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鵬：秋海棠、桑葉、雄雞與中國

鴉片戰爭的炮火使得清王朝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驚醒，19世紀中葉以降，中西交沖尖銳，民眾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得到激發。在整個民眾的情緒日益高漲的背景下，政黨與政府及社會精英廣泛運用政治儀式、符號象徵等柔性機制與民眾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互動，相互渲染，從而進一步喚醒和激發民眾的愛國情緒與民族認同，進而為政黨與政府自身的立足獲得民意支持與政治合法性。近年來，以政治符號、儀式、象徵等相關問題日益得到學術界的關注。但目前學術界對晚清直至新中國初期中國的領土版圖形象的研究仍相對薄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陸地邊界最長與鄰國最多的國家，目前陸地邊界總長兩萬兩千多公里，分別與十多個國家與地區接壤。而這一客觀現實使得加強對近代以來中國國境線的變遷及與此相關的中國版圖形象變遷的了解越發重要。

從「虛邊」到「實邊」

對於清中前期之疆域，時人雖知國之四至，但在朝貢體系之下，知有「天下」，不知有「萬國」，中國與周邊國家邊界不明，國家疆域具有相當大的模糊性，即處於「有疆無界」的狀態。在宗藩體系與華夷秩序之下，中原王朝與周邊的藩屬乃至鄰國並不存在確切的國境線。

18世紀末開始形成一次邊疆史地研究的高潮，梁啟超曾將之評價為「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茲學遂成道光間顯學」。隨著邊疆史地之學的興起與西人東來的衝擊，史地學者的近代國家邊界觀念逐漸形成，版圖、疆域意識增強。儘管如此，19世紀上半葉，一批有識之士如魏源、徐繼畲，在描繪中國疆域的時候，仍要面對不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海國圖志》中指出中國位於亞洲東南，「徑六千里，東西大抵略同」。而在《聖武紀》中，魏源更是明確地指出，「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俄）羅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國皆城郭之國」；蒙古、回部、西藏、俄羅斯、朝鮮、緬甸、安南等同為中國外藩。徐繼畲的中國地域觀與魏源有所不同，認為除了俄羅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遙遠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外，整個亞洲盡屬中國「幅員」。

清政府與鄰國簽訂的第一個邊界條約，即中俄《尼布楚條約》，規定兩國以格爾必齊河、額爾古納河與外興安嶺為界。隨著西人東來，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政府與英、法、日、俄等國相繼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而這些條約中，則有多款條文涉及中國的疆界。中俄《璦琿條約》即割讓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領土。中俄《北京條約》不僅迫使清政府承認《璦琿條約》的條款，並進一步確定了中俄兩國在東北和西北的邊境，加之後來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及相關條約，中國在東北和西北地區共丟失了150餘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清政府在東北與西北大面積喪失國土，但也在客觀上為西北與東北划出了一條相對存在的國境線，使得清政府領土版圖的北方部分得以大致定型。

隨著清政府國力的衰弱與數次戰敗，清政府的朝貢國也逐漸減少。簽《北京專約》，琉球撤藩；簽《中法新約》，越南撤藩；簽《馬關條約》，朝鮮撤藩。如是，清政府周邊的屏障逐漸喪失，而與此同時的邊疆建省以及實邊運動，使得其統治的區域也逐漸明晰。從「虛邊」到「實邊」是晚清中國版圖形象的逐漸清晰。

「一葉秋海棠」

清末民初之際，關於中國版圖的想像已出現「大三角形」和「秋海棠」兩種意象。清末學部所審定的《最新地理教科書》中描述如是，「全國之境，為一大三角形，銳端當其西」。而同一時期學部所編《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即已有「我國地形，如秋海棠葉。出渤海，如葉之莖；西至蔥嶺，如葉之尖；各省及藩屬，合為全葉」的描述。這是筆者在清末民初教科書中目前所能找到的關於「秋海棠」最早的描述，即不晚於清末教育改革，教科書中已開始採用「秋海棠」這一象徵來形容中國的版圖，從而進行民眾教育與宣傳。

辛亥年，清帝遜位，民國肇興。中華民國成立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地理》中，延續了「秋海棠」這一意象。這部教材利用圖文結合的方式，一方面給出秋海棠葉的示意圖，繪出其葉脈，另一方面則給出中國版圖的示意圖，形狀與上文所述的秋海棠十分相似。圖畫之外，還有解釋說明的文字：「中華民國之地形，頗似秋海棠之葉。西方為銳角，似葉之尖。東方則斜平，且有凹處，似葉之本。南北兩方或凹或凸，似葉之邊。熟審秋海棠葉即知我國之地形矣」。

隨著秋海棠這一版圖想像的傳播，「大三角形」這一想像逐漸消退，偶爾有教科書將「大三角形」與「秋海棠」相糅合，即「全國地形略似橫鋪之秋海棠葉，以西部之蔥嶺為葉尖，東部之渤海為葉本，成一大三角形」。「大三角形」的版圖想像被「秋海棠」所取代，並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秋海棠葉」的形象日益成為主流。民國十三年出版的地理教科書這樣描述：「原來中華民國的地形，宛像一張橫鋪著的秋海棠葉子。葉柄附近的凹處，對著東面，恰是遼東、山東兩半島所挾持成為的渤海。葉尖微向西北，便是蔥嶺北端的烏赤別里山口。那葉緣的四周，除東北繞河，東南環海外，從北面沿邊向西，一直盤到西南，全是高山」。193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小學地理課本》中，作者對中國版圖做了如下說明：「中華民國地圖，不是很像一張秋海棠葉嗎？東部渤海灣入海的地方，很像葉腳，西部帕米爾高原，很像葉尖。……那曲曲折折的邊界，好像是葉邊，境內的山川縱橫，更好像葉的脈絡」。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日本法西斯的崛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國的國土安全受到了強大的威脅。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而作為回應，民國政府與民眾進一步建構起對版圖形象的想像，除了教科書之外，「秋海棠」開始廣泛出現於報紙雜誌等公共媒介並廣為民眾所接受。

1930年，已有人開始預見到中國的發展正面臨著威脅，惲天炫在《徐匯師範校刊》發表名為《殘葉——蠶食的中國》的文章，文中寫道：「它現在簡直是一張殘葉了……全身已經變成蒼黃色了……它現在簡直是一張殘葉了——蠶食的中國」。作者將中國的版圖比喻成了一片葉子，隨著局勢的發展，將要遭到蠶食，只是這裡並未將這片葉子明確表述為「秋海棠」的葉子。

1931年，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大公報》發表名為《租界里的中國人》的文章，作者這樣描述，「國魂的已死，只蛻遺下一具秋海棠葉似的枯骸屍殼，不知在多久的將來，就要在地圖上變了顏色，做異族鐵蹄馳騁的沙場了？！」作者尖銳地指出，國魂已死，秋海棠似的中國版圖有變色的危機。1935年《申報》發表時評《中日事件與意阿事件》，認為針對東三省事件，國民政府所努力的目的，「不過『一葉秋海棠』之形態在『地圖上』保持其完整而已」。1936年，隨著日軍大舉進攻熱河綏遠之際，《東方雜誌》刊登《綏遠戰事》：「……能更進一步的進攻，直驅匪偽軍的根據地商都、多倫等地，收回察北六縣，並進一步的向前直趨，收復所有的失地，使我們的『海棠地圖』仍然完整無缺」。

「七七」事變之後，中國與日本全面開戰。而此時，「秋海棠」這一形象便被充分用來激發民眾的愛國情緒與民族認同。1938年刊於《石南青年》的一篇文章，名為《秋海棠的蟲傷》，文中有如下描述：「在這秋海棠葉的東北角，是不是有一條可惡的害蟲蠶食？在此處為了受到它的毒汁的緣故吧！已經變成黑色了，並且已將蔓延到葉的中部了，唉！多麼可惜的秋海棠葉呦！」直到1944年，蔣君章等人所著的《中國邊疆地理》在描述中國邊疆的時候，仍認為：「我們中國的領土，好像一張秋海棠的葉子」。而在1947年10月，交通部官員在巡視杭州灣的時候，隨行記者是這樣描述杭州與杭州灣的：「翻開中華民國的地圖來，齊巧在這瓣秋海棠葉東端下面一隻小小缺角的邊緣」。這裡雖不是為了描述「秋海棠」，但作為一種文化或地理背景，其已得到廣泛的認可。

更有意思的是，隨著日軍的投降，中國的危局得以減輕，在抗日戰爭時期深入民心的「秋海棠」形象更是被運用於商業炒作之中，成為一款香煙的名字，其在《申報》上打出廣告：「秋海棠葉子，是我們中國的地圖，秋海棠香煙，是我們華商的出品。以精誠團結的精神，來完整秋海棠葉子。以提倡國貨的思想，來愛吸秋海棠香煙」。商業利潤與愛國情感相結合，通過商業炒作，商人們利用「秋海棠」這一意象背後所蘊含的愛國情緒與民族認同，成功提高所售香煙的公眾認知度。

「桑葉」與「蠶食」

除了「大三角形」「秋海棠葉」兩種版圖想像之外，民國時期還存在著第三種對中國版圖的想像——「桑葉」。1922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新法地理教科書》第三冊第一課《中國大勢》中有如下文字：「全部地形好像橫鋪著的一個大桑葉，葉尖在西，葉腳在東；再巧不過，中國本是蠶絲的發源的地方」。書中用「桑葉」比喻中國版圖是源於中國是蠶絲的發源地，這與其後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之時認為「桑葉」慘被蠶食的救亡宣傳是不同的。救亡話語體系將中國版圖抽象為「桑葉」，將日本版圖抽象為「蠶」。於是，作為「桑葉」的中國遭到了作為「蠶」的日本的「蠶食」。

就筆者目前所搜集到的史料來看，最早用蠶食這種稅法來形容中國的民族危機的材料當是上文中所提到的發表於1930年的《殘葉——蠶食的中國》。但這篇文章中尚未指出究竟是哪個國家在蠶食中國，此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仍是較為模糊的。而1937年刊登在《東方雜誌》的諷刺漫畫《世界小諷刺：日本帝國主義又來蠶食中國了》則不只是提及「蠶食」這個詞，更明確指出蠶食中國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在1938年刊登在《抗戰漫畫》上的漫畫《我們不怕鯨吞！我們只怕蠶食！》所試圖表達的寓意就已經很清晰了。在圖中，中華民國的版圖被畫成了一片桑葉，而在桑葉的右上角，有幾隻蠶正在啃食。更有意思的是，圖畫中所顯示的桑葉被蠶所蠶食掉的部分，與當時，即1938年日軍所佔領的中國國土的形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當然，抗日戰爭期間的教材中也依然存在著將中國版圖比喻為「桑葉」的做法，1938年世界書局出版的《高小新地理》第四冊第一課《我國的領土和地勢》中，刊載了名為「我國的位置境界和地勢圖」的地圖，而且在圖中左下部分繪有桑葉的示意圖。文中說：「我國領土在帕米爾之東，其形狀如一張橫鋪的桑葉。葉尖在西方，葉柄在東方」。

另一方面，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地區內，也出現了將中國版圖比喻為「桑葉」的做法。為了提高抗大總校第八期學員的地理素質，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科研究室1941年4月出版的《中國地理讀本》（第一分冊）中，也將中國的版圖形狀稱之為桑葉，「在太平洋的西岸，亞洲的東南，有一個國度像一張橫鋪著的桑葉，這就是我們安身立命的中國」。

「雄雞一唱天下白」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新生人民政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被承認，中國原本的「秋海棠」或「桑葉」的版圖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凹陷，而這一巨大的凹陷使得中國的版圖形象再次發生巨大的變化。於是，一種新的版圖想像應運而生，人們開始將中國版圖比喻為「雄雞」。

「一唱雄雞天下白」，「雄雞」代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毛澤東援引此句形容走出黑暗的新中國，進而將「雄雞」引申為新中國。從遭到西方蠶食鯨吞的「秋海棠」「桑葉」到昂首挺立在亞洲東方的「雄雞」的形象轉變，有助於重塑蓬勃向上、自強不息的國民形象。

最早將中國版圖比喻為「雄雞」的做法應不晚於1952年。《人民日報》1952年4月13日的報道：「西安的少先隊員曾指著中國版圖的模型對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代表龐煥洲說，『咱們祖國真像一隻美麗的大雄雞』」。而這一官方報紙的宣傳，無疑將會推動這一認知的宣傳。此外，舊有海棠葉地圖中難以突出台灣的地位，而雄雞地圖中，將台灣視為雄雞邁出去的一隻腳。這一解釋被成功運用於政治解釋之中，並成為大陸與台灣關係建構中的重要一環。

然而雄雞地圖依然有其盲區。對於南海的海疆，新中國繼承了民國政府在南海所劃的「九段線」，在隨後的地圖印刷中，通常便是將南海用一個小框以小比例尺的形式單獨繪在地圖右下角，沒有將它與北部灣、海南島等地區連在一起。

這便給民眾形成一個誤區，即南海的海洋面積比較小，而且與大陸相隔較遠。此種做法類似於在繪製美國地圖時需單獨繪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群島的做法。隨著近來南海爭端的加劇和民眾海權意識的增強，地圖的繪製也發生新的轉變，放棄了舊有的繪圖辦法，直接將南海與大陸按相同比例畫在一起。晚清時期，隨著製圖與測繪技術的發展，地圖逐漸進入民眾視野。通過簽訂諸多邊界條約、撤藩、邊疆建省活動，中國的邊境從「虛邊」演變為「實邊」，中國的國土輪廓逐漸清晰。這一清晰的輪廓在民國初期逐漸被抽象成了「一葉秋海棠」與「桑葉」。隨著日人入侵，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在「秋海棠」的版圖形象之外，民眾將「桑葉」的隱喻重新賦予民國版圖，暗示作為「桑葉」的中國遭到作為「蠶」的日本的「蠶食」。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與承認蒙古的獨立，作為「雄雞」的中國版圖開始出現在民眾的視野中，而「雄雞」則自然而然地戰勝被抽象為「蠶」的日本，於是，「雄雞一唱天下白」。

中國版圖形象的建構與認知過程是漫長而緩慢的。作為一種更為柔性的政治符號，它不同於晚清時期對「黃龍旗」，中華民國時期對「孫中山」「中山陵」等政治符號的建構與宣傳，而且，這一建構過程與其他政治符號的建構並不衝突。中國的版圖想像在近代民族危亡、政局動蕩的大背景下，始終處於「創造」與「再創造」的過程。

安德森在討論近代民族主義時曾指出，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一種是「真實的、自發的民族主義熱情」，另一種是「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灌輸」。中國版圖想像發展的動力，既存在自下而上的民眾自發，也存在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導，然後二者共鳴形成為一種為民眾普遍接受的公共認知。此類國家形象的崇拜，在新國家創立初期和面臨嚴重的國家民族危機的時期體現的更為明顯。國家版圖形象的客觀存在轉化為崇拜者心目中一種抽象的主觀形象印記，與崇拜者自身的情感、觀念融為一體。如此，版圖形象作為一種超然存在的政治符號或形象，通過諸多崇拜者互相渲染，形成一種無形的巨大影響力。

總之，中國版圖的建構過程，起於愛國主義與民族認同，歸於愛國主義和民族認同。通過這種國家版圖形象的塑造與變遷，民眾獲得了情感滿足。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與國家則在這一變遷中獲得了內生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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