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維加斯槍擊案，一個美國式的悲劇

新聞 10-04

美國當地時間10月1日晚，著名賭城拉斯維加斯，突然槍聲大作。造成至少50人死亡、200人受傷。根據現場目擊者的描述，槍手開了數百槍，槍聲時間長達5分鐘。

兇手是一位64歲的白人男子史蒂芬·帕多克，來自內華達州，此前並未在警方的監視名單上。儘管事後IS宣稱對此次襲擊案負責，但遭到了美國政府的否認。

襲擊者的動機究竟是什麼有待後續調查，但對於持槍合法的美國來說，這樣的慘案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禁槍在美國如此之難？當槍支被不法之人利用，持槍合法化到底是保障了普通公民的權利，還是將更多人置於危險之中？

本文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范勇鵬教授的一篇舊文，從美國社會對持槍權的爭議談起，梳理美國槍支合法化的歷史脈絡和現實困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剛剛發生的拉斯維加斯槍擊慘案。原標題為《槍患——一個美國的悲劇》，略有編輯。

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現場，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美國是槍的王國。全球6.5億支私有槍支，近一半在美國人手裡。

美國社會飽受「槍害」之苦，特別是21世紀以來，槍擊事件頻發，已經損害到普通市民的安全感。

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曾說，自然狀態下的人時刻面臨「橫死」的危險，所以才要組成國家。一個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為國民提供安全的生存環境。在槍患橫行之下，美國顯然未能充分履行其國家使命。

基於自由主義價值觀，一些人喜歡強調槍支是公民抵抗政府暴政的工具，並以2014年美國內華州的牛仔武裝抗法事件為例。實際上，作為個人權利的持槍權背後，既有歷史的真實，也有觀念的虛構。美國憲法原義並未明確保障個人本位的持槍權，這種觀念的興起，其實是利益集團推動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建構的結果。

民兵：從義務到權利

現在，人們通常在「權利」的意義上談論持槍權。殊不知持槍權源自古老的英國民兵（citizen army）傳統，而這意味著持有武器在開始必然是一種義務而非權利。

民兵是英國一種古老的習俗。據Abels Richard考證，阿爾弗雷德大帝時期（871-901年在位）確立了「子民皆兵」的原則。民兵要自帶武器裝備，是名符其實的「自干五」。此後，歷代國王都頒布法令要求民眾擁有武器參加民兵，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有《武器法》，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則頒法禁止遊戲，要求父親必須為7至14歲的男孩購買弓箭，每位男性公民在14至40歲期間，都被要求擁有長弓。

到了伊麗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時期，現代民兵（militia）概念產生，用來描述「全民皆兵，保護國家」的概念。這種全民皆兵的軍事體制幫助英國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同時也對王權形成了制約，由此促進了個人自由的發展，對英國憲政影響深遠。

進入16、17世紀，英國議會與王權鬥爭激化。貴族與國王之間不斷內戰，各種勢力都企圖控制民兵，並不時解除對方的武裝。在這個過程中，武器管制日趨嚴格，持有和攜帶武器越來越變成一種權利意識。

1642-1645年的第一次英國內戰，就直接與民兵有關。1642年，議會提出《權利法令》以任命軍官控制民兵，遭到查理一世的反對，國王認為民兵應該歸他管。內戰爆發後，查理一世為打擊議會及其控制的民兵，曾試圖沒收公共彈藥庫並解除民兵武裝。內戰雖然以國王的失敗而告終，但這段經歷使民眾意識到使用手中武器的重要性。

此後，英國又經過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和反對斯圖亞特王朝的「光榮革命」，最終確立君主立憲體制。「外人」威廉與瑪麗受邀登陸英國，即位國王並接受《權利法案》的約束。該法案第二部分第6條——「凡臣民系新教徒者，為防衛起見，得酌量情形，並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置備武器」——對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影響很大。

至此，起源於日耳曼部落的持有武器的風俗，在英國演變成比較成熟的民兵權，從一種「義務」，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權利」。

持槍：集體權還是個人權？

英國人到北美殖民後，武器成了生存所需。他們需要用槍來狩獵、自衛、攻擊印第安人，與其他國家的殖民者爭奪資源。弗吉尼亞、馬薩諸塞等殖民地政府都明確要求公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組建民兵。民兵體制在北美殖民地得到了長足發展，各地區相繼建立起民兵組織。槍和早期美國人的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

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就是因為英軍試圖收繳民兵的軍火庫而打響的。戰爭中，民兵發揮了重大作用，由於長期持槍，不少殖民者都是百步穿楊的「老槍」，讓英國正規軍十分頭疼。他們亦兵亦民，集結迅速，被稱為「分鐘人」（Minuteman）（美國多部關於獨立戰爭的史學名著都以《分鐘人》為標題）。「獨立戰爭」強化了攜帶和持有武器與個人權利和自由之間的聯繫，持槍甚至被一些人視為一項自然權利。

在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上，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在民兵可以制衡常備軍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最後通過的《憲法》文本規定，在需要鎮壓叛亂、擊退入侵時，國會有權徵召和調動民兵，國會掌握民兵的組織訓練權，但各州擁有民兵的人事任免權。民兵的權利被一分為二，充分體現了在聯邦制下，聯邦權與州權的妥協和制衡。

但還是有人不放心。於是，在《憲法》通過之後又加入了第二條修正案，明確保障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由於當時在該修正案的內容和措辭上發生了激烈辯論，最後只好用了一種十分模糊的語言：「一支紀律優良的民兵對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並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這種語言模糊性為日後的分歧爭議留下了巨大空間，而最大的爭議就是，它是否保障個人的持槍權？

首先，圍繞修正案兩句話之間的關係產生了爭論——如果兩者是並列的，那麼第二句就可以獨立解釋，自然有可能被解釋為包含個人權利。如果前者限制後者，那麼，後者只應在「自由州的安全」這一前提下解釋。（美國《憲法》的不少中文譯本在兩句話之間加了「所以」或「故」等連接詞，顯然沒有嚴格尊重憲法文本的原貌。）

其次，後一句中的「人民」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民，還是特指前款中所提到的「民兵」。如果是前者，個人基於自衛需要而存在的自然權利不受侵犯；如果是後者，「民兵」這個集體所享有的權利與個人無關。

再次，「人民」這個詞本身指的是什麼？是自由州人民的整體，還是也包括個人？如果嚴格作字面解釋，筆者更傾向於認為，作為集體概念的「人民」不應該包括個人。

在這些分歧上，形成了「個人權利說」與「集體權利說」兩種解釋學說，後來成為持槍派與控槍派的主要理論依據。「個人權利說」與「集體權利說」折射出古典自由主義和公民共和主義思想淵源。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權利、私有財產，認為持有和攜帶武器是一項個人權利。而共和主義則認為國家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民兵有責任與義務抵抗暴政，抵禦外來侵略，因而持槍不是一項個人權利。

利益和制度：槍支政治的死結

雖然有上述爭論，但在漫長的歲月中，持槍權歸屬於個人還是集體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直到現代，持槍權才成為熱點。持槍派與控槍派圍繞第二修正案兩種權利學說展開激烈爭論，展開長達數十年的拉鋸戰，兩派都無法說服對方。直到2008年的赫勒案，聯邦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宣布持槍權是一項個人權利；2010年的麥克唐納案，聯邦最高法院宣布持槍權適用於全美。

那麼問題來了，為何18世紀末通過的一項憲法權利，近幾年才成為爭論的焦點？為何持續200多年的權利爭議，到了2010年才被裁定為個人權利呢？一方面，當然是由於美國社會槍支泛濫帶來的挑戰空前突出，另一方面，顯然是有巨大的利益集團在背後推動。

中國俗話說「無利不起早」，英語中也有諺語叫「按錢索驥」（follow the money）。槍支產業背後的利益鏈條包括槍支生產企業、銷售商、槍支愛好者、部分保守主義者以及政客等多元群體，而「全美步槍協會」恰巧處於所有相關者的利益交匯點上，成了「槍支政治」的主要代言人。

1871年成立的全美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原本只是為了提高成員射擊水平的俱樂部，二戰後大量退伍士兵加入，使其會員人數劇增。隨著控槍的呼聲在1960年代高漲，步槍協會也開始變得政治化。1968年《槍支管制法》出台後，越來越多的會員對協會缺乏政治參與感到不滿。於是，該協會在1975年成立了立法行動研究所，之後為了應付1976年的大選，又成立了政治行動研究所。從這時候開始，全美步槍協會將更多的精力與資源投入到政治事務當中。目前，該協會會員超過400萬，潛在會員估計超過千萬，成為美國最大單一議題利益集團。

前美國總統里根參加全美步槍協會活動

憑藉強大的遊說能力，全美步槍協會左右選舉，影響立法。它為會員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勵會員給反控槍的候選人投票。在美國的反槍控活動中，該協會提供了近90%的經費。西奧多?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尼克松、里根、老布希、小布希等共和黨總統都曾受惠於全美步槍協會。協會還通過金錢捐贈，拉攏國會議員，從而影響立法。例如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法案》，就由於全美步槍協會的壓力而未被排入國會議程，導致2004年未能延期，自動廢止。

當然，全美步槍協會這樣的利益集團，雖然能量巨大，畢竟只是眾多因素之一。讓全美步槍協會能夠如魚得水的，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美國的國父們明確表示，他們建立的是一個足夠複雜以避免頻繁變化的制度。他們成功了——複雜的分權和制衡設計，使制度和政策的重大變革十分困難。美國民主理論宗師羅伯特?達爾曾批評美國制度中有太多的「否決點」，可以使少數意見阻礙多數意見，美國學者福山則乾脆稱這種現象為「否決政體」（vetocracy）。

美國的兩黨制度也常常阻礙好政策的實施——兩黨的首要任務是贏得選舉，於是逐漸形成了「為反而反」的傳統，特別是在歷次「政黨極化」時期。今年的大選中，兩黨表現出的不僅是極化，而且是分裂，這意味著短期內美國政治觀念更加碎片化，對於下一屆政府推行政策改革不是福音。

此外，美國的政治文化也難辭其咎，代議制所帶來的遊說活動使商業利益集團大量介入、俘獲政府，損害了政策的公共性。

不幸的是，人們看不到美國有解決槍支問題的任何希望。中國人愛談論「美國政治制度的自我糾錯能力」，幾成老生常談。可是槍患困局顯示，在日常政治狀態下，美國制度恰恰缺乏改革和糾錯的能力。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應該致力於讓國內人民免於「橫死」的危險、真正享受到政客們夸夸其談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作者：范勇鵬（復旦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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