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共產國際的意外失聯，讓遵義會議完全由中國同志自己決策，天時也

史海拾記

【筆記君註：1927年，這是一個我們應該記住的年份。這一年發生了一起中共黨史軍史上重要的事件——秋收起義，到今天整整九十年了。秋收起義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毛主席率領的第一支工農軍隊隨之正式創建，同時我們黨的第一面旗幟也正式誕生，是保存信仰火種、播撒信仰火種的一次重要行動。同時，秋收起義井岡山鬥爭、瑞金中央蘇區、長征等革命實踐是我們黨在危險境地中保存革命實力、以星星之火醞釀燎原的重要轉折。今天起，我們將一起聆聽歷史的腳步，回顧那波瀾壯闊的革命畫卷。】

上一篇說到遵義會議召開之後，毛主席做了一個長篇發言，直接點了當時最高領導人博古和洋顧問李德的名，認為他們主觀臆斷，獨斷專行，把紅軍帶入到一個絕境之路，需要深刻反省。在會上周恩來作了自我檢查，承擔了軍事上的部分責任，其他到會人員中，張聞天、王稼祥都站在毛主席一邊，具體說了一些觀點尤其是希望毛主席重新出來把握軍事方向，得到與會同志的贊成。

這裡具體把會議的一些內容做一些羅列，也是一份珍貴的史料：

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發言的主要內容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和紅軍長征初期的損失，雖然有眾多客觀上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軍事指揮上、在戰略戰術上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就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這種錯誤的軍事路線具體表現在，在反「圍剿」作戰中，以單純防禦（專守防禦）代替決戰防禦（攻勢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並以所謂的「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使國民黨軍的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新戰略達到了目的；分散兵力，全線出擊，分兵把口，死拼硬打；

在作戰指揮上，機械武斷，完全剝奪了下級的臨機處置權；不善於利用國民黨軍的內部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粉碎敵軍「圍剿」；在內線作戰已經不可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時，不是適時轉變戰略方針，實行戰略退卻，以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尋找有利時機，轉入反攻，而是繼續與敵人拼消耗，造成紅軍的重大損失；在決定戰略轉移時，驚慌失措，轉移前重大行動不經政治局討論，並進行政治動員，部隊未經休整即倉促行動；在突圍行動中，消極避戰，只是招架，搞「搬家式的行動」，把戰略轉移變成了退卻逃跑。

毛澤東將「左傾」錯誤路線的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概括為三句話：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轉移中的逃跑主義。

三人發言後，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等人也相繼發言，反對博古的報告內容，完全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發言意見，對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指揮提出嚴肅批評。

朱德在發言中，聲色俱厲地追究博古等中央領導人的責任，譴責其排斥毛澤東而依靠外國人李德的錯誤，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周恩來在發言中，誠懇承認自己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提議由毛澤東指揮紅軍，作為最高「三人團」的成員之一，他的發言對於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能夠得到多數會議參加者的贊同，進而徹底糾正「左傾」錯誤軍事路線起了重要的作用。

博古、李德、凱豐也作了發言。「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李德則「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在爭論中出現了一個插曲。凱豐在發言中，稱毛澤東打仗的方法也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毛澤東後來多次談到此事，說：「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會議經過充分的討論和爭論，最終形成了基本意見：反對博古所作的報告，認為這個報告只強調客觀的原因，而沒有「把我們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高到應有的高度。認為：沒有能夠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勝利地保衛中央蘇區，以及戰略轉移初期行動的被動與損失，「除了許多客觀的而且是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基本上是錯誤的。」並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主要責任人是李德、博古和周恩來，而李德、博古要負主要責任。

遵義會議傳達提綱

會議同時強調：「黨內對於軍事領導上錯誤的糾正，不是製造黨內的分歧，相反的是要更加團結，使軍事領導走上正確的道路，使黨與軍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動搖、悲觀、失望的分子，與前進的布爾什維克沒有絲毫的相同的地方……反對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禦路線，必須堅決地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

會議決定：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託常委會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常委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最高「三人團」，仍以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結束後，政治局常委馬上進行分工，決定「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重大問題，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逐步擺脫並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獨立承擔起了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

當然，如果在歷史的宏觀視野觀察，當時一個意外發生的情況也對遵義會議的召開具有重要的意義。1934午10月上旬，承擔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聯繫的中共上海局遭到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大破壞，書記盛忠亮（盛岳）被捕叛變，兩部電台和電信機要人員全部損失，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繫也因此而全部中斷。這樣，當中央紅軍踏上長征路時，共產國際失去了對中國革命的直接指導。

這一事件，使得教條主義者失去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支持與庇護，再也無法利用共產國際的權威與指示作為「護身符」與「聖旨」，壓制民主，強制推行錯誤路線了，因而在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與解決自身的問題創造了條件。從中國共產黨創立起，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能夠擺脫共產國際的干預與控制，排除外來壓力，自己順利地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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