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向左派，時機到了嗎？

本文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自由派精英」一詞簡直要把我逼瘋了。它意味著，即使現實情況不該如此，左派仍是佔主導地位的。保守黨的特雷莎·梅端坐唐寧街10號，特朗普總統入主白宮，共和黨控制著參議院和眾議院，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項目已經惡化，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受到了該國債權人的羞辱，我們可以黨（Podemos）在西班牙的失敗，這些都表明著：在經濟崩潰後的10年里，大企業和大金融公司唯一能擴大的，是CEO和普通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全球不平等現象再次加深了。

然而，現在的左派迎來了一線機會。在6月的英國大選中，工黨左翼領袖傑里米·科爾賓擊敗了民意測驗專家和批評人士，摧毀了梅在議會的多數席位。即使最終沒有獲勝，但相對來說，他的成功也如同伯尼·桑德斯去年的表現一樣強勁。我們可能仍處於英國脫歐和特朗普時代，但種種跡象表明，反對勢力正在積蓄力量。

在9月27日舉行的年度工黨大會閉幕式上，英國反對黨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發表主題演講後，向支持者們表示感謝。

最近英國黨派會議頻頻召開，工黨剛剛結束了在海濱城市布萊頓舉行的年度盛會。和普遍情況一樣，這裡有沒完沒了的演講、智庫會議和深夜飲酒，但與會者似乎更年輕、更多樣化。新招募的成員穿著印有政策專家的T恤。在通向主會場的路上，一個名為「世界變換」的慶祝節目使得氣氛更加熱烈，它由一個名為「Momentum」的組織策劃，這個組織是科爾賓的支持者。參加此次會議的代表達到了歷史最多，他們希望討論出，怎樣才是一個更友善、更公平、更平等的社會。

這種趨勢是可以理解的，政客們確實更多地來自於特權階層。作為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破壞了民主。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並不是放棄政治權威和政治機構。

特朗普和梅在努力轉移公眾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憤怒，這種憤怒被轉移到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遏制者身上。他們呼籲著廢除政治體制，同時又安靜地接管政權。

這種輿論「佔領」失敗了，因為沒有人負責，也沒有任何要求。相比之下，桑德斯的競選團隊則大張旗鼓地使用著傳統的組織形式：上門敲門和群眾集會。我希望科爾賓的選舉人氣能說服剩下的人，使其不再抗拒行使權利。如果來自「人們對伯尼」的活動人士能來到布萊頓，那將非常令人欣慰。

令人鼓舞的是，科爾賓的選舉人氣也促使中間派的工黨重新進行思考。托尼·布萊爾以及民主黨人比爾·柯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他們都確信普通選民是天生的保守派。因此，工黨選擇轉向右派，但這種行為迅速地疏遠了他們的選民基礎。最終的結果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任。布萊爾派中的一些人意識到了他們的錯誤。然而，對於習慣性地傾聽「白人工薪階層選民」意見，英國社會存在一種強烈的抵觸情緒。這種「傾聽」的結果是擁抱民族主義、反移民情緒以及對三叉戟核項目的支持。

左派需要傾聽，但也需要說話。在我參加的競選集會上，即使是最堅定的活動家也很少會使用「左派」這個詞，他們更喜歡使用「進步」這樣的委婉說法。誰能責怪他們呢?媒體把左派的理想描繪得非常完美，但那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一種空想的奢侈；它甚至能帶來一種有害的，精英主義的教條。我們經常被告知，任何情況下，左和右都只是過時的分類。據說，新的分歧是嬰兒潮一代和千禧一代、大學畢業生和非大學畢業生、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喝葡萄酒的人和喝啤酒的人之間的分歧。

這種框架被用來分裂左派，在「大都會精英」和「落後者」之間挑撥離間。它掩蓋了真正的鴻溝，那不是文化的差異，而是99%的人和1%的人之間的經濟差異。我相信，左派和右派仍然是有意義的詞語，因為他們代表了相互衝突的利益關係。如果「左」是一個貶義詞，那麼它是應該被取消或替換的。

英國脫歐這件事生動地說明了，民主不僅僅是控制，它還需要確立明確的政治議程來進行選擇。右翼民粹主義攻擊了民主論壇的概念，這是一個可以改變現狀的，真正的替代方案。它將「人民」想像成擁有相同觀點的單一群體，並視政治對手為非法的。科爾賓很受歡迎，因為他直截了當地表明了他認為緊縮政策和財富提取是社會問題的根源。

我完全支持科爾賓的意見，即使我不能認可他支持者的愚蠢的英雄崇拜。(參會觀眾在他的閉幕演講前整整三分鐘，一直高喊著「哦，傑里米·科爾賓」。)科爾賓的直率被認為是他最大的資產，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對意識形態的承諾。如果科爾賓不再像一個普通人那樣，對政治體制進行攻擊，他將有更大的可能成為首相，並以政治領袖的身份自豪地站起來，代表普通人去對抗真正的金融精英。

圖片來源：Washington Post

編輯/任珂

翻譯/張雨琦

校對/季天譽

排版/季天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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