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老師：交朋友應注意分寸，有些人可以做朋友，卻未必能夠共事業

南師說：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這是做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講到這種人生的經驗，孔子真是聖者，實在了不起。

他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有些人可以同學，年輕做朋友蠻好，但沒有辦法和他同走一條道路，不一定能共事業。假如有一個事業，認為是好朋友，拉在一起做，往往後來朋友變成冤家，真不划算，如不共事業，還是好朋友，多圓滿！朋友是難得，結果變成冤家，等於離婚一樣，該多痛苦？

所以漢光武找嚴子陵，而嚴子陵始終不幹，始終和皇帝是好朋友，多舒服！（漢光武劉秀和嚴光（子陵）是幼年時的同學好友，後來劉秀當了皇帝，下命令全國找嚴子陵，而嚴子陵不願出來作官躲了起來。後來在浙江桐廬縣富春江上，發現有一個人反穿了皮襖釣魚，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怪人，桐廬縣的縣令把這件事報到京里去。

漢光武一看報告，知道這人一定是老同學嚴子陵，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里，但嚴子陵還是不願作官。漢光武說，你不要以為我當了皇帝，如今見面還是同學，今夜還是像當年同學時一樣，睡在一起，好聊聊天，嚴子陵還是那樣壞睡相，腿壓在皇帝的肚子上。

歷代以來的讀書人，都很推崇嚴子陵，認為他是真正的隱士。）如果他作了漢光武的官，最後歷史的記載，兩人有沒有這光榮史跡，就不知道了。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有些人可以共赴事業，但是沒有辦法共同建立一個東西，無法創業。我們經歷了幾十年的人生，再回過來看這節書，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尊孔子，反對孟子，把聖廟裡孟子的牌位丟掉，說孟子沒什麼了不起。

後來觀念轉變，翻開孟子一看，讀到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那一段，他又立即認為孟子真是聖人，恢復了孟子在聖廟的牌位。這就是說明要人生的經驗多了，才體會得出聖賢之言的可貴。

「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些人可以共同創業，但不能給他權力，無法和他共同權變。這在歷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學問、道德都不錯，作別人的高級幹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也不錯，但權力一集中到他手裡，他自己會害了自己，就壞了。譬如現代史中的袁世凱，和曹操差不多，是亂世奸雄，治世未必能。如果一個人大權在手，又有道德學問的修養，把權力看成非常平淡，那就高明了。

再說，由「可與共學」到「未可與權」這三句話，我們可以借用宋代蔣山贊元禪師對王安石說的話，作為更進一層的了解。王安石與贊元禪師交情猶如兄弟，一個出家當了和尚，一個作了宰相，王安石每個月都要寫信給贊元，而贊元始終不打開來看。

有一天王安石問他能不能學道，贊元禪師說：「你只有一個條件可以學道。但有三個障礙永遠去不了，只好再等一世，來生再說學道的事吧！」王安石聽了很不痛快，要他說明。他便說，你「秉氣剛大，世緣深。」你的氣大，又熱心於人世的功名事業，成功與失敗，沒有絕對的把握，你心裡永遠不會平靜，哪裡能夠學道呢？

並且你脾氣大，又容易發怒。作學問，重理解，對學道來說，是「所知障」，你有這三個大毛病，怎麼可以學道？不過，不大重視名利，而且生活習慣很淡泊，很像一個苦行僧，只有這一點比較近道而已。所以說你可以先研究修道的理論，等來生再說吧！

我們結合贊元禪師答覆王安石的一段對話，再研究一下王安石的一生與宋神宗時代歷史上的成敗得失，便可以了解孔子所說的這三句話的份量了。

——《論語別裁》

在神宗的時代，由「拗相公」王安石的執政時期，想要恢復王道的井田制度、實行管仲治齊的軍政管理 、建立「保甲」等制度、整頓經濟財政的田賦稅收，便大力推行新政，不惜排除平時文章意氣相投的名儒大臣們的反對意見。漸漸演變，就明顯成為派系的鬥爭。到了最激烈的時候，就認定以司馬光為首的為「洛黨 」，以蘇東坡兄弟為首的為「蜀黨」，極力加以打擊。因此使文名最盛，才華畢露的蘇軾（東坡）先後被放逐兩三次。

王安石書讀多了，但不深入當時的社會環境。就想變法改革，理想是高遠的，但他坐在辦公室、書房裡，所制定的法令並不合時宜。而且下達以後，又被委派執行的官吏和中下層曲解了，因此就鬧得身敗名裂，使北宋王朝從此一蹶不振。當然，主要責任也由於當時的皇帝宋神宗的急功好利之所致。這便是歷史上給他的謚號『神宗』的『神』，寓貶於褒之意。」

——《原本大學微言》

歷史上很有名的黨禍，在漢、宋兩代都很嚴重，宋代乃至有一度立了黨人碑，連司馬光、歐陽修，這一班歷史上公認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黨人碑上，幾乎要殺頭坐牢的！而我們現代從歷史上來看宋代的黨禍，雙方都不是壞人，這兩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領袖王安石，歷史上說他如何如何壞，其實也說不出他什麼壞的事實，只是說他的政策不對，當時實行得不對，但是我們政治上的許多東西，如保甲鄰里制度，就是他當時的這一套制度，他的收稅原則也沒有錯。

王安石本人，既不貪污，又不枉法，自己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領口上爬，爬到衣領上去，被宋神宗看見，都笑了。三餐吃飯，都只吃面前的一盤，一則是因為近視，看不見對面的菜，更重要的是從來不求美食，對於物質的生活，沒有什麼過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他形成了那麼大的朋黨，只是政治意見不相投，而成為很嚴重的問題。朋黨則比周，同一政治意見的人，會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薦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關係，結果就廢公趨私，變成一個大私的集團，內外挾制，而被壞人利用這個團體，把好人當招牌，安安穩穩坐在上面，替壞人做了傀儡。這就成了賢人政治的反面。

——《歷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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