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回1912

從這個角度觀照，1912年就變得很重要。跟1911年相比，科技全無進舊，社會更加混亂，經濟乏善可陳，學術亦少創新，然而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卻經歷著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小時候，如果被問到想生活在哪個年代，百分百會說是「2000年」——那時總被教導說，到2000年我們就實現「四個現代化」了。未來是什麼樣子？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描述著美好圖景：車在空中飄，船在海上飄，米飯是人造的珍珠米，西瓜比桌子大，上地理課坐飛機滿世界跑……總之很神奇。

而過去呢？之前是「萬惡的四人幫」，再往前沒幾年，又是「萬惡的舊社會」，大家只好一門心思相信「明天會更好」。明天更好的堅定信念起於工業革命，傳入中國後在晚清達致巔峰，嚴復所謂「世道必進，後勝於今」讓中國的青年一代充滿向前向上的激情——這是好事還是壞事，還真不好說。

後來我知道了湯因比，知道他渴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紀的新疆，因為那裡是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匯地帶。（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將考題中的「中國新疆」去掉了「中國」，又將後面的「中國文化」改成了「中原文化」，因為在公元一世紀，還沒有現代的「中國」這個概念。湯因比想表達的意思，也跟如今這個行政國家無關。）

湯因比

我還記得劉東當時在《讀書》上提及湯因比這段話，其實是為了介紹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日常生活》，劉東說，如果讓他選，他願意回到南宋的中晚期，因為那是漢文化發展最圓熟最高潮的時期。

人各有志，我在今年選擇回到一百年前，1912。當然還沒人提供給我真正的穿越途徑，我回去的方式是抄一百年前的《申報》，每天抄同日不同年的新聞，深深地假想自己是一個1912年的普通人，依靠媒體的報道與描述，構建自己想像中的中國與世界。

從普通人的角度看，這個年份並不好。1911年夏，江南大水，江蘇浙江安徽幾省遭災嚴重，十月武昌事變，大部分省份都有局部戰爭。住在上海租界里算好了吧？可是米價飛漲，從七元一石漲到了十元十一元，不得不從湖南緊急調米三十萬石往江南救災。政府不得不通過報紙大聲呼籲，勸上海人改變飲食習慣，多吃面，少吃米飯。

好不容易南北統一了，新生共和國又碰到兩大問題：一是辛亥內戰中招募的軍隊必須裁減遣散，二是國庫空空如也。前者導致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相當微弱，各地不斷發生兵變；後者則仍是晚清的老矛盾「借債還是收捐」，以應對迫在眉睫的財務危機。

所以你看當時的報紙上，不管是新聞報道，還是社評清談，甚至普通讀者投稿，文字里都充滿了焦慮之情。就日常生活來看，1912年比1911年還要苦焦，自古煙花繁盛之地的蘇州，不斷傳聞有商鋪租戶因生意冷清生活無著而懸樑自盡，而六朝金粉的南京，一片蕭條，連秦淮河的畫舫都開始賣酒菜便酌，大概是自洪楊之亂後未有的景象。

更令人揪心的，是從辛亥便開始的邊疆危機。日本窺視滿洲，俄國覬覦外蒙，英人進逼西藏雲南，這都是滿清治下的舊危機。然而外蒙宣布獨立，西藏攻擊漢人，卻讓號稱「五族共和」的民國十分棘手。總之，內憂外患，集於一身，民生凋蔽，觸目瘡痍，這等年份，回去則甚？

我一向不相信歷史對現實與未來有什麼指導作用，但是回溯過往，乃是人類本能，就像人需要憑藉視覺、聽覺、觸覺甚至味覺來確定自己身體與環境的關係，時間的流變，更是人安妥自己靈魂不可缺少的維度。知道我們的習俗、想法、制度、社會架構源自何處，如何變化至今，解決不了「往何處去」的當下焦慮，卻可以讓人有一種精神上的安全感與通透感。陳寅恪詩「讀史早知今日事」，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從這個角度觀照，1912年就變得很重要。跟1911年相比，科技全無進舊，社會更加混亂，經濟乏善可陳，學術亦少創新，然而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卻經歷著天翻地覆的變化。

比如說，從前的政治架構，是「天子牧民」，這意思著君權神授，統治的合法性無可置疑。清末的立憲風潮，就是希望在不撼動這種合法性的前提下，改變政治的運作方式。然而改良沒有跑贏革命，清廷終於遜位壽終。既稱民國，則君權神授，一變而為治權民授。如何取得「人民」的擁戴，變成了統治的必要條件。

如此一來，民眾對統治者的要求與監督，便與從前大不相同。從前是「天皇聖明兮臣罪當誅」，對統治者的制約需要通過天人感應與倫理道統來實現，現在則可以直接表現為「輿論呼籲」、「議會質詢」，不管選舉實踐還有多少不足，民意傳達還有多少偏差，人心所向，已是勢不可當。辛亥年如能留下虛君，實現君主立憲，或許會有助於國難過渡，但君主一旦去除，想要重行帝制，那是政黨、媒體與公眾萬不會答應的。袁世凱後來的折戟沉沙，就在於他看不出明治維新與辛亥革命的這重區別。

袁世凱

前面說了，媒體上充斥著焦慮之情，一方面是危機感的確越來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們心理上接受不了這些危機：「都已經民國了，怎麼還會這樣？」以前憂懷國事，不妨將一切都推到朝廷腐敗不思改革上去，如今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種的不如意，就難以讓人容忍了。

這就是1912，一個充斥著各方博弈，充盈著焦慮之情，也充滿著無限可能的年份。第一個國會，第一個總統，第一個內閣，第一次不用叫官員「大人」或「老爺」，第一次平民可以要求面見最高統治者，第一次可以在媒體上暢所欲言，第一次中樞官員接受民意代表質詢……這一切，讓1912，如居里夫人所說，成為了歷史長河中一個「有趣且有用」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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