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生平和著作

司馬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於漢景帝中式五年(公元前145年)④。幼年「耕牧河山之陽」,在家鄉度過。其司馬談在漢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140年一前135年)做了太史令司馬遷即隨其父遷至長安茂陵顯武里。他十歲就學習古文字,後又向當時的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書》,打下了淵博的學識基礎。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病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受命主持制訂「太初曆」,並正式動手寫作《史記》。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因李陵事下獄受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遇赦出獄,任中書令。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史記》的寫作基本完成。以後事迹不詳,大概死於漢武帝末年或漢昭帝初年。據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推斷,司馬遷一生行跡當「與武帝相終始」。

司馬遷的生平活動中跟他寫作《史記》關係極為密切的有三個方面:一一式期,來第一,家世與家庭。「司馬氏世典周史」,他的祖先在周王朝時就開始擔任史官,為朝廷記錄、編寫歷史。其父司馬談是一位學識淵博在漢武首論六家要指》。在這篇重要論文中,司馬談將春秋戰國以來「蜂起並的學者時128年一前123年),曾寫過一篇作的「百家之學」,第一次用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加以概括,表現出他對先秦諸子的精深研究。而且,這篇文章作於漢武帝正式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卻對陰陽等前五家都有所批判,指出儒家的缺點是「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對道家則做了全面的肯定,認為它兼具五家之長而無五家之短。這對司馬遷的思想和治學態度是有影響的。另外,司馬談在任太史令時,就曾想修一部史書來論載「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事迹,但未能如願就齎志以歿了。他臨死時鄭重地囑咐司馬遷「無忘吾所欲論著」,司馬遷也流著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後來,司馬遷發憤著述,李陵之禍以後也「隱忍苟活」,動力之一就是其父的遺囑。

第二,中青年時期的漫遊。司馬遷一生有幾次大的遊歷。第一次是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馬遷二十歲的時候。這次遊歷,他赴長沙,觀屈原自沉處,考察了屈原放逐的有關事迹;他浮沅湘,窺九嶷,調査了虞舜南巡的傳說;他南登廬山,上會稽(今浙江紹興),探禹穴,考察了大禹治水的傳說;他上姑蘇(今江蘇蘇州),望五湖(太湖別名),適壽春(今屬安徽),觀春申君故城宮室,了解了春申君的有關事迹;他到淮陰,考察了韓信葬母的墓劃;北涉汶、泗(皆古水名,流經山東泰安、曲阜一帶),講業齊魯之都,參觀了孔子的廟堂、車服禮器和諸生習禮的情況;他經歷鄱、薛、彭城(鄱,漢蕃縣,與薛均在今山東滕縣境,彭城即今徐州),適豐、沛(今江蘇豐縣、沛縣),收集了關於孟嘗君及楚漢之爭的許多故事;他適大梁(今河南開封)之墟,調查了所謂夷門和魏公子無忌的一些事迹。這次遊歷,他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河南、山東等許多地區,收集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為他後來撰寫(五帝本紀》、《夏本紀》、《孔子世家》《越王勾踐世家》、《屈原列傳》、《魏公子列傳》和秦漢之際許多人物的傳記做了重要準備。第次遊歷是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耶(今四川邛崍)、笮(今四川漢源境內)、昆明」,即奉命巡視四川和雲南邊境一帶。

這是我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為他後來挫s南夷列傳》和《貨殖列傳》收集了不少資料。第三次是漢武帝元元年(公元前10年),他扈從漢武帝出巡。先從漢武帝登封泰山參N封禪大典,東巡海上,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經遼西(治所陽樂在今遼寧義縣西),歷北部邊境,至九原(今內蒙古五原),歸甘泉,考察了東部、北部許多地區,為他後來撰寫《封禪書》、《秦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等創造了條件。此外,他還好幾次扈從漢武帝出巡,西登空峒(山名,在今甘肅平涼西),北過涿鹿(今屬河北),負薪塞河,足跡幾遍全國。所到之處,他考察風土人情,參觀名勝古迹,訪問耆老故舊擴大了視野,增益了知識,收集了大量的歷史故事和文物史料,了解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這一切對他政治見解的形成和豐富《史記》一書的內容都有重大影響。

第三,遭李陵之禍。李陵是西漢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為配合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匈奴,李陵率領步兵五千深人匈奴腹地,兵敗被俘,投降了匈奴。司馬遷根據他平時對李陵的了解,認為李陵並非真心投降,只是想等機會報答漢朝。當漢武帝召問司馬遷對李陵的看法時,司馬遷「即以此旨,推言陵功」,結果觸怒了漢武帝,被認為是「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將其下獄治罪,並在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受了宮刑。出獄後雖官至中書令,「尊寵任職事」,但這是宦官擔任的職務,司馬遷認為屈辱了士節、受到了奇恥大辱而鬱鬱寡歡。只是因為《史記》的創作尚未完成而「隱忍苟活」著。這是司馬遷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使他由一個「廁下大夫之列」的太史令變為「身殘處穢」的「閨閣之臣」,因而加深了他和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對司馬遷的生活、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從自身的不幸遭遇,更認清了漢武帝的偏私以及當時政治內幕的黑暗,世態的炎涼;更認清了自己社會地位的卑微以及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更看到「立德」「立功」的不可能。這促使他在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由「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轉變到「隨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由「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轉變到下決心不與當權者合作而求名於將來。「草創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恥辱變成了動力,更加集中精力寫作《史記》,使《史記》成為他的「發憤」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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