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宗教腐敗：女「教皇」憑美色與財富控制教會

曾經走上侵略戰爭道路的國家不止日本一個。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軍隊押解著數十萬女性漂洋過海、翻山越嶺，逼迫她們為士兵提供性服務，以鼓勵士兵在侵略戰爭中去血腥廝殺。

這種軍隊性奴隸制度（日本沿用本國舊稱，把軍隊性奴隸曖昧地稱作「慰安婦」），與戰時偶發的強姦案完全不同。在軍隊性奴隸制度下，受侵略國的絕大多數受害婦女是被強逼或欺騙入軍，失去人身自由，充當性奴隸的，她們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當今世界，也只有日本這一個國家，在主流政治層面，公然為軍隊性奴隸制度張目。

傳統「性政治」觀念

日本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與其社會構造和對「性」的觀念有關。

古代日本奉行一種「性政治」觀念，他們並不把「性」僅僅看作一種私人領域的行為，而是從國家的角度把它當成一種公共資源。這從幕府時期以消解敵對力量為目的、以「閹割大名睾丸」的藝妓培養為突出標誌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國家倡導的對資本原始積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侵略戰爭時期為本國軍隊配置「慰安婦」的軍隊性奴隸制度，都可以看出這條因侮辱女性而侮辱人類的可恥觀念的明線。

「慰安婦」作為專有名詞，至少在13世紀中期就已經出現，據小野武雄《吉原和島原》一書的記載，足利將軍二代時，為了激發官兵的鬥志，就為受命討伐菊池光武的軍隊（1359年），每船配備10至20人的「傾城」（妓女），作為「夜晚的慰安婦」。

到19世紀中葉，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與游女的特殊關係，已經成了流傳後世的浮世經典，例如京都祗園的藝妓君尾捨命救井上馨和木戶孝允，以後成了井上的妻子，木戶孝允的妻子幾松也是追隨他反幕生涯的藝妓，西鄉隆盛的女友則是名為「阿虎」的藝妓。至於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稱「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來也是出生於馬關的藝妓。維新成功，明治政府遷都東京後，這批政府要員喜歡到東京的新橋游廓（妓院）尋歡，伊藤寵愛其中的藝妓阿倉，為了掩人耳目，便讓阿倉到橫濱開設茶屋富貴樓，於是這裡成了伊藤的別宅。

二戰時性質改變

日本近代的海外妓女業發展得如此之快，與大量軍隊長期駐紮海外是有關係的。有軍隊駐紮之處，就必定有賣春業者建「料亭」（即飯店，有女性服務）為軍官服務。「料亭」的作用，就是為軍官召開諸如作戰謀略、與商社秘密接洽會議時提供類似「待合政治」的場所。

還有就是賺軍隊的錢，秉承游廓一貫的與政府緊密結合的傳統，日本軍隊打到哪裡，游女屋就服務到哪裡，與日本的侵略擴張相伴始終。1908年，日本海外妓女有30791人，這僅僅是政府認可的從業人數，可見這支隊伍是多麼龐大，無怪乎被研究者稱為「娘子軍」。學者谷川健一認為，日本的賣春婦作為「娘子軍」，起到了「皇軍先遣隊」的作用。

日本侵佔並經營中國東北時，關東軍、「開拓團」、南滿鐵路像吸血蝙蝠一樣吸吮著中國東北的肥田沃野，在大連、旅順、奉天等地也聚集著大量的日本妓女和游廓街。

1907年第一任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為實現徹底駕馭朝鮮的目的，推行鴉片、娼妓的發展政策，到處興建「紅燈區」。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這一政策實施得更快。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便利用戰時體制，一鼓作氣地推行「朝鮮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鮮青壯年充當炮灰或苦力，並強征朝鮮未婚女子到日軍中從事「特殊任務」，即充當軍隊性奴隸（即所謂「慰安婦」）。

「慰安婦」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產物，在二戰中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迅速發展為軍隊性奴隸制度。

制度化五大動機

日本政府和軍隊實施軍隊性奴隸制度的動機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為了減少違反軍紀的個人強姦行為。

1938年6月，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承認，在駐華日軍中發生了大量的掠奪、強姦和放火等行為。日軍髙層認為，為了減少違紀事件，只有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所謂「慰安婦」制度），以恢復佔領地的秩序，也就是犧牲佔領地的女性來維護日軍的紀律，讓慰安所起到防止日軍違反軍紀的所謂「安全閥」的作用。

當日軍第116師團即將進入湖南寶慶時，後方主任將憲兵隊長山田定招去說：「司令部最擔心發生強姦的事件，憲兵隊長，為預防這種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婦』來？」於是搶來一批中國婦女，設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說：「現在的兵團，幾乎都有『慰安婦』團隨行，似乎成為兵站的一個分隊。」這實際上是以整體的、有組織的國家犯罪來替代軍人的個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服務以穩定軍隊、安定軍心，並使官兵士氣高揚，增強戰力。

首先，以軍隊性奴隸（「慰安婦」）來疏導官兵之間的緊張關係。日本軍隊因其法西斯性質，內部實行一種絕對的家長制度。新兵時常遭到老兵的毆打，長官更是以欺壓士兵為能事。

這種官兵關係使士兵感情壓抑，對軍隊生活產生厭惡、仇恨心理，這種人性壓制的無序發泄便是強姦案的大量發生，以及反抗長官事件的增加等。於是日軍上層企圖通過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把軍隊性奴隸作為士兵發泄的對象，起到一種「鎮靜劑」的作用。1939年6月，日軍獨立炮兵第3聯隊的《陣中日記》寫道：「現在，「慰安婦」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

其次，日軍把軍隊性奴隸作為獎勵官兵的手段，刺激部隊的戰鬥力提升。

由於日軍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潭之中，沒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時是歸期，導致官兵情緒低下。而且，日軍的生活設施也較為簡單，毫無樂趣和享受可言。長期的禁慾生活使日本軍人積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因此，軍方需要通過提供女性來刺激士兵的士氣，使其為軍國主義賣命。

日軍前線軍官曾反覆指出，為了鼓舞士氣，必須要解決性問題。1940年陸軍省醫務局長三木良英在視察關東軍後寫道：「第一線的生活，一般都不佳，當考慮精神慰安、給養問題。據部隊長所說，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連發生，精神低落。」接著說：「土肥原師團長要求派遣慰安團。據說，國境守備隊3年間完全沒有外出，應該督促愛兵恤士。」從中可以知曉當年日本軍界大規模設置慰安所的動機。當戰鬥白熱化時，軍官會驅趕軍隊性奴隸到戰壕中「慰安」士兵，以此激勵窮途末路的士兵的戰鬥熱情。因此，日軍的後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婦」稱作「大和女子SEX特攻隊」。

另外，軍方希望用軍隊性奴隸（「慰安婦」）來撫慰戰敗或對戰爭恐懼的士兵。士兵在戰場上不知何時就會突然死去，他們普遍帶有強烈的恐懼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他們在戰揚上會幹出種種暴行。日軍高層認為，讓士兵與女人親近，有利於擺脫或緩解這種恐懼心理。

第三，預防性病的流傳。

即使在日軍內部，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軍方規定戰傷為一等症，內科疾病為二等症，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症，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難被提升重用。

1917年日軍出兵西伯利亞的戰爭中，性病患者的人數竟比戰死的人數還多，究其原因就是強姦當地婦女所致。日軍既然不能制止士兵的違紀行為，就只能通過慰安所滿足其性要求，並對軍隊性奴隸實行嚴格的體檢。—般須每周檢查，最低限度是一個月檢査一次。不合格者絕對禁止接待士兵。同時，日軍還通過使用安全套、「星秘膏」等手段來預防性病。

第四，治安與防諜。

日軍高層擔心，如果日軍士兵為解決性問題而直接到佔領地民間的妓院去，與佔領地民眾接觸，尤其是與當地娼妓接觸，容易暴露日軍兵力、作戰動向，妓女有可能將日軍情報轉送給中國軍隊。因此，為了阻止日軍官兵的自由活動，設立軍隊控制的慰安所，強迫婦女「從軍」來為軍隊服務。

—個日軍老兵曾道出心裡話：「日本慰安婦可以放心，朝鮮慰安婦也可以放心，她們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不會向敵方泄露情報。之所以不徵集中國女性作慰安婦，就是為了防諜。」實際上，由於日本、朝鮮性奴隸的數量仍滿足不了日軍的需要，於是，就大量強征中國女子為軍隊性奴隸，並控制其人身自由。

第五，在中國婦女身上的發泄，對日軍士兵具有特別意義。

戰爭初期，日軍士兵對中國婦女的強姦案迭出，但據說他們不太願意在慰安所內接觸中國婦女。不過當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則出現了明顯變化，日軍大規模強征中國婦女充當軍隊性奴隸，據說這樣能夠撫慰那些因長期戰爭遭受挫折而產生沮喪情緒的日軍官兵。他們在戰場上被中國軍隊打敗的心理，在中國婦女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日軍情報部一名軍官在給陸軍本部的文件中指出：惟有中國「慰安婦」能對日軍士兵產生這種心理作用，當武士道不能支撐崩潰的士兵時，中國「慰安婦」的肉體卻能對恢復士兵必勝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國女人身上得到滿足，必將在中國領土上得到滿足。

他建議軍方必須更多徵用中國女人做「慰安婦」，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安慰日本軍人，樹立他們必勝的信心。因此日本軍方首腦反覆強調，「軍隊中的『慰安婦』，對於鼓舞將士的士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為何不敢亮「家醜」

《產經新聞》曾發表國民來信，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難以見人的陰暗面，就像人體有私處一樣，所以，家醜不可外揚，像「慰安婦」之類的事，只能悄悄說，不能到處張揚，或者在學校里告訴孩子。再說，軍隊和性的管理，本來就是令許多國家頭痛的事。當時，日本國民對自己國家的軍隊到底在海外做了什麼，對於作為日軍性奴隸的「慰安婦」與「妓女」的差別，本來並不十分了解。這也是為什麼右翼勢力堅決反對在教科書中寫進戰爭暴行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還有一種認同度比較高的觀點，那就是大家應該把過去全忘掉。一個沒有經歷過戰爭的35歲日本人給報社來信說，「儘管『慰安婦』問題是一件與我們這一代人不相干的往事，但是這確實是一個使我們的國家遭受指責的問題……來自於過去的『慰安婦』問題似乎由韓國粗暴地強加在我們身上，他們要求在國家層次上給他們提供補償，在我們竭盡全力推動現代化和發展未來社會的時候，『慰安婦』問題給我們傳來了一種受『精神侵略』的感覺。沒有必要再把年輕的一代人拖回到過去的那種關係中。」

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鴕鳥姿態。這部分比較年輕的日本人不知道如何才能卸下先輩給他們帶來的沉重的歷史負擔。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繼承者，但是，一些繼承者只想繼承財產，不想繼承債務。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一切債務煙消雲散了，希望能夠在陽光下沒有影子地跳舞。

更有甚者，他們反而認為這些債務是強加給他們的所謂的「精神侵略」，儘管他們知道日本軍方對戰爭負有責任，但是仍認為軍隊在戰爭中的魔鬼形象是周邊國家塑造出來的，這種形象將在精神上威脅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使他們喪失民族自信心，「當一個國家沒有驕傲的時候，會有未來嗎？」這是他們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這一心理，後來成為右翼攻擊左翼的道歉為「自虐史觀」的依據。

然而，也有正直的日本公民批評不認罪的態度。一名學生說：真正的「精神侵略」是日本沒有糾正其過去犯下的錯誤。前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土屋公獻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政府只有承擔了法律責任，才能取信於亞洲及全世界人民。否則，日本將不能恢複名譽，不能與世界人民和平共處，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驕傲。對過去進行清算，大家一起發展經濟，我認為這是一條最現實的道路。希望讓更多的日本人知道中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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