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良：清末大學畢業證印章探源

河南大學文物館珍藏著一件清宣統年間京師大學堂頒發給杜福堃的畢業證書，該證書保存完好，字跡依然十分清晰，泛黃的紙質訴說著其已歷百年的滄桑歲月，實為難得一見的文物珍品。

該畢業證書寬64厘米，高54厘米。文憑四周，分別印著兩條浮游雲際的龍形圖案，組成鑲邊，並有「京師大學堂」五字分嵌其間。證書內容大體可以分為四部分，自右始，首先印著一道慈禧「懿旨」，乃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頒布，開端用慈禧尊號全稱：「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全文800餘字，系手寫石印，其大體內容為：國家興賢育才，採取前代學制及東西各國成法創設各等學堂等，大意是不準學生「干預國家政治及離經叛道、聯盟糾眾、立會演說等事」以及對違禁者的懲處措施，還明確了「以聖教為宗，以藝能為輔，以禮法為範圍，以明倫愛國為實效」的辦學方針，賦予了府尹、督撫、提學使乃至學校教員、管理員的管理職責。最後規定：「此旨即著管學各衙門暨大小各學堂一體恭錄，一通懸掛堂上，凡各學堂畢業生文憑，均將此旨刊錄於前，俾昭法守。」可以看出，晚清王朝迫於形勢，欲利用改良主義的教育手段，以挽救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的迫切願望。聖旨左側是一則關於頒發該畢業文憑的情況說明，原文如下：京師大學堂為給發文憑事照得本學堂師範科學生三年畢業經本學堂按照所習學科分科考試並將歷期歷年考試分數與畢業考試分數平均核算今考得第三類學生杜福堃年二十歲系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總平均分數在七十分以上相應給發畢業文憑。再向左，證書上詳細列出了該畢業生在校期間所修學科名稱（包括人倫道德、經學、中國史、心理、圖畫、算學、物理、化學、教育、體操等）、分數，以及各科的教員（林紓、法貴慶次郎、饒橿齡、錢葆青、服部宇之吉、高橋勇、氏家謙曹、西村熊二、臺樹仁等），並統計了六學期的總分數及平均分，其末給出了「總平均分七十九分三厘八」的終評成績。最左側是落款部分，有時任總監督劉廷琛的簽名，其後註明「右給師範科學生杜」，頒發日期為「宣統元年月日」，其上蓋有漢滿文對照的「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關防」紅色印鑒。

至於該畢業文憑的獲得者杜福堃，歷史文獻中系統的記載資料十分稀少且零散，筆者經過多方查閱與收集，如果不是同名同姓，則杜福堃的簡單履歷如下：自1916年起，先後擔任過江蘇省第一商品陳列所所長、川沙縣知事、江蘇省第五場場長、南匯縣知事、江陰縣知事、江浦縣知事等職，1924年以甲等第二名的考試成績入職江蘇省政治研究所。民國二十一年（1932）十月，北京清秘閣南京分店初版由杜福堃和陳迺勛合纂的南京方誌《新京備乘》（三卷本，全一冊），對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的南京史地頗具參考價值。

不過，該畢業證書還同時驗證了一段有趣的史實。

證書的右上角有一豎行紅色小字，經仔細辨認，是為一處「中央學會事務所驗訖」的印章。那麼，為什麼一張京師大學堂的畢業文憑需要如此驗證？

原來，1912年8月10日，袁世凱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其第二條規定，參議院議員由省議會各選出10名，另有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中央學會8名、華僑6名。同日公布的《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五章為「中央學會」，規定中央學會參議員名額（8名），選舉人以中央學會會員充之，但被選舉人不以該會會員為限。可見，民國之初，袁世凱為了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尤其是知識階層的支持，煞費苦心地特別重視中央學會的設立。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凱政府進一步公布十八條的《中央學會法》，其中第一條規定：「中央學會直隸於教育總長，以研究學術、增進文化為目的。」而關於會員資格，該法規定，由國內外大學或高等專門學校三年以上畢業者之間互選。從《中央學會法》可以看出，中央學會在當時是直屬教育部的學術機構，其主要任務是進行科學研究，推進學術及文化發展，其性質類似於近代國家的科學研究院，但是因為其對於入會者要求並不高，況且作為學會普通會員僅是兼職，而非專職研究人員，故無薪酬，這又與民間普通學術團體類似。到1913年3月19日，袁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中央學會互選細則》，規定了互選事宜的有關程序、手續、方法等，諸如：「中央學會會員之互選由中央及各省舉行之。」「在國內外大學或高等專門學校三年以上畢業者應於互選日期布告後20日以內呈驗畢業證書」，「住居北京者送教育部審查，住居各省者送該省教育司審查，合格者列入互選人民冊」，互選時用教育部（在京者）及教育司（在各省者）發給的投票紙以記名方式投票，互選後的投票紙須呈送教育部，由教育部匯總票數，「凡得票五十票以上者為當選」。當選後由教育總長給與當選證書。等等。同日，教育部發布第14號布告，「茲定於四月二十二日為中央及各省舉行中央學會第一屆互選日期。」從此，互選開始了有步驟的準備工作。與此同時，教育部擬定了選舉手續四則，如在教育部設立選舉事務所、住北京者文憑交教育部審查、外省者呈各省教育司轉達教育部等。3月23日教育部發布《中央學會選舉事務所通告》，規定從3月25日至4月21日為收驗文憑之期，合格選舉人員可於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攜帶畢業憑證到選舉事務所呈驗。此通告又在《政府公報》4月1日至4月4日以廣告的形式連續刊登。杜福堃宣統元年（1909）從京師大學堂師範科畢業，自然符合入會要求，當時他也獲悉了中央學會選舉事務所發出的驗證通告，於是在1913年3月25日至4月21日之間的某一天攜帶自己的文憑前往驗證，並經核驗合格，所以才在其畢業證書上留下了至今仍清晰可辨的「中央學會事務所驗訖」印記。

中央學會在當時是為促進學術、發展教育而設，於國於民本是一件極好的事，但因互選資格的激烈爭吵、教育總長陳振先的失當行為、以及諸多客觀現實原因，致使在學界竟釀成了轟動一時的風波，並最終使中央學會胎死腹中，也因而，杜福堃的文憑核驗、入會互選自是無果而終。

儘管如此，這張保存完好的清代大學畢業文憑無疑見證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同時又以其獨有的印記承載著中國學術近代化的蹣跚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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