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經書殘卷》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極其富於悲劇色彩的時期。長期的戰爭和動亂，造成了以長江為界的南北對峙的局勢，從而造成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大解體和大動蕩，人民經受了動亂造成之巨大災難，他們精神生活是壓抑和苦悶的。當時的人們，為了尋求一種精神解脫，社會上應運而生掀起了一股崇尚「老」「庄」之風氣。當時，出現過狂飆突進式的激昂悲壯的「建安七子」，出現過隱居竹林行跡放浪的「竹林七賢」，出現過記敘精義的「世說新語」，所有這些，都是動亂與戰爭影響之下的產物。當時的社會上層人士以及士子們，沉湎於清談，服藥，飲酒，放誕，縱慾及尋求進精神刺激等，他們希望通過這些做法尋求精神的解脫，從而忘記災難之現實。此時，西域傳入的佛教乘虛而入，其迅速地擴展的原因，也是由於其迎合了並且滿足了當時填補人們精神空虛的需要。佛教以其「輪迴報應」之說，用其「誘喻」，「脅迫」等手段，給予了處在悲苦無告的人們帶來了希望的新曙光，給予了苦難之中的人們以極大的精神感召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南朝梁武帝之時，佛教被定為「國教」。北朝，自石勒父子信奉佛圖澄開始，中間有魏太武帝的短暫的滅佛行動，至魏文帝建造雲岡石窟之時，佛教在北朝亦成為「國教」。正是因為在佛教大行其道的流行風氣之下，寫經刻經之風在南北朝時代迅速漫延，以致於使寫經刻經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峰。

魏晉南北朝書法概述

魏晉南北朝在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是一個承上啟下的輝煌時代。儘管這個時期大部分處於戰亂不已，分裂割據的狀態，但書法藝術卻沒有因此停滯不前，楷、行、草、隸各體同步發展，風格多樣而臻於精美。晉代出現了中國書法史上的「書聖」王羲之與「小聖」王獻之。筆墨當隨時代。因此，晉代的精神氣候也決定其書法藝術的特徵，風神疏逸與姿致蕭朗，達到了一種蘊秀簡靜、自然洒脫的審美境界，王羲之的書法藝術成就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時代風尚。

南北朝時代的書法就其藝術價值與歷史地位來講，北碑顯得頗為重要，而北碑又以魏碑為代表。魏碑的書法風格獨特，它在漢隸的基礎上演變，筆法厚重剛健，結構寬博嚴謹，氣度高逸宕放，具有鮮明的美學標誌。魏碑作為一種書體的形式，決不是少數人書風所致，而是北魏時代的社會產物。魏碑書法興盛的歷史原因大致有三，這即是北魏前書法的演變，北魏各民族的融合及審美心理的相互滲透，北魏佛教造像及碑記鐫刻的蔚然成風。

魏晉書法魏晉書法承漢之餘緒，又極富創造活力，是書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方向。魏晉書法規隋唐之法，開兩宋之意，啟元明之態，促清民（國）之朴，深刻地影響了歷代書法並影響著當代書法的發展。

從曹魏開始，對文學藝術的關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惟才是舉」等選人制度的實施，使「才能」有可能越過道德而成為人們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學藝術，如原來被視作小道的文學，被曹丕譽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書法在東晉時期成為世家大族爭能鬥勝的方式之一，上層貴族大量進入這個領域。魏晉書法在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體在廣泛的應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現了多位在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大書家，在風格的開創和典範的樹立上有無可取代的意義，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書法史的發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書法作為藝術的許多基本觀念被揭示出來，不僅形成理論，而且被貫徹到實踐中，從而使書法的藝術性質得到了強化。

這時期的書法發展，大約可以這樣來描述：三國為過渡時期；兩晉（尤其是東晉）為鼎盛時期。

馬宗霍先生《書林藻鑒》這樣描述三國書法的意義：「三國者，亦書體上一大轉關也。……又書派上兩大導源也。」其具體意見容或可以商量，但對三國書法的轉折意義的揭示則是極有見地的。我們說它的主要發展特徵是過渡性，表現在：一，從有關制度來說，三國所制定的許多制度，是後來書法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二，從字體演變來說，楷、行的發展，三國是中間時代。三，從書家的狀況看，三國時代的許多書家實際上成長於漢末，而三國時代成長起來的書家，卻有許多進入了西晉，因而前後傳承的特點非常突出。

魏的書法發展比較正常，這與武帝曹操的喜愛有關，他周圍聚集了鍾繇、梁鵠、韋誕、邯鄲淳、衛覬等一批書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還發布了一個禁碑令，雖然扼制了隸書的應用空間，但同時卻可以說為楷、行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這一制度在東晉時得到重申，為行書發達起了極大的作用。鍾繇在楷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為後來二王父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蜀國默默無聞；而吳國則在草書、楷書和篆隸方面都有可觀，尤其幾塊重要的碑刻已是楷書的前驅。

短促的西晉在文化方面有不少的貢獻，在書法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朝廷設立書博士，設弟子員，以鍾繇、胡昭二人書法為標準，教習書法。西晉產生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書法家，是章草向今草轉化，行書從萌生走向成熟的過渡期。

西晉時期的書法與三國書法有極大的相似性，具有強烈的過渡性色彩，表現在幾個方面：一，重申禁碑令，使行楷的發展趨勢得到保證；二，字體演變繼續推進，尤其是行草書；三，出現了一種在後來成為重要的書作樣式的形式，即墓誌。

隸書碑刻仍然存在，如《明威將軍郛休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皇帝三臨辟雍碑》、《太公呂望表》等；同時出現了墓誌，著名的有《劉韜墓石》、《張朗墓石》、《左棻墓石》、《荀岳墓誌》、《石尠墓石》等。此外，有《朱曼妻薛氏買地券》、《楊紹買地莂》和《咸寧四年呂氏磚》等特殊用途的作品。從藝術的角度看，這些作品都平淡無奇，有的還因為試圖保持隸書風貌而具有嚴重的程式化傾向。

在本世紀以來出土的西晉竹木簡牘和紙質墨跡中，有很值得重視的作品，如泰始五年的《詣鄯善王檢》、《泰始九年簡》、《諸佛要集經》、《三國志殘卷》等。《詣鄯善王檢》比《朱然名刺》更接近於楷書，《泰始九年簡》接近行書；後二者介於隸、楷之間。這反映了行、楷書的穩步發展。　　草書領域裡，《梁思永書翰殘瓷片》等已經不是純凈的章草書，而帶有今草的特徵，流暢迭宕，氣勢懾人，表明草書也在向前邁進。

這時期的著名書家有三位：衛瓘、索靖和陸機。

東晉和十六國長達100餘年的南北對峙，是西晉末年曆時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的直接結果。對於政治經濟，這是一場災難；而對於書法來說，這種歷史變遷所引起的一系列外在條件的更新，卻是一個發展機遇。

隨晉室南遷的世家大族，在嚴酷的政治現實面前，需要心靈的解脫，於是，他們拋棄繁瑣經學，通過服藥、飲酒、游心自然、清談、乃至寄情書法等生活方式，開拓了一片與漢代讀書人很不相同的生活空間。書法在世家大族流風相扇、競能鬥勝中，表情達性的功能被強化，含蘊的內涵得到擴展，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的東晉行、草書，不僅使行書作為一種字體完全定型，而且本身在藝術上樹立了歷史的新高峰，成為一個時代精神生活的標誌，在書法史上巍然聳立，至今仍熠熠生輝。

東晉、十六國時期的作品，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世家大族作品和非世家大族作品。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為這一時期不同階層的書法風貌有相當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它是這一時期書風差異的主要表現。

唐代竇臮《述書賦》敘述東晉書法的狀況說：「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王、謝、庾、郗，不僅是當時政局的主要支柱，同時是當時主宰書壇的主要家族。此外，衛、桓等族亦皆不弱，共同構成了東晉世家書法的鼎盛局面。

東晉初年勢力最大的家族，當時甚至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同時，終東晉一代甚至整個書法史，王家也可以說是最為煊赫的一族。　　王家的第一代，在東晉就都享有書名。其中書名較盛的有王敦、王導、王曠、王廙。王敦的書法《淳化閣帖》卷二，有他的草書《蠟節帖》，筆勢雄健，氣勢威武。王導的書法有《省示帖》、《改朔帖》，唐竇臮《述書賦》評他的書法：「將以潤色前范，遺芳後車，風棱載蓄，高利有餘。」王導在西晉末年帶《宣示表》過江，為東晉書法保留了重要的典範作品，對東晉書法發展有貢獻。王曠是王羲之的父親，宋陳思《書小史》評其「善行、隸書」。王廙是最為突出的書家，書畫雙絕，書法「謹傳鍾法」（羊欣語），「畫為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僧王羲之《黃庭經》）

庾氏家族有庾翼、庾亮、庾冰、庾懌。庾翼的書名一度在王羲之之上，甚至因為與羲之爭勝而有「家雞野鶩」之語，直到後來看見羲之寫給其兄庾亮的草書信札，才信服王羲之可追張芝。張懷瓘《書斷》云：「庾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善草、隸書，名亞右軍。」

謝氏家族有謝安、謝尚、謝萬。謝安，字安石，年四十齣仕，為一代治國重臣，名聲亦自不菲。王僧虔《論書》曰「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為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他與王獻之之間關於羲、獻孰勝的討論在書法史上尤有影響。

郗氏家族也出現了幾位有影響的人物，如郗愔、郗曇，王羲之早年書法不及郗愔（虞龢《論書表》）。郗家書法，以郗愔為最。他的思想以道為主，致力於玄學、書法、優遊。善於章草，代表作《至慶帖》。

衛氏家族自西晉以來就人才輩出，至此雖然稍殺，也非無人，最重要的人物是衛夫人鑠，為汝陰太守李矩妻，她「規矩鍾公」（張懷瓘語），繼承鍾繇書風，是王羲之的啟蒙老師，對於書聖的成長有重要的作用。

桓氏家族桓溫、桓玄等人，亦都擅長書法；其他家族如太原王等，也出現了一些書法人才。

這些家族都是當時的上層貴族，有著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也能夠接受高層次的教育，因而對於書法來講，是一支高素質的隊伍。他們的積極介入，迅速地提升了書法的社會地位，當北朝還把書法視作傭僕之役時，書法在他們的眼裡已經是一種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展示他們獨特的胸襟，寄寓他們的喜怒哀樂，傳達他們對於人生自然社會的種種感悟。這種態度，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是有著積極的促進意義的，由此開始，書法真正成為中國文人的一種不能須臾或忘的精神活動。

東晉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造就了這些貴族人物的獨特情懷。身居廟堂時，他們也會像傳統知識分子一樣，心憂天下。但其他許多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在他們的生活中已經失去了權威，因而當回到個人的生活中來時，他們崇尚玄談，寄興高遠，飲酒服藥，悠遊山水之間，縱情享受人生，他們的精神，體現為不拘不執、瀟然放曠、縱意自適，雖然其中也許隱藏著深深的絕望和痛苦。這種精神風貌，在他們的書法里得到了真實的顯現，後來人把這種藝術風貌的精華，概括地稱為「韻」，成為中國書法藝術美的一大典型，長期得到崇敬。

非世家大族非世家大族書法，按地域分，可以分為東晉和十六國；按載體說，可以分為石刻、墨跡兩類。

東晉繼續禁碑，正式碑刻極少，著名的《爨寶子碑》，出於雲南邊地，處於似楷似隸之間，是少數民族的一件傑作；在東晉統治的核心地區，目前所見主要是王謝墓誌，材質多為磚，或許不是非常正式的，如《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顏謙婦劉氏墓誌》、《王閩之墓誌》、《夏金虎墓誌》、《謝琰及妻王氏墓誌》等。這些作品與世家大族書法有很大的不同，方整樸拙，橫劃尾部還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圖，保持了較濃厚的隸書特點。王謝墓誌的出土及它們的這些特點，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從清代起就已經產生的關於《蘭亭》的真實性的懷疑，再次被提出，從而在本世紀中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蘭亭》論辯」，至今仍然沒有得出一致的意見。

十六國的碑刻則相對多一些，著名的有前秦《廣武將軍碑》、《鄭太尉祠碑》，後秦《呂憲墓表》，北涼《沮渠安周造象碑》等。字體大多在隸、楷之間，風格朴茂古拙。其中《廣武將軍碑》筆劃渾樸，結體生辣拙厚，尤其享有較高聲譽。

墨跡則主要是十六國地區作品，有：前涼《李柏文書》、前秦《譬喻經》、西涼《十誦比丘戒本經》、北涼《沮渠封戴贈官木表》、後梁《維摩經卷》、西涼《秀才對策文》和《妙法蓮花經》等。《李柏文書》最為引人注目，它同王羲之早年的《姨母帖》有許多相似之處，保存了行、楷的發展軌跡，對於考察文字的演變和書風的變化都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其他幾件作品，多介於隸、楷之間，也是文字演變的重要資料，同時由於隸、楷的結合極有特點，在書法領域裡也是別具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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