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歲無前科白人為何瘋狂開槍？最可怕的不是貧困而是絕望

軍情 10-04

作者：獨立評論員郭松民

截至美國當地時間10月2號下午1點，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已經造成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傷，這是美國歷史上最致命的槍擊案。

500多人傷亡的總數，對美國來說意味著什麼呢？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從3月20日打響，到4月15日小布希宣布控制伊拉克全境，美軍也僅僅傷亡了500多人。也就是說，這次槍擊給美國造成的傷亡相當於一場中型戰爭。

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確認槍手為64歲的白人男性史蒂文·帕多克。警方初步調查結果顯示，並沒有記錄顯示帕多克同恐怖主義有牽連，對帕多克的家進行搜查發現「這就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住宅」。

帕多克的弟弟在槍擊案後接受FBI探員詢問時表示，「他平時只是一個普通人，沒有暴力傾向，連人都沒打過，沒有加入過任何組織或團體。」

兇手是「一個普通的白人」，這一點被許多人注意到了。喜歡「推特治國」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推哀悼槍擊案中的死難者。然而，被頂在最前面的，得到最多評論、點贊和轉發的是這麼一條「好心提醒」特朗普的回復：「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槍手是白人男子，並不是穆斯林？」

兇手非黑人、非穆斯林、非拉丁裔、非亞裔，而是被特朗普視為美國社會中堅的白人，這無疑會讓特朗普感到尷尬。

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說這一慘案和膚色、信仰等有關，一切結論要等待美國警方的調查結果。不過，借這個機會盤點一下作為特朗普基本支持者的美國底層白人群體的生存狀況，也是必要的。簡言之，這個群體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淪落，很可能是美國社會越來越不安全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美國自立國以來，新教白人一直是美國社會的主導力量。按照美國最有憂患意識的思想家亨廷頓的說法，新教白人承載的白人本土文化，即盎格魯-新教文化，賦予了美國國家特性，是美國之所以是美國的決定性因素。新教文化，加上由英國繼承來的法治和社會契約傳統，最終使新大陸後來居上，超越歐洲舊大陸。

但特朗普2016年出人意料的依靠「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白人民粹主義口號當選總統，卻從一個側面揭示新教白人的貧困化，已經使這個群體日薄西山，難以為繼。

2015年，美國歷史學家南希·伊森伯格出版了《白種垃圾》一書。伊森伯格在書中直言，貧困白人已經成為美國一個單獨的族類，正如他們源源不斷五花八門的新綽號：沼澤居民（Swamp people）、紅脖子（Rednecks）、白種黑人（White niggers）、廢人（Waste people）、食黏土者（Clay-eaters）……等等。

伊森伯格尖銳指出，所謂「美國人幸運地沒有重蹈英國覆轍，免於階層固化」不過是一個神話。事實上，無論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精神先驅洛克、托馬斯·潘恩，還是托馬斯·傑斐遜，都對窮人的困境不屑一顧，美國神話的中心人物永遠是富人。美國政治學學者馬丁·吉爾森和本傑明·佩奇對約1800份政策提案的研究表明，只有最富有的10%美國人支持的那些提案最終變成了法律。富人對政治的主導導致了剩下的所有美國人都被剝奪了，但對貧困白人來說更加致命。

「致命」的含義是什麼呢？今年3月的一期《經濟學人》周刊，引用美國著名社會經濟學家安吉斯·戴頓（Angus Deaton，諾貝爾獎得主）夫婦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在所有發達國家及美國其他族群的死亡率不斷下降之際，美國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卻自2000年以來持續攀升。美國45歲至54歲白人群體的死亡率，已經超過歐洲同一年齡組的兩倍。

更關鍵的是白人死亡率上升的動因──酗酒、自殺、毒品。尤其是毒品過量致死，已經成為美國貧困白人群體的一大死因。

許多中國人受好萊塢電影的影響，以為美國吸毒者主要是黑人和拉丁裔。但實際情況卻是：黑人是美國國內毒販的主體，而拉丁裔是從南美長途販運毒品的主力，白人群體則構成了毒品的最大消費市場。美國監獄人口比率世界第一，其中黑人比率超常，與美國著重打擊毒販有很大關係，但這一政策也掩蓋了毒品消費者主要是白人的情況。

按照美國衛生部公布的統計數字，僅2015年，美國毒品過量致死的人數就達到52404人，幾乎與越南戰爭10多年的美軍陣亡總數（56000餘人）相當。其中白人每10萬人口鴉片類毒品過量致死為5.3人，是黑人（2.1人）的兩倍半，是拉美裔（1.5人）的幾乎三倍半。

死亡率飆升，特別是毒品致死率高漲背後的社會原因，是美國白人，主要是處於社會底層的藍領白人群體的整體性淪落。

美國藍領白人的不幸始於20世紀80年代。隨著「里根-撒切爾革命」的展開，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全球，資本為了追逐更高的利潤，將製造業大量轉移到了工資更為低廉的第三世界，包括中國，藍領白人因此大量失業。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困的積累，美國夢承諾的流動性越來越虛無縹緲。地區發展也開始失衡，全球化促進了美國沿海中心城市的繁榮，但南部和中西部的發展卻未從中受益。

對貧困白人來說，最可怕的還不是貧困，而是絕望。奧巴馬在2008年競選時說：「隨意走進賓夕法尼亞州的小鎮，你就能看到中西部小鎮普遍的情形。這裡的工作和生活持續25年毫無變化。柯林頓、布希領導的每一屆政府都說要讓這些地方煥發新生，但最終仍是老樣子」。但奧巴馬的8年任期結束後，這裡不僅仍然毫無變化，甚至更加糟糕。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貧困白人開始沉迷在毒品中尋找虛幻的安慰，非婚同居和婚外子女大量增長，美國文化最為重視的「家庭」變得支離破碎。亨廷頓誇的像一朵花一樣「新教文化」也從社會主流降格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安吉斯·戴頓夫婦在研究中發現，貧困白人這個群體特別容易絕望，因為「對他們生活的敘事」已經不復存在。

《經濟學人》的報道特別指出，雖然歐洲白人也在經歷同樣的社會經濟危機，卻沒有出現如此高漲的「絕望」死亡率，唯一的解釋便是歐洲的福利制度遠勝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