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興名臣張之洞，才是大清帝國真正的掘墓人

（張之洞像）

1909年10月4日晚，晚清中興名臣張之洞的輝煌人生，即將走到終點。臨終前，末代皇帝溥儀的生父、時任攝政王載灃，前往其府邸看望。作為四朝老臣，張之洞此時仍念念不忘天下安危，刻意提醒載灃要順應民情。誰知載灃竟不以為然地說：「不怕，有兵在。」載灃走後，張之洞吐血嘆息：「沒想到聽到見了這種亡國之言！」張之洞去世兩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歷時268年的大清帝國宣告滅亡。

其實，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大清帝國就開始了自救。但是，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清末新政，大清帝國錯失了太多機會。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統治者固守「家天下」意識，不肯放棄絲毫既得利益。因而它無法像日本那樣，通過一場明治維新運動開啟現代化進程。大清帝國一步步走向滅亡，毫無疑問是一種必然。

不過，如果不是張之洞的一項提議，大清帝國或許還能苟延殘喘一些年頭。因為，大清帝國正如載灃所說的「有兵在」。儘管病入膏肓，但對付民眾暴動，仍然綽綽有餘。即使再來一次太平天國之亂，估計大清帝國也有能力鎮壓。然而，1901年1月，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聯合兩江總督劉坤一，向朝廷遞交的《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提出「獎勵遊學」政策，卻事與願違加速了大清帝國的滅亡。

（清朝留日學生）

雖然大清帝國從1872年就開始派遣學生出洋留學，但此前的留學國家主要是歐美。1896年以後，受甲午戰爭的刺激，張之洞覺得日本維新有成，主張向日本派遣更多留學生。他在1898年發表的《勸學篇》中，曾列出五點理由，認為日本才是最理想的留學國家。除了路途近、費用低之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君主立憲制，其政體與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相吻合。因此，張之洞、劉坤一的這個奏摺經朝廷批准後，去日本留學的人數迅速增多。1903年，清政府頒發了由張之洞擬定的《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規定能在外國高校獲得文憑的留學生，可以授予「拔貢、舉人、進士、翰林」出身。當年，留日學生就達到1300多人。1905年，清朝廷廢除科舉，同時決定對留學畢業生進行考試，按考試成績授予科名，給以官職，進一步掀起了留學日本的高潮。1905年至1906年間，留日學生超過8000人。至1911年，留日學生累計有25000多人。

但是，張之洞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留日學生中的許多人，後來卻成為了大清帝國的革命者。他們在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也受到了民主主義思想的熏陶，因而積極投身海外革命運動。喝過洋墨水的留學生鬧革命，比起太平天國、義和團等土包子作亂，顯然更具先進性。

留日學生的一項主要活動發行革命書報，宣傳革命思想。如1902年湖南留學生楊毓麟、黃興等創辦的《遊學譯編》和湖北留學生劉成禺、李書城等創辦的《湖北學生界》，「所譯著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權為依歸。兩湖革命思潮，多發源於二雜誌矣。」留日學生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國民必讀》，宋教仁的《滅漢種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等革命讀物，流傳到國內後，引起了清政府的極大恐慌。雖嚴厲查禁，仍屢禁不止。

（清朝留日學生）

留日學生的另一項主要活動是組織各種革命團體，進行反清革命。如1903年5月留日學生黃興、陳天華、蔡鍔、秦毓鎏、葉瀾等人發起組織的軍國民教育會，就將「起義」、「暗殺」作為革命的主要手段，入會者達一千多人。黃興等人歸國後，發起成立華興會，策劃在湖南起義。華興會起義失敗後，黃興等人再次逃亡日本，與孫中山在東京建立同盟會。其後，同盟會陸續派遣會員分赴國內各地，多次發動武裝起義。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與同盟會外圍革命團體共進會共同發動的武昌起義，成功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共進會首領焦達峰、孫武等人，均為留日學生中的同盟會會員。

武昌起義後，在各省光復鬥爭中，留日學生亦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武昌起義勝利後，全國宣布獨立的23個省份中，至少有17個省區的都督、革命軍總司令或主要負責人是留日學生。孫中山後來說：「本黨從前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所得的會員，不過一萬多學生，他們回國之後到各省去宣傳，便收辛亥年武昌起義。他們登高一呼，全國響應，不到半年全國就統一，東京學生實為中華民國最有功之人。」

張之洞鼓勵留學的目的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以挽救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但最終結果卻適得其反。顯然，這位對滿清忠心耿耿的四朝老臣，才是大清帝國真正的掘墓人。（文/笑談古今事）

（張之洞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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