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知識分子？
這是一部
關於引力波的
編年史和科普大片
也是一個
有情節、有聲音、有溫度的
「巨星」故事
和一部劃時代的使命宣言
消逝的知識分子？
[美]拉塞爾.雅各比
選自《最後的知識分子》
走進一個熟悉的房間同時識別一個新的物件——一盞燈，一幅畫，一面鍾——這是一種日常經驗。但走進一個熟悉的房間並立刻指出最近剛搬走的東西就很難做到了。我們的眼睛和耳朵能輕而易舉地發現添加了什麼，卻不太容易注意到「減少」了什麼，比如物體和聲音的消失。幾個星期、幾個月或者幾年過去了，我們都沒意識到它們已不復存在。也許，有一天一進屋我們便感覺到一種說不清的不適：什麼東西消失了，可那是什麼呢?
本書討論的是文化中的一種缺失，即年輕人聲音的缺失，或許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數——極少數——在35歲甚至45歲以下的對社會有重要意義的美國知識分子已經很少引發什麼評論了。他們之所以容易被忽視，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缺席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時間、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復返了。這已為時晚矣——這代知識分子已老朽得無法出場了。
這是一個過去幾乎沒有討論過的問題，如今卻激起了熱烈的反應。作家和編輯退卻了，他們好像受到了侮辱。今天的青年作家——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朋友——難道不如過去的作家那麼有才華和魄力嗎?被激怒的教授們列舉出了在他們的領域引起轟動的知識分子少壯派。左派人士退卻了，他們認為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他們帶著懷舊的心情談論著即將成為歷史的那一代人。那些20世紀60年代湧現的年輕激進分子，難道不如過去的激進分子光彩照人，甚至隊伍更壯大嗎?最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刊登的獻給紐約知識分子的一曲輓歌，激發了一些憤怒反響：知識分子的生活正在紐約以外的地方日益興盛；沒必要為曼哈頓知識分子的衰落感到惋惜。60年代使他們過早地衰老並退居二線。這沒什麼不好。
這是黑暗中的嘯鳴。我一開始就應該說明：說到消逝的知識分子並不是中傷某一個具體的人。這裡不涉及個人的正直和才華；也與任何具體的作家和藝術家無關。很多複雜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們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喚起、激活他們枯竭的生命，可是我們都失敗了。然而，比起這個有趣的發現，還有更多關係重大的問題；公共文化的活力才是問題所在。
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論題，至少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問題。有關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和激進主義甚至自由主義的消亡已經談得很多了。當然，新保守主義佔據主導地位和激進主義的衰弱是和政治現實的變化相對應的。新保守主義分子在白宮用膳；他們受到公眾的青睞、承認，並受到了政府的支持，
我這麼說也許會讓人滿意——此書旨在對知識分子的生活做一個全面的解釋：年輕的知識分子，總的來說比新保守主義分子更激進，他們常常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被忽視；他們和時代不合拍。也許。但這麼說可能又讓人費解。和50年代相比，左派已經很活躍。馬克思主義教授們在各地授課；激進分子發表無窮無盡的言論；更廣大的左派幾乎不怕麥卡錫主義的壓制。然而，年輕的左派知識分子似乎在公眾中消失了。為什麼?政治現實不容忽視，但更深的思潮——社會的和經濟的——也影響著知識分子的生活。
一代知識分子是「看不見」了，下這麼一個結論是困難重重的。人們似乎接受了「媒體」——報紙、書評、電視問答節目——的評判並信以為真；這有混淆事物的現象和本質、混淆電視曝光和知識分子真正的影響力的風險。媒體幾乎不可能做一個客觀中立的旁觀者；它一向趨附於金錢、權力或戲劇性事件，而對無聲的才華和創造性的工作無動於衷。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以來，作家們、評論家們就曾譴責出版社歪曲了文化生活。公共領域比起市場來講，更少自由市場的觀念，它顯現出來的只有市場的力量。
如果我說得不錯的話，那麼我的觀察判斷很容易變為一種陳詞濫調，也就是說，統治的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文化研究淪為經濟學。包含書籍、文章、雜誌、講座、公共討論，或許還有大學授課在內的知識分子生活，顯然從屬於市場和政治勢力，但不能縮減為僅是市場和政治勢力。網路電視或全國新聞周刊對文化生活的衝擊也不能低估；然而，這些還不是我研究的全部內容。事實上，城市的重建，波西米亞生活方式的結束，大學的膨脹：這一切也都給文化增添了活力。它們理所當然地也都是我研究的重要主題。
我關心的是把普通的或有教養的人當作聽眾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家和思想家。顯然，這就排除那些其作品太專業或太深奧而無法被公眾接受的知識分子。有人認為，當公共文化衰退時，那些不被公眾接受的知識分子——「私人知識分子」——就會茁壯成長。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神話。「私人的」和「公共的」腦力勞動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至少可以說：它們之間有一種共生的關係。那些偉大的人物，從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們並不滿足於「私人的」的發現；他們尋找並發現了公眾。如果他們距離我們太遙遠，太高不可攀，那麼就拿最後一代美國知識分子來說，毫無疑問，他們也還是擁有公眾；而後繼的一代就做不到了。
當然，就現在的情況來說，我們也許不會擁有公眾了。公眾在最後的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里已經發生了變化。曾經搶購托馬斯·潘恩的小冊子並為他的演講喝彩，或是站上幾個小時聽亞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辯論的公眾如今已經不存在了；當公眾越來越喜歡電視的時候，他們關注的範圍便縮小了。愛讀書的公眾也許再也沒有了。如果說一代年輕的知識分子缺席了，那麼，那些消逝的聽眾有可能會說明為何如此。
這是真的，但又不是全部的事實。讀嚴肅書籍、雜誌和報紙的公眾已經不多了；但並沒有完全消失。從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到丹尼爾·貝爾，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寫作還能誘發人們的興趣和討論，這說明還有公眾在。公眾人數可能正在減少，但年輕的知識分子確實都消逝了。這裡要特彆強調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消失，而不是公眾的消失。
準確地說：在過去的50年里，知識分子的習性、行為方式和語彙都有所改變。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需要一個廣大的公眾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園就是他們的家；同事就是他們的聽眾；專題討論和專業性期刊就是他們的媒體。不像過去的知識分子面對公眾，現在，他們置身於某些學科領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們的工作、晉級以及薪水都依賴於專家們的評估，這種依賴對他們談論的課題和使用的語言毫無疑問要產生相當的影響。
現在的情況是，為有教養讀者寫作的獨立的知識分子漸漸消失了；的確，這些獨立的知識分子以往常常為小刊物寫作；但這些刊物，只要還有希望，都面向一個龐大的社群。「我們把藝術視為生活的一部分，」1917年，充滿活力的文化月刊《七種藝術》的編輯在辭別社論上這麼說，「藝術是經驗和想像的共產主義，是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精神根源。」投稿人都把自己視為男女文人，看重並追求一種簡約的文體。他們為各地的知識分子及支持者寫作；這些刊物規模雖然不大，畢竟是面向世界的。通過這些刊物，作家便可能得到一個受過教育的公眾群，後來的事實也的確如此。在一些小雜誌上訓練過以後，馬克斯·伊斯門或德懷特·麥克唐納或歐文·豪得以輕而易舉地轉向較大的刊物和公眾。
今天，非學院派的知識分子是處於危險之中的一類人；工業的發展和城市的衝擊嚴重地破壞了他們的環境。他們繼續在文化界露面，因為他們掌握著公共話語。新的學院人士的人數雖然已經大大超過了這些獨立的知識分子，但是，由於他們沒能擁有為公眾熟悉的語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們。
學院派人士為專業刊物寫作。同那些小雜誌相比，專業刊物的讀者相當有限。這不是一個發行的問題——事實上，那些專業期刊都有固定的讀者群，其發行量要遠遠超過小規模的文學評論刊物——而是和一般公眾的不同關係的問題。教授們共享一種專業術語和學科。他們聚集在年會上交流論文，於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家或藝術史家的著名是相對於同行而言的，其他人並不知道他。知識分子既然成了學院派人士，就沒必要在公共讀物上寫文章了；他們不寫，最終也就不能寫了。
老一代知識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識傳給了後代，不僅如此，他們還把夢想和希望留給了後代，這種文化的傳送帶正遭遇威脅。更為寬泛的文化傳播有賴於人數正在減少的老年知識分子，這些老年知識分子又沒有接班人。年輕的知識分子被大學生涯完全佔據了。他們的專業生涯成功之時，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漸貧乏衰落之日。
對消逝的知識分子的考察頗有諷刺意味：從公共生活中退離的知識分子大多是那些20世紀60年代的成年人——那會兒正是持續了近15年的動蕩時期。這些群眾運動的老手們過去經常把大學作為他們攻擊的靶子，譴責他們的老師，並嘲笑過去的思想家，今天他們怎麼會變得比老前輩更平靜，幹上大學教師這最嚴肅的職業呢?我不給出惟一的或簡單的回答，然而，這個譏諷暗示著大規模的文化重建。到20世紀60年代時，大學從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識性工作；一種在校園外的知識分子的生活顯得不切實際。此後，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沒離開過校園；還有人發現，除了學校就找不到別的去處。他們成了激進的社會學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女權主義理論家，但算不上是公共知識分子。
我們是如何推斷出一代知識分子的缺席呢?當然，沒有人告訴我們。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認真想一想，就會發覺那裡的確是一片空白。舉出一組重要的、年輕的美國批評家、哲學家或歷史學家，這也許靠不住；他們的名字都不響亮。然而，要說出「青年」知識分子的名字並不總是困難的。一度作家們、批評家們習慣於抱著成見探索新的一代人；他們可以提出新一代人的很多名字，在這方面似乎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儘管對他們的德性卻說法不一。今天，即使是一份最簡潔的名單中也會出現許多空白：重要的年輕的批評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他們是誰?他們在哪裡?
可是回到50年代，我們就會發現很多活躍的批評家，有年輕的，也有年長的：瑪麗·麥卡錫、菲利普·萊福、C·懷特·米爾斯、德懷特·麥克唐納、萊昂內爾，特里林、大衛·里斯曼、歐文·豪、小亞瑟·施萊辛格、埃德蒙·威爾遜、路易斯·芒福德、馬爾科姆·考利、錫德尼·胡克，還有其他無數的人。我們還可以關注一下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不朽著作：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的《富裕的社會》、貝蒂·弗雷登的《女性的奧秘》、保羅·古德曼的《成長的荒誕》、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興衰》、C·懷特·米爾斯的《權力精英》、威廉姆·H·懷特的《組織人》、以及麥克爾·哈林頓的《別樣美國》。
我簡單列舉這些著作及其作者，是想說明兩個震撼人心的事實：佔領著當今的文化巔峰的還是這些著作和這些作者，很少有別的著作或作者進入這個巔峰。今天，25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繼續傾聽早在50年代就受到關注的那些知識分子諾曼·梅勒、丹尼爾·貝爾、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或高爾·維達爾給我們闡述的理論和思想。
當孤獨的年輕知識分子出現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聯合起來向老一代做出貢獻的知識分子挑戰，甚至沒有人能對老輩作者的思想有所補充。他們通常露個面就銷聲匿跡了。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在崗位上掌三十幾年大權——從50年代到肋年代——是令人驚訝的；在一個以青年人及自身的生機勃勃為榮的社會裡，這同樣是令人震驚的。當日趨老化的美國工業設備引起大量的話題時，知識階層的老化卻沒被注意。人們不禁要問：一代年輕的知識分子在哪裡呢?
十多年前，一個研究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家對年輕的思想家和批評家的缺席發表了評論。查爾斯·卡杜辛發表了他對美國思想家所做的廣泛的經驗主義研究的成果；他想歸納出——指出並描述——美國「知識精英」的特性。為此，他採訪了110個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為人所知，因為他們的名字經常出現在一些「有影響的」期刊上，諸如《紐約書評》、《評論》、《哈潑斯》、《大西洋月刊》、《紐約人》和《紐約時報書評》等。『
卡杜辛在研究中收集到了很多有趣的和不那麼有趣的資料，包括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的名單。1970年的10名重要的知識分子是：丹尼爾·貝爾、諾曼·喬姆斯基、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歐文·豪、德懷特·麥克唐納、瑪麗·麥卡錫、諾曼·梅勒、羅伯特·西爾弗斯、蘇珊·桑塔格，以及並列第十名的萊昂內爾·特里林和埃德蒙·威爾遜。除了桑塔格(1970年她37歲)，其他人誰也不年輕。即使知識分子的名單擴充到「前」70名，其中還是沒有青年人，這使卡杜辛深感煩惱。應該說，他的研究方法並沒有錯。
「[名單上]沒有青年知識分子，這個事實不是一個『錯誤』，它反映出這一時期美國知識分子生活的結構，」卡杜辛總結道。青年知識分子只是沒有出現在文化生活中，哪怕是某個時期。更有甚者，老朽的「精英」今天並沒有退位，他們自20年前以來一直佔據著顯赫位置。「1970年的美國知識精英，」卡杜辛說，「基本上還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走紅的那批知識分子。」
卡杜辛要求那代「精英」能承認剛剛出道的年輕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做不到。卡杜辛認為這未必會意味著永久的空缺，他猜測：「後來者尚未使自己成名。」他又充滿信心地認為這種狀況很快就會改變。可是15年以後看來，他的這一信念沒有充分的依據；後來者仍然沒能使自己出名。今天，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名單看上去很像卡杜辛的名單(除了已故的)——這份名單15年前就發黃了。
自從卡杜辛的研究開始，其他非正式的對知識分子狀況的研究也已出現了。儘管它們沒有為消逝的一代知識分子感到痛惜，甚至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它們的研究成果已經表明了知識分子的缺席。比如，丹尼爾·貝爾成了幾代紐約知識分子的代表。最近，「第二代知識分子」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驚喜，也沒有新的名字(諾曼·波德霍雷茨、斯蒂文·馬爾庫斯、羅伯特·布魯斯坦、米奇·得克特、傑森·愛潑斯坦、羅伯特·西爾弗斯、蘇珊·桑塔格、諾曼·梅勒、菲利普·羅斯、西奧多·索拉塔羅夫)。當今一些反映重要見解的文學選集也反映出同樣的文人老化；《黨人評論》(1984)，創刊50周年紀念的特刊——近400頁——中，我們看不到年輕人的面孔。甚至為展示青年人的才華做出更大的努力，也是為時不久的事情。《鄉紳》雜誌定期刊登激烈而有益的年度討論，內容是有關「新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正在使美國發生變化的40歲以下的女士和先生」，他們普遍撒網，刊物上隨處可見朝氣蓬勃的青年人的肖像。如果把計算機能手、建築師和藝術總監放在一邊，《鄉紳》1984年和1985年都沒有刊登顯赫於他們專業以外的任何重要的作家和批評家。
當然，對這些原始資料都應給予具體分析。比如，卡杜辛的研究受到五個基金會的慷慨資助，這項讓他煞費苦心的經驗的和「科學的」的研究從根本上說是循環論證的：要求有影響的知識分子說出有影響的知識分子。那麼如何選出第一批呢?在「有影響的」雜誌的2萬篇論文中努力搜尋，我們便能認出最頻繁投稿的人。缺陷在這裡：要被採訪的群體已經被有影響的雜誌搶先選中了。而且，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又還能指出誰是有影響的呢?大概只能是他們自己吧。
我瀏覽期刊並隨意地向熟人提問題，也肯定了一代人的缺失。《紐約書評》或許被我當作一級刊物推出，它表明了年輕的知識分子的缺乏。反映美國的過去的重要期刊——《撥號盤》、《大眾》、《黨人評論》——與成年知識分子息息相關，從約翰·里德到馬克斯·伊斯門和菲利普·萊福。然而，將近25年以後，要想說出一個和《紐約評論》有關聯的年輕知識分子都很困難。當然，出類拔萃的作家也確實在刊物中出現，從瑪麗·麥卡錫到拉什·克里斯托弗再到高爾·維達爾，但是他們都不是年輕人，而且都是成了名的。
接下來我要展示的是我非正式的研究結果。幾年來，我已經請報刊編輯、大學教師及作家說出有廣泛意義和重要性而不是什麼專家的新的美國知識分子。以其讀不懂的後現代主義寫作而受稱讚的X教授不發表看法，以其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電腦化而受稱讚的Y教授也不發表看法。我的標準和哈羅德·斯特恩斯在1921年對知識分子的調查中運用的標準大體一致：「政論學家、非商業性雜誌的編輯、小冊子的撰寫者、一般論題的作家。」
我沒有得到什麼讓人信服的回應，而且，常常是毫無回應。以自己的智慧和悟性而驕傲的朋友們通常迅速地回答：福柯、哈貝馬斯、德里達。談話就這樣開始了：不，我再強調一遍，我正在尋找在美國(或加拿大)土生土長的人。然後我聽到：伯克·肯尼斯、馬歇爾·麥克盧漢、諾曼·O·布朗、錫德尼·胡克。不，不是，我又重申，是新的、年輕的、有普遍重要性的活生生的知識分子。「噢，年輕的美國知識分子?……在最後的10—15年中的?……是，當然……有……呵……你是說，10—15年，不是25年嗎?……呵……是……對……沒……有……沒有……」談話就這樣不了了之，朋友們都若有所思地走了，為那個既讓人震驚又沒被人注意到的缺席而困惑不已。
這是令人驚訝又不被人注意的；而且這絕非小事一樁。社會越來越依賴於那些帶著30年前文化和政治鬥爭烙印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美國文化的未來不是「綠色的」而是「灰色的」。
考察難以捉摸的文化生活，我很難提供一種準確無誤的結論來拒絕所有可能的其他答案。我關於消逝的知識分子的論點有可能受到這樣一種觀點的挑戰，就是認為知識分子活躍在新聞報刊上。我贊同這樣的觀點，認為「新的」和不怎麼新的報刊(個人新聞報導、醜聞報導、僵硬呆板的評論)證明——或曾經證明——充滿活力的年輕的一代是存在的。而且，不說其他工作領域的知識分子，僅報刊記者就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責任。然而，一個知識分子把所有的生活都僅僅局限於出版——截稿日期、篇幅、稿費這些煩瑣的日常工作上，最終肯定是沖淡而不是加強了智力勞作的意義。我在本書最後的一個章節中簡要地討論了這個問題。
我的論點也可能受到這樣一種回應的攻擊，即年輕的知識分子出現在電影和電視上；或者認為在老一代編輯和出版發行人操縱的公共舞台之外，新作家不但存在而且正茁壯成長。然而，新一代年輕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在主流影片或收視率很高的電視片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不管這些編輯們是多麼專橫或目光短淺，他們是否能把握時代的方向也是讓人懷疑的。
更為重要的是推進文化的發展、時常也使文化降溫的經濟風向。在數以千計的描述20世紀美國變革的統計中，有兩項或許能大致解釋消逝的一代知識分子：第一，受聘於大公司的人數不斷增長，取代了獨立的商人、工人和手工藝者；第二，二戰後高等教育的「大爆炸」。這些潮流使知識分子從獨立性轉向了依賴性，並放棄了自由撰稿人，轉向在學院里作付酬的教學工作。在1920-1970年間，美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大學老師卻增加了10倍，從1920年的5萬人發展到1970年的50萬人。
新創建和擴充規模的學院，如果我們不說是強迫的話，只是容許知識分子為了一個穩定的事業而放棄不安定的生活。他們以安穩的帶薪和有津貼的教學工作，取代了截稿期和自由寫作必不可少的壓力，還有暑假可以寫點東西，混混日子。當丹尼爾·貝爾在1958年為了過大學生活而離開《財富》雜誌的時候，他告訴魯西他有四個正當的理由：「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在這四個月的假期中，他可以寫點東西，休息休息。詩人戴爾默·施瓦茨對他的一個同事抱怨道：「除了教學，所有的一切給我帶來的煩惱就是一個人花那麼多的時間為掙錢而煞費苦心……人的精神分裂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到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知識分子幾乎全都從城市進入校園，從咖啡屋進入自助食堂。他們放棄了晚上遲遲不睡覺、和朋友聊天、夢想著他們自己的計劃的快樂，這些似乎都不足掛齒；當然，他們也拋棄了為吃飯和付房租把自己的美好願望斷送於冷漠而平庸的編輯的煩惱。圈內的人很少把自由寫作的生活浪漫化。埃德蒙·威爾遜說到他的朋友、音樂評論家保羅·羅森費爾德時這樣寫道：「他決不會理解寫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樣，如果沒有人贊助，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
然而，大學教師生活所獲得的有利因素，諸如薪水、安穩、暑假等，似乎還沒有不利因素多：有時早晨8點鐘就得去開講座，委員會辛苦而單調的工作，有時新居遠離老朋友等。然而，這些得失權衡並沒有包含真正的損失，它們儘管不怎麼引人注意，卻最終是決定性的。這就是在知識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時，知識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鑄了。
像大學教師這樣的知識分子既不再依賴於發表一些評論和文學研究的小雜誌，也不再依賴於像《紐約人》或《財富》這樣規模較大的期刊作為他們表達思想的途徑。專業刊物和專集維持著他們的生計。現在，他們的文章由學術編輯、「評審人」以及同行來評判，而不是一般的《新共和》或《黨人評論》的編輯來審閱。他們的學術天地小得多了，這還是剛剛開始。稿件沒有被《經濟史雜誌》採用並不會造成生活拮据。工資還是能拿到的，因為校方得履行合同。然而，大學教師要升職稱，最終要獲得一個職位，關鍵要得到同行的贊同和承認。
學院派生活的局限和墮落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對美國大學的無情而猛烈的批評最早出現於阿普頓·辛克萊的《正步》(1923)，以及索爾斯坦·凡勃倫的《美國的高等教育》(1918)。凡勃倫有意用了一個副標題「關於全面墮落的研究」。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出現了這種情況，而在於這種情況出現的範圍和程度。當大學教師佔據了文化生活的一個扇面，他們的缺點(和優點)也就產生了一種不小的影響。當他們在文化生活以外再划出一個活動範圍時，他們的規則便成了法定的規則。
這些規則並未鼓勵一種堅強的獨立意志。而「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業卑躬屈膝——凡勃倫譴責的「全面墮落」尚未完全反映現實，即戰後年代裡龐大的大學體系及其要求。長期以來，在學術上知其然和多產是最關鍵的，而政治上膽怯倒沒什麼。事業的成功取決於給院長和同仁留下的印象，而他們對一個教師在學術圈內是否勝任要比對他在圈外，也就是在廣大社會生活中的情況更感興趣。這對於維持這個大學體系也是極其重要的。新一代的大學教師著書立說的時候，一隻眼睛還得關注著一大堆東西——他們的發現、論點、事實和結論。
因為心浮氣躁，他們對所寫的東西並不精打細磨。學院派知識分子不珍視深入淺出或文筆優美的寫作，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此不屑一顧，而是這幾乎算不了什麼。大多數學術文獻包含論點或成果綜述；出版發表要比怎麼寫重要得多。這些迫切的要求不斷地決定著教授們如何去閱讀，如何去寫作；他們注重的是本質而不是形式。那種已變得不堪卒讀的公報式的學術論著，通過感謝同行和知名人土來加以粉飾。當然，晦澀的學術論文寫作已經不是新鮮事了；問題是它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
欣欣向榮的大學吸納了知識分子，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有的、而不是暫時的現象。知識分子不是突然間進人大學的，也不是突然間就唾棄那些平庸的生活。然而，當他們加速進入大學被認為打破了代際的節奏時，有關「消逝的」一代的秘密就基本上被揭開了。
在1940年左右或以後出生的一代人從這樣一個社會中湧現出來：大學的身份和知識分子的生活幾乎已經完成。做一個知識分子就得成為一個教授。這一代人涌人大學，如果他們想做一個知識分子，他們就得一直呆在那兒。他們走不出學校，不是他們缺乏才能、勇氣或政治態度；相反，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公共話語；結果，他們的寫作就缺少對公眾的影響。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對於更龐大的公眾來說，他們還是看不見的。消逝的知識分子就消逝在大學裡。
對於1940年以前出生的知識分子來說，大學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樣了。學院都很小，而且拒激進分子、猶太人和婦女於門外。做一個知識分子並不意味著在學院教書。哈羅德·斯特恩斯在1921對年輕的知識分子的回顧特別排除了教授。學院這條路因為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也就談不上被斷然拒絕：這不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確切地說，要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就必須搬到紐約或芝加哥去，並在那裡著書立說。
認識一下1900年、1920年及1940年的那幾代人，便可以對於這些粗淺的分類做一些附加的限定。世紀之交出生的知識分子——路易斯·芒福德(1895-)，德懷特·麥克唐納(1906-1982)，埃德蒙·威爾遜(1895—1972)——代表著傳統的美國知識分子；他們以書籍、評論和報刊為生；他們從沒有，或很少在大學裡教書。他們是一流的散文家和高雅的作家，從容地為公眾寫作。還不止於此，他們還是公眾崇拜的偶像、批評家和不屈從任何人的辯論家。
在192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艾爾弗雷德·卡津(1915-)、丹尼爾·貝爾(1919-)、歐文·豪(1920-)——可以被稱作承前啟後的一代。當大學還處在邊緣的時候，他們已成長起來為小型雜誌寫文章了；這種體驗賦予他們一種文風——優雅的、易接受的論文，面向更廣大的知識界。後來，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常常接受大學的教職，當非學術界人士的習性衰微時，他們作為大學教師的優越性就越來越強。他們掌握了公共話語，仍然忠實於自己的過去；在一種確定的意義上說，他們過時了。
學院化的全部重要性打擊了1940年以後出生的一代人；他們所成長的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裡並不存在大學之外的知識分子。由於上一代知識分子很少留意大學裡的職業，在他們身上就明顯地表現出了另一種情況：這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幾乎不留意大學以外的知識分子生活。在每一種情況下，「留意」意味著對真正的選擇做出評定；它折射出變化了的社會現實，而不僅是變化了的個人意願。
這些社會現實不僅要求平庸之中有變化，同時還鼓勵知識分子身份和自我認同的徹底革新。1940年以後出生的知識分子幾乎是從青春期開始就在大學的環境里成長；大學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也就成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方式。比如，一篇博士學位論文從計划到完成——這通常會遭到局外人的嘲笑——佔據了生活的大部分。學位論文是獲得一個重要學術地位、過上知識分子生活的資格證書；即使不進行調研寫作，為了獲得這張證書，也得多少年緊張地耗盡心力。對於很多的年輕知識分子來說，學位論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們人生的較量。
當論文完成時，它便不容忽視，論文成為了他們的一部分。研究風格、專業術語、對特定「學科」的認識，以及自己在學科中的位置：這些標明了他們的心智。還有：完成的論文要由自己的博土導師和專家委員會評定，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長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這就形成了一個他們不得不服從的密集的關係網——一種服從——這同他們的人生及未來的事業緊密關聯。(17)即使他們希望——而通常他們是不希望——年輕的知識分子也不能把自己從這種經歷中解放出來了。
然而，更早的美國知識分子卻幾乎完全沒有受到這些條條框框的束縛。1900年的那一代很少有人寫過那種論文；而且，當這極少數的人寫那種論文的時候，大學在知識分子生活中的微不足道，也不能讓他們把眼光緊緊地盯著論文，而是把目光投向大學以外的更大的公眾群。特里林在回憶他的博士論文時提到這一點：「我決心涉及……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某種氣質……這一決心就是要發現自己的受眾，但這種受眾不在學者中，而在一般公眾中。」(18)
在沿著一條筆直而又狹窄的學術之路前行方面，特里林完全是個例外。「過渡」的這一代人中也沒有人獲博士學位。他們在50年代進入大學(在後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他們成為沒有博土學位點的「重點」大學裡有終生教職的教授；或者根據以後幾乎不再被沿用的條款，他們被授予更高的學位。丹尼爾·貝爾回想起當他就要被獲准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職時，遇到了一個讓人棘手的問題。他們問他：「『你有博士學位嗎?』我說『沒有。』他們又問：『怎麼會沒有呢?』我說，『我從來不會屈從於一篇論文。』」最後他們根據他以前的工作，那本他寫成的《意識形態的終結》，授予他一個博士學位。這個問題就圓滿地解決了。」
這種非正式性反映了過去的一個時代。現在像歐文·豪或艾爾弗雷德·卡津那樣沒有博士學位的知識分子要在大學裡謀一教職就不可能了，或者像丹尼爾·貝爾、奈森·格萊澤那樣因過去的工作和成果而被授予學位的人也沒有了。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可能帶著為幾種刊載著《意識形態的終結》的雜誌寫的一堆論文出現在論文「答辯」中。而他們的前輩無需獲得必要的學分或上討論課——也不用付正常的費用。很顯然，後來的這些學術障礙或新規定比什麼麻煩都煩人；多年來，它們的實行限制了年輕的生命並最終限制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整體狀態和個性。
當然，對20世紀40年代以後的知識分子來說，大學以外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不再可能。那時開放的文化空間不存在了，他們以一個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寫作有一種被禁錮的感覺。正在萎縮的文化空間——不管是否被承認——把年輕的知識分子成群地趕進了大學。如果大學教師的薪水和安穩只是誘餌的話，那麼，傳統知識分子生活的衰落對他們來說才是可怕的打擊。
靠寫書評、寫文章維持生計已不再是什麼困難不困難的問題，而是根本就不可能了。有影響的雜誌和報紙的數量不斷地在下降(僅存的幾種雜誌和報紙的稿酬也沒怎麼上漲)，無路可走，於是所有的路標都指向學院。如果說西部的疆土邊界線19世紀90年代就封閉了，那麼文化的邊界線到20世紀50年代才封閉。這10年以後，知識分子不得不進入也已確立的學院體制或重新接受培訓。
正在萎縮的空間不僅是一個比喻；它意味著生活範圍的喪失，城市的波西米亞群落全都更新為雜貨店和住宅。20世紀初以來最主要的城市波西米亞群落——格林威治村，以保證人生自由、藝術、性和自由思想為承諾，吸引了美國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一切付廉價的租金就能得到。在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里，約翰·里德、弗洛埃德·德爾、馬克斯·伊斯門就生活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的生活之中，並讚譽這種生活。當然，有時他們也對這種生活感到不滿。
格林威治村儘管經常被描寫得死氣沉沉，但在40和50年代期間的確是充滿生機的。「我是在1949年一個秋天的下午抵達的，」麥克爾·哈林頓寫到，「放下我的行李便去找格林威治村。」他找到了，那裡的人都來自一個大家族，「自願脫離中產階級。」對哈林頓來說，當50年代「垮掉的一代」把火炬傳給60年代反文化的一代時，格林威治村就結束了。那是60年代初的某一個晚上，一個「靦腆的、名叫鮑勃·狄倫的小孩，戴著一頂鬆鬆垮垮的帽子出現在一隊騎兵中[聚集在他們常去的小酒店]並模仿著伍迪·格思里的樣子。」
格林威治村的消亡，當然不能說出準確的時間，但它的消亡無疑使新一代獨立知識分子的生活黯然失色。整個50年代，這地方成了逃離傳統職業的人們的避難所；即使作為一個神話，它也使一種獨立的生活初見端倪。當然，一些偽善者、騙子和愛搗亂的人也湧入格林威治村，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這種情況一點也不錯，況且，這或許正說明了這個地方的某種魅力：他們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去。沒有格林威治村，年輕的知識分子不能想像除了大學還有其他什麼選擇，也不能向其他選擇進行挑戰。
即使H·L·門肯對波西米亞群落沒有特別的好感(「這個村落只能製造毫無意義的噪音」)，也得承認「這裡的景觀給了我愉悅」，因為它展現了「年輕人對教授們教學上的專橫的自然而然的反叛」。在「對預科課上的一團迷霧嗤之以鼻後」，我們發現一個從鄉下來的、穿著燈心絨褲和絲絨夾克的年輕的准詩人，在麥克道戈爾街地窟里憤怒地用拳頭敲擊一張松木桌……他的話里充滿了對詩集、未來主義、幽靈、旋渦畫派(未來派的一種)以及表現主義的精神錯亂式的尖刻批判。這是一個奇蹟嗎?——他問道。
不再是奇蹟了。紳士化使格林威治村的廉價租金取消了，把邊緣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擠了出去。本來屬於波西米亞式生活中心地帶的地皮，在真正的房地產開發商出現的時候就割讓給了他們。經濟上的迫切需要把紐約變成了一個處於困境中的城市，一個再也不能維持不富也不窮的波西米亞式文化人的生活的城市。
在其他各地，城市波西米亞式文化人也屈從於同樣的經濟壓力。格林威治村是主要的波西米亞式文化人的聚集地，但不是惟一的中心。舊金山的北海灘、洛杉磯的威尼斯也同樣吸引著不滿現狀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其他城市也自詡為年輕的知識分子提供了臨時的、小而整潔的波西米亞驛站。這些做法當然很容易受到誹謗。然而，不管你對社會有這樣或那樣看法都不應忘卻，在知識分子的生活中——甚至在一切個體的生活中——眾人拾材火焰高，幾個朋友在一起才能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些朋友可以相聚在聖·路易斯的咖啡屋裡，也可以相聚在西雅圖的書店裡。波西米亞群落就可以這麼小，同樣也會生氣勃勃。
然而，即使這與世隔絕的書店或咖啡屋在近幾十年中也相繼關閉了，變成了健身中心和酒吧，重新開始營業。滋養著波西米亞文化人的廉價而又使人心曠神怡的城市空間已不復存在了。城市生活環境的暗淡無光使文化空間也完全黯然失色。傑羅爾德·西格爾在他對波西米亞的研究中寫道，「曾經被放浪不羈知識分子佔據的自由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想像的——現在已經變得日益狹小，甚至越來越難以發現了。」新一代知識分子在被嚴格細分為郊區購物中心、繁華的市中心以及荒涼的貧民區這樣的社會中成長。無論是在文化上或是物質上，地理環境都沒有為在城市或郊區的校園以外尋求類生活的知識分子提供避難所。
所謂的文化生活，乃是由知識分子的如下活動構成的，他們不只是寫作或思考或畫畫，而且還生活、工作在特定的環境之中。這並不是一個新發現，但卻很容易被忘卻；埃德蒙·威爾遜或喬弗雷·哈特曼，後者是耶魯大學的英語教授，德里達和解構主義的主要鼓吹者，他們倆反映了不同時期的不同文化生活。我提及這點是因為我的論述將由於他們的小傳而變得耐人尋味；至少我將提供出生日期，有時還提供當前的活動。我之所以這麼做不是要把這本書搞亂，而是要為讀者提供一代一代人發展過程的軌跡。它關係到那些為《紐約人》或《中西部美國現代語言學會會刊》撰稿的人，不論他們是出生於1910年還是1940年。
然而，知識分子的生活和觀念是不一樣的。生平經歷不能取代思想。為了這項研究，了解他們什麼時候出生，他們過去做了什麼，現在又正在做什麼是很重要的；但這還不夠。人生的全部不可能只簡化為他們的生活和職業，精神也許更為重要。
保險業的官員也許能寫出好詩；哈佛大學的教授們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寫出革命文告。然而，通常他們都不會這麼做。最好是記住這種事而不要為之煩惱。保險業官員常常作一些記錄和摘要，而哈佛大學的教授也常常寫專題論文和獎學金申請。精神也是一個問題，這是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訓戒。人們固然是幹什麼的，就是什麼人，但也不完全如此。
有幾點需要加以注意：對一代代知識分子的討論不針對個體，但也不迴避個體。評論必須鎖定在對具體人所作的判斷上。然而，如果公共文化被金錢和政治所歪曲，隨意發表見解的知識分子就不值得注意。也許，正在衰老的一代人把握著公眾的注意力，而沒有被公眾注意到的則是正在繁榮興旺的青年人文化。這些情況誰又能說得清呢?
是的，沒人能說得清。然而，和公共生活毫無關聯的隱秘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當然，如果判斷比想像更多，就必須依賴一些事實，從手頭掌握的材料，也就是知識分子的著作著手。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選擇哪些著作呢?公正的調查必須仔細分析所有材料，同時應該看到它們都是帶有偏見的；即使最審慎的文化上的結論也不僅是對個別藝術家和作家的評定，而且還是對事先選定的群體的評定。當然，從狹義上說，不管他們最終的命運如何，這群人和那些沒有能給公眾留下任何印象的人相比是成功的。就那些知名的知識分子而言，即使最離經叛道的幾代人也是從眾者；他們認可了某種文化上的規訓。
然而，他們無路可逃。一個批評家可能向蘇珊·桑塔格或萊昂內爾·特里林的有影響的觀點發起挑戰，但是，向全部的作家候選人發起挑戰並同時提出另一份不知名的候選人名單就不可能了。這或許是顯而易見的。但有些人想像到一個平和的歷史進程優勝劣汰，選推出了天才而埋沒了平庸者，這些人相信有形的文化包括了值得一看的一切。對於這一點，我是不相信的。我既不想把看不見的或默默無聞的天才浪漫化——這是一些歷史學家的一貫愛好——我更不想誇大那些受到讚譽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地位更應該歸功於他們的運氣和朋友，而不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內在才能。
另一點要注意的是：至少自從《撥號盤》於1918年從芝加哥搬到紐約開始，曼哈頓及其知識分子便有一種不可抵擋的誘惑力。不僅主要的出版社，還有主要的知識分子刊物都雲集在紐約：《紐約時報書評》、《評論》、《紐約人》、《國家》、《紐約書評》及《哈潑斯》。
這是令人遺憾的。西海岸的作家和詩人長期為沒能受到紐約出版社和評論家的注意而牢騷滿腹。得出以下結論是合理的，即紐約是因為強權和腐敗而稱霸一方的。也許，西海岸至今仍沒能創辦和紐約抗衡的知識分子刊物倒是個嚴峻的問題。從人口密度、平均收入以及圖書銷售來看，洛杉磯這個大都市足以和紐約抗衡，或許還超過紐約，但這些數據卻不能變成文化雜誌的數量。《洛杉磯時報》雖然不能和《紐約時報》相提並論，倒還有點名氣，而《星期日書評》雜誌就算不上什麼了。
在20世紀80年代，紐約在文學上的統治地位可能基於一種讓人眩目的視覺幻象。雖然文化活動涌人諸多城市和大學，這個日益衰退的文化之都仍然顯得富麗堂皇。儘管年復一年紐約在縮小，但由於沒有一個與之匹敵的中心，它投下的長長的影子仍然把別處都覆蓋了。從佛羅里達的蓋恩斯維爾或俄勒岡的波特蘭來看，紐約像是一座文化的高峰。
我在論述過程中也被同樣的幻覺纏繞著。即使當我涉及到一些個人和20世紀50年代及更早期的期刊時，我也不想誇大認為他們有顯著優越性的幻覺；即使當我在論證一代知識分子的消逝時，我也不想把前幾代人奉為聖人——對於以往那些沒有寫出什麼經典之作而讓人失望的紐約知識分子來說，這一點尤為正確。更明確地說，如果說那些來自50年代的知識分子一直雄踞於文化風景之上直到80年代，那麼，這不是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太高了，而是因為文化的風景已變得太平板化了。
當然，50年代的一些著作——德懷特·麥克唐納、C·懷特·米爾斯、路易斯·芒福德的著作——是一流的；而且名單還可以擴大——但人數不會太多。美國知識分子所作的文學的、社會的、抑或文化的批判很少令人震驚。在萊昂內爾·特里林身上可略見一斑，他通常表現為美國(和紐約)知識分子的代表，其文風是世界性的、有思想的和優雅的。
萊昂內爾·特里林確實是這樣的，但是，他的優勢恰恰是他明顯的局限。使萊昂內爾·特里林出類拔萃的是他文章的韻律和審慎的自由主義，而不是他的才氣、獨創性或思想的力量。他的研究範圍實際上是有限的，至多不超出英美文學；他的社會理論是膚淺的；他的哲學是薄弱的。他那些為仰慕的聽眾作演講的文章不堪卒讀。在《自由想像》的首篇文章中，特里林對V．L．帕林頓的說法正好可以用於他自己：他不是「一個有偉大心智的人……也不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人……他留下的是簡單的思想，因其高尚和熱情而著稱」。甚至同情特里林的一些研究也暗示，他的文章是含糊不清，或是「無足輕重的」。
然而，就其單一但卻完全是批評性的特質來說，50年代的知識分子大大地超過了他們的接班人：他們掌握了公共話語。不論是萊昂內爾·特里林、保羅·古德曼以及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還是歐文·克里斯托爾和小威廉·P，巴克利，都因為他們掌握了公眾話語而隱約出現在廣大公眾之中。50年代的知識分子都是政論家：他們為有教養的公眾寫作。接下來的一代人卻放棄了這種語彙，因而也沒能得到公眾的認同。
確實，60年代的活動家贏得了公眾的注意。而和60年代有聯繫的知識分子卻沒能在公眾中佔有一席之地；許多人去從事其他事業；還有一些人消逝在大學裡。今天要說出哪怕幾個60年代成年的、重要的知識分子都決非易事；甚至那個時期的作品——《反文化的形成》、《美國的綠化》、《追求孤獨》——都缺乏早先社會批評的力度。當然，這一事實重申了這樣一個問題：誰是60年代的知識分子?後來他們的情況又怎麼樣?一些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露面了然後又退出了。所以說，一代知識分子消逝了。
這是一部
關於引力波的
編年史和科普大片
也是一個
有情節、有聲音、有溫度的
「巨星」故事
和一部劃時代的使命宣言
※多面的休謨
※三觀不合的愛情是什麼樣的？
※3名美國科學家分享201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伯林的民族主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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