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外國人居然以像《金瓶梅》那樣看待中國人
自民國開始，關於國民性的討論非常多，如何提高國民性和民族素質，一直以來都有很大的爭論。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國和過去的中國本質上的不同，兩者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文化斷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來中國前他有一個想像，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那樣，個個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後，芥川龍之介發現他看到的中國人卻像《金瓶梅》中描寫的西門慶、陳敬濟，用他的原話來說「換言之，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現實中國和他在書里讀到的中國相去甚遠。
更早的時候，英國海軍上將喬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顧中國官員的警告率領船隊強行駛入廣州灣，修理船隻和進行補給。那是中國社會的鼎盛時期，但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雞鴨除了缺斤短兩，肚內填滿沙礫和石塊；買到的豬肉也灌滿了水以增加斤兩」。
1793年來中國造訪的英國外交團長馬噶爾尼，徹底打破了萊布尼茨、伏爾泰此前對中國的想像。英國人注意到，在暴力統治下，中國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們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英國人要停船救人，中國船員根本不理睬選擇繼續航行。英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等地方看到的中國人，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而在自己國土上的中國人，是膽小、冷漠、麻木和殘酷的。他們的記錄說：「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英國使團成員在他們的報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幾段文字--
馬嘎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廣為人知：「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中國）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巴羅說：「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在這樣的國度里，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春秋時期中國人「品格清澈」
仔細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先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精神。那時的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但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已在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是對死亡悟得太透？日軍以百人小分隊屠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再來看看俠義精神。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