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是怎樣處理復仇的？

復仇是一個倫理和法律糾纏在一起的社會問題。《資治通鑒》的開篇就講了一個復仇的故事。智伯率韓、魏兩家一起攻打趙襄子，沒想到趙襄子說服韓、魏倒戈，反攻智伯，最終將智伯殺死，並滅了智氏一族。智伯的家臣豫讓為了復仇，假扮成奴隸，潛入趙襄子家裡，卻被發現。趙襄子的左右要殺掉豫讓，但趙襄子說：智伯一族都被殺光了，沒有後人，而他要替智伯報仇，真是一個義士。今後我躲著他就是了。

豫讓卻不死心，不惜在全身塗抹油漆、口裡吞下煤炭，以改變相貌、聲音，並喬裝成乞丐，找機會報仇。他等趙襄子出行時，躲在橋下，準備行刺。誰知趙襄子的馬突然驚跳起來，使得豫讓又暴露了。豫讓知道這一次不可能逃脫了，便對趙襄子說：希望你能完成我最後一個心愿，將你的衣服脫下來，讓我刺穿，這樣我也算替智伯報仇了。趙襄子答應了這個要求。豫讓拔劍朝趙襄子的衣服連刺三劍後，就自殺了。

從這段故事可以看出，當事人更多地是從倫理層面考慮和看待復仇問題的。真正從法律上明確禁止復仇的，應當是商鞅變法時制定的秦國法令。其中規定，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復仇屬於私鬥，當然要被禁止。這樣的規定，在當時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漢承秦制，在對待復仇問題上，也採取限制的態度：如果兇手已被依法制裁而親屬繼續尋仇的話，復仇者要加罪處罰。

雖然法律如此規定，但實際執行難免大打折扣，私下復仇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東漢章帝年間，某人因父親被人侮辱，一怒之下當場將侮辱者殺死。皇帝知道此事後，下令免其死刑，從輕發落。後來以此案為判例，制定了「輕侮法」。但對這樣的處理，尚書認為不妥。理由是，法律之所以規定復仇不能減罪，就是因為「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不久，「輕侮法」又遭廢除。

曹魏初年，曾明令禁止復仇：「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但到魏明帝制定魏律時，又對復仇問題作了變通處理：如果殺人後逃亡的，允許家人自行追殺；但如果遇到大赦或誤相殺的，則不許復仇。此後，歷朝歷代也不斷發布命令，禁止復仇。北魏時甚至曾下令：凡不聽官府判決私下復仇的，要誅及宗族。北周時亦規定：「禁天下報仇，犯者以殺人論。」這反過來說明當時復仇行為還是相當普遍的。

在集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中，對復仇問題不再專門加以規定。這意味著至少在法律上，對復仇行為是按照一般的殺人罪同等對待了。但細讀下來，其中還是有兩項與復仇相關的規定：一是「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毆擊，子孫即毆擊之，非折傷者，勿論；折傷者，減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這也就是說，對加害者當場反擊的，只要不打死，都可以減輕甚至免於處罰。二是「祖父母、父母及夫為人所殺，私和者，流二千里」。意思是說，親人被人所殺，私下和解也是犯罪行為。這反映出《唐律》在復仇問題上，依然陷入情與法的糾結而難以抉擇。

這在具體案件的處理上，可以得到充分體現。武則天時，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徐元慶復仇案。徐元慶的父親被縣尉趙師韞所殺，徐元慶隱姓埋名，在驛站當個僕役，伺機復仇。後來，趙師韞當了御史，因公出差，恰好住在徐元慶服役的驛站。徐元慶抓住這個機會，殺死了趙師韞，然後投案自首。武則天將此案交大臣討論。右拾遺陳子昂認為，依法應當將徐元慶處死，但依禮應當在處死徐元慶之後，替他立碑加以表彰。這一建議最終被採納。但破解復仇這一難題，後世依然不時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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