠。鴉片戰爭後曾被謫戍伊犁。書法出自歐、顏、二王和米芾，頗為清新穩健，唯稍受館閣習氣束縛。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號松禪、瓶廬居士等，江蘇常熟人。累官至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職，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在戊戌變法中被革職。他的書法出於翁方綱、錢南園，而上溯顏真卿、米芾，氣息淳厚，堂宇廣博，為晚清帖派書家的重鎮。

此外，晚清學人善於傳統行草的人數還是極多的，其中也不乏名聲不遠而水準甚佳的高手，如戴熙、郭嵩燾、曾國藩、王拯乃至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有相當的傳統書法造詣。

（二）以先秦秦漢北碑為主的書法家

這類書家比較多，前後有張廷濟、朱為弼、徐同柏、趙之琛、六舟達受、吳熙載、楊峴、張裕釗、吳大澂等。他們大多是集傳統經學、金石、書畫、辭章、考據、收藏研究於一身的學者型書法家。

張廷濟、朱為弼和徐同柏都善於金文大篆，他們三家可以看作清代學習先秦篆書比較有影響的先驅者，雖然他們的成就還不能算是很高深，特別是如何使用筆墨來表現大篆的氣息，應該說還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

趙之琛（1781～1852），字次閑，號獻父、獻甫、寶月山人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精六書，善繪山水、花卉，晚年常寫佛像，能篆隸行楷，工刻印，為陳豫鍾弟子。有《補羅迦室集》、《補羅迦室印譜》。曾為阮元摹刊鐘鼎款識，故精通大篆。他的大篆書，不像前人一樣描頭畫尾，而能夠捨棄形貌，獨取神理，用渾厚嚴整的筆法加以表現，筆墨比較自然生動，是清代大篆書中值得重視的一家。

吳熙載（1799～1870），初名廷颺，字熙載，五十歲以後因避諱更字攘之，亦作讓之，以字行，號讓翁、攘翁、晚學居士、方竹丈人、言庵、言甫等，祖籍江寧，自父起移居儀征。工金石考證，能寫意花卉，精治印，平生治印逾萬，影響深廣，後之師鄧派者，多以吳氏為宗。著有《通鑒地理今釋稿》、《吳讓之印譜》等。書法從包世臣學習，由包氏得筆法，並指點學鄧門徑。篆刻篆隸，均能由鄧石如而上追秦漢，繼承發揚，赫然成家。書法以篆書為最佳，筆法婀娜而不失清剛，流麗而不失端雅，有文人清氣，是師鄧而能有所發展者。

張裕釗（1823～1894），字廉卿，號濂亭等，湖北武昌人。曾入曾國藩幕府，為曾氏弟子，但無意仕進，專意於學，為清末古文大家，後人編輯其文章為《濂亭文集》等。他的書法專師北碑，尤得力於《張猛龍》，而斂入規矩，自成體勢，結構謹嚴方正，筆法剛健勁拔，尤以外方內圓的獨特筆姿為人所稱賞，被康有為推許為「集碑學之成」，在近代中國和東瀛有廣泛的影響。但現在看來，雖然很有特色，而相對於北碑來說，精神有隔閡，並沒有抉得精華。

吳大澂（1835～1902），原名大淳，避帝諱而改，字止敬，又字清卿，號恆軒、愙齋等，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累官至廣東、湖南巡撫。好集古精鑒別，是著名的金石學家，所得古器皆手自摩拓，工書畫篆刻，著有《愙齋集古錄》、《愙齋集古錄釋文謄稿》、《說文古籀補》、《恆軒吉金錄》、《古字說》、《古玉圖考》、《愙齋詩文集》等著作。他的篆書融會大小二篆，以大篆立其筋骨，以小篆斂其體裁，而筆墨又極其精鍊，三美歸一，形成了堅勁緊韌的藝術風格，為篆書藝術開闢了一種新風格。

（三）兼宗兩大傳統並尋求融通的書家：何紹基、趙之謙、楊守敬、康有為等

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猨臂翁，湖南道州（今道縣）人。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歷任編修、國史館協修、總纂、提調等，曾主持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咸豐間任職四川學政期間被黜，從此講學遊歷各地，晚年在揚州主持校勘《十三經註疏》。他是晚清著名的學者，精通儀禮、說文、漢書、詩詞以及書法，著有《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金石跋》等。他的書法，早年從顏真卿入手，後來融會《道因法師碑》，精研數十年，深得其妙，以後又肆力於篆、隸以及北碑，無不用功深至，是以篆、隸、楷、行皆冠絕一世。又以絕大天分和匠心，探求各體精神的融會，因而其各體的面目，都與傳統的面目形成了很大的差異，然而又無不以傳統的面目為依歸，真可謂帖意碑神，草情篆韻，一體而兼收之，在中國書法史上開出了奇葩，為書法的未來發展拓出了一條嶄新的大道。

趙之謙（1829～1884），字撝叔，號悲庵，別署子欠、支自、鐵三、益甫、憨寮、冷君、無悶、梅庵等，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咸豐己未年（1859）舉人。歷官江西鄱陽、奉新、南城知縣。著作有《悲庵居士詩剩》、《補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等。他是一個多能的藝術家，篆刻、繪畫、書法皆一代大家。嘗稱「生平藝事皆天分高於人力，惟治印則天五人五，無間然」，可見其於印章用力之多且勤。趙氏以其特有的藝術藝術敏感和熔鑄能力，將彼時出土日多的古器物文字引入印作和邊款，風貌多樣，意趣清新，開印章的新天地。他的書法，初從顏真卿入，後專攻北碑，又得鄧石如篆隸之法，於是以北碑之法寫篆隸，進一步豐富了篆隸的筆法意趣。又由北碑化生行書，融鑄貫通，運用如意，神氣飛動，既饒有古樸厚重之意，更兼有帖的溫醇雅潔之韻。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使意境更臻於成熟老到。

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曾應駐日本公使黎庶昌之請前往日本協助輯刊《古逸叢書》，因此而收集了不少保留在日的古代文獻。他同時還在日本廣泛傳播書法，對日本近代以來書法的發展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在理論上提倡碑與帖「合則兩美，離則兩傷」，是較早進行這種理論倡導的人物。在實踐上他也奉行不悖，行書學顏和蘇軾，以後參入北碑意趣；大篆已經直達西周；隸書注重筆情墨趣，老辣遲澀，結體妙善伸蹙，時有諧趣。

康有為（1858～1927），初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更生、西樵山人等，廣東南海人，著有《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廣藝舟雙楫》等。康有為是碑學理論的健將，持論時有偏激之見，往往為人所詬病，但他自幼曾受過嚴格的傳統書法訓練，雖然以後專修北碑，但幼學基礎仍然未廢，結果無意中形成了碑帖融合的面目。前人多認為他的書法出自《石門銘》，實際上還有許多顏真卿行書的趣味。因此他的書作既有北碑的開張恣肆、篆隸書法的古樸雄渾，又有傳統行草的酣暢飛動，是篆隸北碑與傳統行草融會貫通比較成功的例子。

吳昌碩（1844～1927），初名劍虞、俊，又名俊卿，字香補，中年以後更字昌碩，以字行，亦署倉石、倉碩、蒼碩，號缶廬、老缶、缶道人、老蒼、苦鐵、大聾、石尊者、鄉阿姐、破荷亭長、五湖印匄、削廬、蕪菁亭長等，浙江安吉人。晚年被推舉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是晚清傑出的藝術家，詩書畫印皆自成家數，影響深遠。著有《缶廬集》。他既是清代書法的殿軍，又是近代書法的開山，他於篆、隸用功最多，尤其是《石鼓文》，終生浸淫，無一日或離，晚年變化筆墨，引入行草意趣，遂使筆情墨趣，流溢行間，篆書的復興，至他而達到一個新高度；行書以王鐸為宗，融入歐、米，又引入碑法之蒼勁渾樸，老辣生奇，使行書也重放光華。治印初習浙、皖，既而出入秦漢，借鑒封泥匋甓，融入寫意繪畫情趣，形成了斑駁高古、沉雄壯遒的新面，即作小印，也有尋丈之勢。治印還獨創修整印面和邊欄的法門。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古今無二。吳昌碩的成就，是清中期以來兩大傳統深入融會的碩果，標誌著清人重理古典的工作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為近現代書法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在經歷了漫長而輝煌的發展後，隨著中國社會陷入戰亂頻仍的近現代，書法也曾經一度受到過強烈的衝擊，經受了風雨的考驗。現在，她又迎來了復興的機會，不僅在全國出現了持續多年的熱潮，而且影響及於世界。我們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應該更加熱愛她，更加為她而努力工作，使她得到更輝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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