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他爹趕跑了袁世凱抓住了汪精衛,事做對了為何把清朝玩沒了?
最近想談一個人,不是別人,就是溥儀他爹,清朝最後一個攝政王,載灃。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說他爹懦弱無能,這我不能同意。事實上,溥儀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我的前半生》里說了很多自我貶低的話,其實是不能當真的;比如溥儀在書里說自己不懂滿文,但是事實上溥儀經過了嚴格滿文教育,他晚年一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譯滿文老檔。
一個不懂滿文的人能翻譯滿文老檔?
所以他對他爹的評價也不能盡信。
載灃從傳統角度看,是一個非常勤政的「立皇帝」,他的勤政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相媲美。
載灃自監國以來,每日辦事後必到上書房讀書一小時。他早4點入朝,先在辦事殿、暖閣披覽各奏摺,5點召見軍機大臣以及預備召見各員,到7點鐘左右辦事完畢後,稍微休息數分鐘。8點鐘起即到上書房展讀進呈的各講義,到9點多鐘方於三所休息。在三所休息時,仍閱覽緊要奏摺,長達幾十分鐘,回府時多已是11點鐘了。載灃還諭令內監奏事處每日將本日所進奉的章奏,送至公所,以便隨時詳細批閱,且常有長批。
這種工作強度,相信現在80後,90後沒多少人能做到。
這是微觀的,我們再看載灃上台後辦理的幾件大事:
一、趕走了袁世凱,收回了軍權。
事後諸葛亮的說,載灃趕走袁世凱,造成北洋離心balabala;但是認真梳理,載灃罷免袁世凱的時候,北洋沒有一個將領敢站出來為袁世凱鳴不平。甚至沒有一個將領為了表示和袁世凱共同進退,辭去軍職。
我們後人眼裡認為北洋肯定是袁世凱的私軍,然而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袁世凱更類似一個很得人心的部門經理,他的部下都很清楚,究竟是誰給他們開工資。
二、趕走了保守派大頭目鐵良
鐵良和載灃、良弼這些皇二代不一樣,是從基層幹起來的,他其實很深的參與了北洋軍的創建,而且按照傳統的政治道德,算得上良吏;他並不怎麼貪污,也不怎麼愛美色;他的一切行動看上去確實都是在為滿人,為清朝皇室著想。他也並非一味抵制西方,他只是比較抵制立憲,他認為清朝搞新政即可,不需要立憲。所以他不是守舊,而是保守。這有根本的區別。
袁世凱被載灃趕走後,鐵良一度成為了北洋的實際控制人。
載灃把這樣一個能幹而保守的滿人大臣趕到了南京去做江寧將軍,對保守派、對所謂的「滿人至上主義者「的打擊也是巨大的;而且輿論,尤其是主張立憲的漢族士大夫看來,載灃這個表態,他們很滿意。
三、大度的赦免了刺殺他的汪精衛
載灃還做了一件在政治上非常得分的事情,是什麼事情?就是大度的赦免了刺殺他的汪精衛死罪;千萬不要以為汪精衛刺殺載灃是革命到達高潮的表現,恰好相反,正是因為起義一再失敗,大批年輕有為的革命志士血灑疆場。保皇派領袖梁啟超撰文批評孫中山等人是「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的「遠距離革命家」,革命黨在群眾中的聲望一度大為下降。保皇黨的冷嘲熱諷,革命黨內部的派系鬥爭,革命派的悲觀失望,三大困難疊加在一起,急躁者如汪精衛則忍無可忍,轉而寄希望於簡便易行的暗殺行動,藉此反擊保皇派的攻擊,重振士氣,喚醒民眾。
所以總結來說,載灃基本上在1908—1911年這三年,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他做的這些事情放在古代,都是一個有作為的君主都會去做的事情;可是為什麼1911年清朝就滅亡了呢?
原因其實比較簡單,就是因為載灃不知道自從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清朝已經不是那個清朝了。
現在有很多漢學家都認為中國的近代史開端不是1840年鴉片戰爭,而應該是太平天國運動。這個看法我認為是有道理的。
為了把太平軍打下去,清朝不得不改變之前防備漢人的做法,鼓勵漢人大臣、士紳建立團練;而以曾國藩為首的這些漢族士大夫建功立業以後,總要安置他們吧,他們手裡可是有武裝的。
只要看看曾國藩以後的兩江總督都是誰,就明白筆者所說的變化在哪裡了:曾國藩開始50年里,除了端方,其他兩江總督全是漢人。而且不是漢軍旗人,而是漢人。咸豐之前雖然也有很多漢人總督,但其實這些人都是漢軍旗人,類似今天華裔美國人。
直白一點說,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前,清朝愛新覺羅氏是靠政治德性和暴力統治漢族士大夫;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愛新覺羅氏和漢族士大夫分享暴力,而且慢慢了,漢族士大夫逐漸掌控了暴力;而愛新覺羅氏逐漸變成有點像英國王室一樣,靠政治德性和陰柔的手腕來駕馭漢族士大夫。
所以我們看到晚清時期,清流力量空前強大(甚至可以影響國策),這在康熙、乾隆朝是不可想像的;其實清朝的生命力在二次鴉片戰爭後已經耗盡,就是因為愛新覺羅氏的媳婦陰柔的手段,以及上天的運氣(連續兩個皇帝是小孩子,而且在親政後不久就死了或者被軟禁了)又延續了50年的壽命。
皇帝面對單獨某一個大臣時依然是強大不可戰勝的,但是愛新覺羅家族再也不能任意在無罪的情況下罷免乃至處死高級官員;即使是慈禧,也不得不借用《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來打擊江南的漢族高官,但是依然不敢把江南再從漢族士大夫手裡奪走。
而明智的漢族士大夫對此心知肚明,因此類似王夫之這樣更貼近近代民族主義,把外族視作芻狗螻蟻、認為對蠻夷就可以不講信用的儒家外道學說在太平天國運動後在南方默默的、但是又廣泛的傳播。宋教仁等留日學生如果不是在國內就接受了一些王夫之等人的學說哪有那麼容易接受近代民族主義思想。
但是漢族士大夫們又對這種和愛新覺羅共治天下的模式感到滿意,並不想改朝換代,這也就是同盟會屢次革命屢次失敗的原因。
說白了,清朝最後50年就是靠默契來勉強維持這個局面,只要有人打破這個默契,那麼清朝立刻就完蛋。
載灃做的事情,在咸豐以前沒有問題,但是在咸豐後顯然屬於打破默契的行為;載灃、良弼越是振作有為,在漢族士大夫們看來就越是不能忍受。
即使沒有辛亥年間武昌城頭的槍聲,也一定會有其他城頭的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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