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智囊：中國奇蹟是怎麼發生的？

文史 10-06

「目前還處於低收入的這些國家只要思路對了，出路就來了。第一，經濟發展每個階段必須去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第二，政府必須扮演積極的因勢利導角色，任何政府可用資源有限，任何政府執行能力有限，集中力量辦大事，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2016年6月5日，北大國發院創始人、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在「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南南合作主題論壇」上演講時作出上述表述。

林毅夫認為，中國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資普遍要800到1000美元，勞動密集型產業必然失掉比較優勢，一定會往外轉。由於中國規模這麼大，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很多國家都可以受益。相信每個南方國家都可以跟中國一樣，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長，從低收入進駐到中等收入甚至進駐到高收入國家。

文︱

北大國發院創始人、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

整理

︱搜狐財經思想庫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搜狐

財經」（ID：sohucaijing2013），作者觀點不代表世界歷史觀點

林毅夫演講要點如下——

1、建國之後、1978年以前，中國發展戰略是「10年超英，15年趕美」，馬上想去發展、擁有跟發達國家同樣的產業、同樣的技術。那些產業、那些技術都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最先進的技術，是發達國家國防安全的基礎，他們會讓那些產業無條件地轉移給中國嗎？這些都是資本非常密集、規模非常大的產業，五十年代中國經濟極端貧困的，資本極端短缺，在這些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經濟發展就非常停滯、效果非常差。

2、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開始利用勞動力多的比較優勢去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形成競爭優勢，中國的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有很大的競爭力，佔領很大市場，獲利能力非常高。資本開始積累，積累資本以後產業就要升級，在產業升級時，同樣是按照中國的比較優勢，從極端勞動力密集型的簡單加工逐漸變成技術跟資本相對密集的加工產業。

3、為什麼同樣是轉型，中國穩定快速，其他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普遍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主要是轉型戰略不一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始轉型的時候，形成的共識是政府干預造成各種扭曲，把經濟發展好就要跟發達國家一樣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要轉型，必須把所有的扭曲、干預一次性取消掉，用休克療法解決經濟問題。

4、按照休克療法導致原來發展起來的產業全部都垮台，而那些產業在很多國家是僱傭的20%、30%，甚至40%的工人，都集中在城市裡，他們全部都垮台，馬上有大量的城市人都失業，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任何當權的政府碰到這種情形，除非他願意自動下台，不然就只好表面上取消保護補貼，背地裡又引進各種保護補貼。

5、這些產業都是所謂先進的產業，跟國防安全有關，如果放棄這些產業那這個國家就沒有國防安全了。比如俄羅斯，今天它之所以在世界上稱為八強之一，就是八大壟斷集團的國防產業還在，所以從國防安全形度來看，必須繼續給它保護補貼。

6、如果一定要給它保護補貼，國有時給的保護補貼實際上是比在私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要少。因為國有廠長、經理是國家僱員，要了保護補貼以後，不能把保護補貼變成他自己的收入，頂多就是多吃一點，多佔點抓到以後還可以變成腐敗，甚至抓去槍斃。

7、私有化以後，私有老闆會跟國家說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跟國家要保護補貼，要得越多放在口袋的越多。現在有大量的實踐經驗證明，蘇聯、東歐跟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大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不管是穩定就業的原因還是國防安全的原因，如果不能讓那些企業倒閉，實際上給的保護補貼比原來還多，結果是效率更差了，危機就不斷。

8、中國為何能維持穩定跟快速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按照教科書，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開始轉型的時候國有企業在工業部門所佔的比重超過75%，如果不給保護補貼它就活不了，那中國人就還是老辦法，繼續給轉型企業保護補貼，維持穩定，繼續國有，控制它腐敗貪污的範圍。同時，放開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有很多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符合中國比較優勢，過去是被抑制不準進入的產業，1979年以後，這些產業開始開放。

9、目前還處於低收入的這些國家只要思路對了，出路就來了。第一，經濟發展每個階段必須去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第二，政府必須扮演積極的因勢利導角色，任何政府可用資源有限，任何政府執行能力有限，集中力量辦大事，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中國這方面非常務實的，把有限的資源優先，把特定的領域，比如經濟特區或者是工業園區的基礎設施搞好，能夠馬上創造新的增長點、創造就業、創造出口，實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我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到非洲國家找最貧窮的內陸國家之一衣索比亞做實踐，設立加工出口區，選定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皮革加工業、製鞋產業等。2011年跟衣索比亞的前總理談，2011年8月他到中國來招商引資，10月東莞一個老闆就率領代表團到埃塞去訪問，計算工資成本比中國低多了，決定投資，當場僱傭8000多個人工人送回國內培訓3個月，2012年1月份開始投資生產，3月份產品出口，5月份這家企業就變成埃塞最大的皮革出口企業，到了年底，僱傭的人到2000個，這家企業讓埃塞的皮革出口翻了一半還多。

11、2012年之前，從來沒有人覺得埃塞可以變成現在的製造業之地進入到世界市場，這家公司成功以後，改變了其他在尋找低工資國家投資的企業，覺得埃塞是可以的。2012年是一家企業來到埃塞，到2013年就有22家企業來了。其他非洲國家也跟著要學習，盧安達的總統來找我們，也想發展同樣的經濟，用同樣的辦法，在盧安達首都一年間就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成衣產品出口廠，思路對了，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出路的。

12、中國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資普遍要800到1000美元，勞動密集型產業必然失掉比較優勢，一定會往外轉。由於中國規模這麼大，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很多國家都可以受益。相信每個南方國家都可以跟中國一樣，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長，從低收入進駐到中等收入甚至進駐到高收入國家。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全文：

中國的崛起和南南合作，中國在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之前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家，而且是在貧窮陷阱當中度過的一兩個世紀。

從統計數字來看，1978年底的時候，中國有81%的人口住在農村，有78%的人是處於世界上工人的一天1.25美元的貧困線之下，當時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還要低，當時中國還是一個非常內向型的國家，出口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7%，進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8%，兩項加起來只有9.5%。也就是90%以上的中國經濟跟世界經濟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像其他貧窮的國家，中國當時出口的產品主要是第一產業，礦產品、農產品或者農產品加工品。這幾項佔中國出口的75%，這可以講說，跟今天典型的貧窮的南方國家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從1978年底以後，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奇蹟的變化，國內生產總值連續36年，從1979年到2005天，每年的增長速度是9.7%。對外出口貿易每年增長的速度是16.4%，到去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7960美元，變成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

由於這樣的快速增長，在過去30多年當中，有6.8億人擺脫貧困，可以講對世界減貧的努力做出了巨大貢獻，要不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這6億多貧困人口，那麼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那麼多國際發展機構想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如果把中國這6億多減少貧困的人員排除掉，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

我想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有機會成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第一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

除了對減少貧困做出貢獻，由於中國的經濟規模非常大，在2009年的時候，中國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的時候超過德國，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超過美國，變成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是包含出口跟進口。

那麼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2014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麼在我今天的報告當中我想跟各位共同討論幾個問題：

第一個：為什麼從1978年低以後，中國經濟可以從過去幾個世界貧困、停滯變成這麼快速的一個發展的奇蹟，為什麼有可能。

第二個：為什麼在1978年以前，中國同樣是這塊土地，同樣是這些人，他們的經濟增長為什麼跟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長期是停止的，長期處在貧困陷阱之內。

當然大家會說，這是由於中國在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可我們知道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改革開放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議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開放的，其實所有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不管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南洋，整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都在改革開放，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屬於我前面講的穩定和持續快速發展，但是不管是社會主義的還是非社會主義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它們的經濟是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它們的平均增長率是比在改革開放之前低，他們發生危機的頻率是比改革開放之前高，為什麼它們取得這麼樣不同的成績。

第三個：其他南方國家，包括在非洲、南洋、拉丁美洲國家，有沒有可能像中國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取得同樣的經濟的快速發展，最後中國的快速崛起到底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什麼意義，帶來了什麼機會。

這是我想跟各位共同討論的問題。

首先來講為什麼從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能夠取得連續36年的經濟的高速增長，它的道理是什麼？我們當然知道經濟增長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水平，而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斷提高，則是勞動生產力的水平必須不斷提高，那麼怎麼樣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我想這個答案大家都很清楚，比起在現有的產業，它的技術不斷創新，每個勞動者在這個產業裡面，能夠生產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高，能賣的錢越來越多，這是一個途徑。

另外一個途徑，就是必須有不斷湧現的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那麼能夠把勞動力、把資本、把自然資源從現有的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重新配置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

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果變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那麼這一個經濟發展的本質，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它要有長期持續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生活的改善，都必須靠這個機制，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

但是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一個很大差異，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它們的人均收入、它們的人均GDP一直都是在全世界最高的水平，這代表他們的勞動生產力從工業革命以後，一直都是在全世界最高的水平，它的含義就是，它們的技術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技術，它們所在的產業的附加價值，一直都是全世界附加價值最高的產業。

那麼在這種狀況下，他們要繼續創新，他們必須自己發明，他們要產業升級也

同樣必須自己發明，我們知道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也非常大，從經驗數字來講，發達國家從19世紀末到現在100多年的時間裡，它靠自己發明技術、自己發明新的產業這麼一個創新機制、產業升級機制，他們取得的成績是每年平均起來3%的增長速度。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經濟持續發展，同樣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但是它現在的收入水平低，代表現在勞動生產力水平低、代表現在所用的技術水平低、代表它現在所在的行業的附加值的水平低。我們知道從經濟學或者管理學上來講，技術創新所講的無非是在生產的時候所用的技術比現在使用的技術好，但是它不見得是必須新發明的技術，有技術過去的技術沒有用，但是比你現在的技術好，拿來用就是技術創新。

那麼由於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那就給發展中國家的可能性，把一些發達國家已經發明出來的成熟技術拿來用。

產業升級也是一樣，只要你在下一次生產的進入的產業的附加價值，比你現在的產業的附加價值高，那就是產業升級，那麼有發展中國家它現在的產業跟發達國家屬於世界前沿的產業有很大的差距，你只要把發達國家已經用過的或者是比你收入高的國家已經用過的產業，已經生產的產業，那些產業是成熟的產業，而且是有市場的產業，引進來，它的附加價值比你高，那就是產業升級。

這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跟產業差距來作為它的技術創新的來源跟產業升級的來源，那麼它技術創新跟產業升級的成本跟風險可以比發達國家低非常多，如果低得非常多，它的速度就可以快得非常多，那在經濟學上，這叫做後發優勢。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這個機制，它技術創新的速度、產業升級的速度跟風險可以比發達國家低，因此它經濟發展的速度應該會比發達國家高，高多少是一個經驗數字。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懂得利用這個跟發達國家的技術跟產業差距得益於後發優勢的機會，去加速它們的經濟的發展，取得了7%或者是更高，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2倍或者是更多。

持續25年或者更長時間的發展，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後，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所以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其實是極端簡單的，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能夠發展這麼快，是因為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懂得去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跟產業差距來加速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且我想這是我們共同的經驗，你說過去這30多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真的是非常快，但是你能想出有多少新技術是中國發明的？有哪個產業是中國發明的？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是我想在座的每個人大概要花很長的時間才可能找到一個。

所以第一個答案很簡單，後發優勢。

那麼如果後發優勢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這又變成一個謎語了，因為後發優勢就是跟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不是從1979年、1978年開始出現，這是從工業革命以後，中國的技術、中國的產業一直是落後於發達國家，為什麼只有一直到1978年年底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才開始去利用這個後發優勢，來加速中國經濟的增長，而過去後發優勢就在那個地方，為什麼中國跟其他南方國家一樣是停滯的、是經濟不發展的、是貧困的。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主動放棄去利用後發優勢，因為我們知道，在1949年之前，當然是由於各種動亂不可能發展經濟，1949年以後社會主義建國，那麼從1949年以後，當時中國的目標是希望中國很快地能夠跟其他發達國家平起平坐，所以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號天安門廣場講的是「中國人站起來了」。

如果中國人要站起來，它的前提條件是什麼？應該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而且中國的國防實力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強。怎麼樣才能構成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中國的人均勞動生產力水平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高？怎麼樣才能讓勞動生產力的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當時的想法就是必須去採用跟發達國家產業一樣的技術，因為它有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一樣高的收入水平。

如果你要跟發達國家國防實力一樣強，你必須跟它一樣能夠生產飛機、能夠生產大炮、能夠生產航空母艦，飛機、大炮、航空母艦是什麼產業產的？都是當時西方國家的技術很密集、規模非常大的、資本使用量非常多的重工業。

所以從1952年中國革命建國，開始社會穩定，開始發展經濟以後，中國當時所追求的發展戰略就是所謂的「10年超英，15年趕美」，也就是說我們馬上想去發展、擁有跟發達國家同樣的產業、同樣的技術。我想這個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些產業、那些技術都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最先進的技術，而且那些產業、技術是發達國家國防安全的基礎，它會讓那些產業無條件地轉移給你嗎？那是不可能的，你就必須自己去發明那些技術、那些產業，那不就放棄了所謂後發優勢的這個可能性。

不僅是放棄了後發優勢的可能，而且那些產業都是資本非常密集、規模非常大，但是在五十年代的時候，中國是一個極端貧困的經濟，資本是極端短缺的，那麼在那些產業上面，中國是沒有比較優勢的，那是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

那麼在一個不符合比較優勢的情況下去發展，你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些產業當中的企業是沒有自己生存的能力的，因為在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資本的價格必然高，但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資本的成本，在那種狀況之下，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這些產業當中的企業成本必然比發達國家高，在開放經濟的市場裡面，必然沒辦法生存。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也該把這些產業建立起來，那就必須靠政府自然資源投資到這個產業，而且投資到這個產業以後，即使你能把這個產業建立起來，它的經營成本還是比發達國家高，所以你還要繼續給它保護補貼，政府保護補貼，尤其是大規模的保護補貼的方式所能做的就是用對市場各種價格，資金的價格、原材料的價格等進行扭曲的方式。

有了這些扭曲以後所造成的必然是自然的重組配置，當然效率就非常低，即使後發優勢在那個地方你不用，然後你去發展的產業跟發達國家比較起來沒有競爭力，因此當然經濟發展就非常停滯、效果非常低。

中國只有到1978年底的開始改革開放以後，在中國才開始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勞動力多的比較優勢去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這種產業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它就能夠形成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以後，中國的產品就在國內市場、國際市場有很大的競爭力，佔領了很大市場，而且獲利能力非常高。

有了獲利能力以後，資本開始積累，積累資本以後產業就要升級，然後在產業升級的時候，同樣是

按照中國的比較優勢，從極端勞動力密集型的簡單加工逐漸變成技術跟資本相對比較密集的加工，那這個過程當中，由於你進入的產業都是成熟的產業，所以中國可以利用後發優勢。

我想改革前跟改革後最大的差異就是這種發展戰略的轉變。

那麼像這些發展跟發達國家相同的產業的願望，可以講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發展中國家共同的發展戰略，因為我們知道，自從工業革命發生以後，世界上就分成兩類國家：

第一類：北方國家，殖民國家。

第二類：南方國家，被殖民的國家。

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們知道民主主義風起雲湧，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它們又紛紛擺脫了殖民統治，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那麼可是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同樣它們都想趕上發達國家，那麼當時認識是說，如果你要趕上發達國家，你收入水平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高，你要趕上發達國家，你的國防實力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強。

所以中國才有了10年超英、15年趕美的戰略，其實不管社會主義國家還是非社會主義國家，在它們革命建國以後，或者是擺脫殖民統，開始追求它們國家自己的經濟發展的現代化道路以後，是共同採取的。有的叫重工業戰略，有的叫進口地帶戰略，中國發展的戰略當然很清楚，就是要直接發展資本密集的先進重工業。發展中國家它們原來的出口基本上是農產品、礦產品，它們進口工業化產品，它們現在想自己去發展先進的工業化製造業，然後減少進口，替代國外的進口產品。

那麼這個戰略同樣都是違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都必須在政府對市場的強烈的干預下，對這些要優先發展的產業給予各種補貼才能夠建立起來，補貼必然都是形成各種扭曲，導致的結果跟中國一樣，資源的配置效率都非常差，然後有很多激勵機制的問題，同樣它們都放棄了利用後發優勢的機會。

那麼這種方式帶來的經濟發展的績效非常差，然後在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其他社會主義也改革開放了，那麼拉丁美洲國家、非洲、南洋國家，同樣是在國際發展架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助下開始進行它們的經濟的轉型。

但是它們經濟轉型的結果就是我剛剛講的，現在發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從原來政府引導干預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它們的平均增長率是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政府強烈干預時候的增長率還低。

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還高，為什麼同樣是轉型，中國是穩定快速的發展，而且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是唯一沒有發生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而其他轉型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的還是非社會主義的轉型國家，它們普遍遭遇到的是經濟的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還高，那道理是什麼？要解決的問題的根源是一樣的，為什麼效果不一樣？

我想主要是轉型的戰略不一樣。

我們知道，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始轉型的時候，那麼當時怎麼樣從這個政府引導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理論是所謂新社會主義所形成的共識，那麼這個共識的內容就是發展中國家，它們想說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得不好，這是因為有太多政府的干預造成各種扭曲，造成資源配置失誤，造成各種激勵機制受到扭曲，社會經濟發展不好。

然後怎麼樣才能把經濟發展好？那就要跟發達國家一樣，必須有完善的市場制度，所以就必須有所謂的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那麼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是這套思想。

那麼當時的看法是說，如果你要轉型的話，你必須把所有的扭曲、所有的干預一次性的取消掉，你才能夠順利過渡到一個跟發達國家一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當時的看法是說，如果你在轉型過程當中不是一次性地取消掉，保留一些扭曲、放開一些市場，那是最糟糕的，比計劃經濟還糟糕的。既然那種方式是比計劃經濟還糟，所以在這些國家機構的幫助下，所有發展中國家進行所謂的結構調整，那用休克療法的方式來解決它們的經濟問題。

這種方式在理論模型上看起來好像很清楚，只要政府干預一定有資源配置，一定有損失，只要政府干預，激勵一件事到扭曲，一定有損失。所以要把這些干預全部取消掉。但是你的模型忘了一點是什麼？原來的扭曲的存在是有目的的，那些扭曲是過去優先發展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沒有這些保護補貼它們全部都要垮的。所以如果你要按照休克療法去執行的話，導致的結果是什麼？你想把所有的扭曲都取消掉的話，原來發展起來那些產業全部都垮台，而那些產業在很多國家是僱傭的20%、30%，甚至40%的工人，而且都集中在城市裡，如果你把那些補貼都取消的話，他們全部都垮台，馬上有大量的城市裡面的人都失業，那就是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任何當權的政府碰到這種情形，除非他願意自動下台，不然的話他就只好表面上取消了保護補貼，背地裡又引進了各種保護補貼，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方面，這些產業都是所謂先進的產業，都是跟國防安全有關，如果你引起這些產業垮台的話，那這個國家就沒有國防安全了。那你比如說像俄羅斯，今天它之所以還可以在世界上稱為八強之一，就是它有那些所謂八大壟斷集團的國防產業在那裡，所以從國防安全形度來看的話，也必須繼續給它保護補貼。

而且實際上，如果你一定要給它保護補貼，那麼在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實際上是比在私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還要少，因為國有的話，廠長、經理是國家僱員，固然可以講說沒有保護補貼我活不了，所以跟國家要保護補貼，但是要了保護補貼以後，它不能把那些保護補貼變成他自己的收入，頂多就是多吃一點，那佔得多的話，抓到以後還可以變成腐敗，甚至去抓去槍斃。

但是如果是私有化以後，從來沒有老闆補貼國家的，他通常會跟國家講說沒有保護補貼我活不了，然後跟國家要保護補貼，要得越多放在口袋裡面的越多，這是天經地義的。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學習的時候，老師就給他講這個道理，當然那個時候大家不太相信，那只是理論的推斷，但是現在有大量的實踐經驗證明，蘇聯、東歐跟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大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如果你不能讓那些企業倒閉，不管是設備穩定就業的原因還是國防安全的原因，實際上給的保護補貼比原來還多，那這樣導致的結果當然效率就更差了。經濟開始在轉型的時候崩潰，然後現在各種更沒有效率的保護補貼進來了，效率就非常低，那麼危機就不斷。

那中國為什麼要解決同樣的問題，卻是能夠維持穩定跟快速發展的呢？因為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按照教科書的，是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那麼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開始轉型的時候有大量的國有企業，當時國有企業在工業部門所佔的比重超過75%，但是我們知道那些國有企業，如果你不給它保護補貼它就活不了，那中國人就還是老辦法，繼續給你轉型企業保護補貼，維持穩定，繼續國有，然後可以控制它腐敗貪污的範圍。

另外，放開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原來有很多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是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那過去這是被抑制的不準進入的產業，然後在1979年以後，這些產業開始開放，那麼這些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但是你符合比較優勢，只能讓你生產成本低，那如果在國際上要競爭的話，你總成本必須低，總成本必須低的話，交易成本也必須降低，那麼交易成本是跟金融基礎設施和企業經營環境有關的，中國作為一個轉型國家，當時基礎設施非常差，當時的經商環境非常差，怎麼來解決這些問題？

就按照毛主席所講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我有限的資源改善基礎設施，那我先設立一個經濟特區，我設立一個加工出口區還有工業園，在工業園、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里的基礎設施搞好，我整個的治理環境很差，但是我在工業裡面實行一站式服務，那這樣的話負作用就減少了。

開始的時候，中國生產的這些勞動密集型的產品，質量非常差，外國買家沒信心，也進入不到國際渠道，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把東洋那些原來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使得他們的工資上漲，他們是佔比較優勢，中國用積極招商引資的方式把他們引到中國大陸來，當他們到中國大陸來以後，他們就帶來了技術、帶來了管理、帶來了國際渠道，以及國際買家對他們的信心。

那麼靠這樣的方法，中國很快地把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起來了，那麼他們發展起來以後，積累了資本中國才逐步地產業升級。

而且這種快速發展，積累的資本越來越多，中國在逐漸從一個資本極端短缺的經濟逐漸變成一個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的經濟，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重工業現在逐漸地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了。那既然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有自生能力。

過去在國防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時候，給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沒有它們活不了，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再給它補貼的話是錦上添花了，所以在逐步地深入改革。我想這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用這種務實的、漸進的雙軌制的方式，所以中國才有辦法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

從這樣的分析來講，其他南南合作的國家，目前還處於低收入的這些國家，有沒有機會像中國改革開放這30多年取得的快速發展，我的答案是非常肯定，只要思路對了，出路就來了。

這個思路就是，首先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必須去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因為只有符合比較優勢，才能形成競爭優勢，那如果發展中國家你開始就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必然是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這種技術都是成熟的技術，都已經有專利保護的技術，而且跟國防安全沒關的，所以你都能夠發揮後發優勢，把那些技術、產業引進來，以很低的成本、很低風險的方式把它引進來。

那這樣的話，就有辦法形成高速的增長，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一方面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同時政府必須扮演積極的因勢利導的角色，因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它必然基礎設施是差的，它必然治理環境是差的，經營環境是差的，但如果說你有無限多的資源，那你應該把所有基礎設施都搞好，把各種治理環境都搞好，但不幸的是，任何政府可以用的資源是有限的，任何政府的執行能力也是有限的，即使有國際發展發展機構，像世界銀行等等這些機構的援助，但是相對一個發展中國家，改善它基礎設施的需要，這些資源都是滄海一粟，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毛主席還是有效的，說集中力量辦大事，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這個就跟國際發展理論非常不一樣，國際發展理論說，如果你要發展基礎設施，你必須全部的基礎設施同等完善，如果你要改善治理環境，你也必須全部同時完善，但是政府的執行能力有限。

而且很多所謂治理環境的扭曲，實際上是跟保護過去不符合比較優勢產業的必要，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的這種非常務實的，把有限的資源優先，把特定的領域，比如經濟特區或者是工業園區，或者是加工出口區的基礎設施搞好，在加工出口區、在經濟特區裡面把它治理環境搞好，做一些所謂的一站式的服務，那麼在這種狀況下，即使全國的治理環境是差的，全國的基礎設施是差的，你也能夠馬上讓經濟快速發展起來。

我想在這一點上，中國是很標準的，如果按照世界銀的doingbusinessudicater，中國即使到今天，在全世界180個國家當中，還排在後半部，還算是很差的。如果你看世界銀行的跨國投資指標，中國被認為是全世界最糟的，但是中國怎麼能夠吸引那麼多外國資本進來，中國怎麼能夠那麼快速地發展經濟，最主要的原因是實事求是，我就有力量辦那麼多事情，我就先把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搞好，然後我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的基礎設施是一流的，我的治理環境也是一流的，即使我全國的環境不太好。那麼這樣子就馬上能夠取得成功，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創造出口，能夠像滾雪球那樣的創造更多的資源，然後逐漸地把其他地方都改善過來。

我想如果其他南方國家能夠參考借鑒這種方式，那麼其他南方國家也可以在當前全國基礎設施非常差、當前全國治理環境非常差的情況下，馬上創造新的增長點、創造就業、創造出口，實現中國人所講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我開始去倡導這種觀點，但是只有觀念不能說服人，所以我就到非洲國家找一個最貧窮的內陸國家之一，去衣索比亞做實踐，就是說按照中國設立加工出口區，加工出口區裡面的事情做好，然後而且需要選定那些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然後你的產品要進入國際市場，國際買家沒信心，最好的方式是招商引資，把現有的，在世界價值鏈裡面生產的這些企業招引過來。

那麼我很高興，2011年跟衣索比亞的前總理來談這個觀點，然後他跟中國領導人一樣，一聽就明白了，而且是一個行動主義者，所以我2011年3月份跟他講這個概念，然後他8月份的時候到中國來招商引資，然後它符合比較優勢的是它的皮革加工業、它的製鞋產業。

然後在2011年的時候，中國製鞋產業僱傭是1900萬人，它去僱傭8000個人，這是一個極端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它的公司只有中國的1/10，從比較優勢來講，它一定有比較優勢，但是當時中國1900萬人它就只有8000人，為什麼有這個差異？因為它的交易成本太高，因為國際買家對它的產品沒有信心，所以就參考借鑒中國的方式，8月份到中國來招商引資，10月份東莞一個老闆就率領一個代表團到埃塞去訪問，看了以後一算工資成本比中國低多了，然後決定在那邊投資。

然後10月份去訪問的時候，當場馬上僱傭8000多個人工人送回國內培訓3個月，2012年1月份就開始投資生產，在工業園區生產兩條生產線，僱傭600個人，然後3月份產品就出口，5月份這家企業就變成埃塞最大的皮革出口企業，到了年底，僱傭的人就從600個人增加到2000個人，這家企業就讓埃塞的皮革出口翻了一半還多。

到了第二年僱傭4000個人，那麼這個在非洲從來不認為是可能的，因為它的基礎設施太差，因為它的治理環境差，因為它是內陸國家，過去都認為不可能作為世界加工業的製造基地。

那重要的還不是這家公司的成功，這家公司所帶來的星火燎原的效果，在2012年之前，從來沒有人覺得埃塞可以變成現在的製造業之地進入到世界市場，那麼由這家公司成功以後，改變了其他在尋找低工資國家投資的企業，就覺得埃塞是可以的。

所以2012年是一家，到2013年就有22家企業來了，然後國際買家過去從來不相信這麼一個內陸國家，可以生產質量穩定的，可以按時交貨的這種產品。那麼這家企業成功以後，現在很多國際買家都在埃塞設立採購處。

然後埃塞的成功，其他非洲國家也跟著要學習，所以盧安達的總統就來找我們說，我們也想發展同樣的經濟，用同樣的辦法同樣在盧安達的首都一年之間就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成衣產品出口，現在僱傭的人也超過了1000個，這個在非洲過去都是認為不可能的。這個在其他南方國家，過去都是認為不可能的。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中國人講的思路決定出路，思路對了，那麼我相信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出路的。

那麼這樣講起來就是說中國的快速發展，給南南合作帶來了什麼東西，我覺得大家談得比較多的，一個是說中國現在變成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跟其他中等收入國家一樣，達到這個發展階段，中國的資本開始要往外走，中國是這麼大的國家，所以資本往外走的量是非常大的，現在中國每年給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的資金是1000多億美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資本來源國，而且我想這個還是一種上升趨勢，尤其隨著我們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那麼這些所有的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中國的資金會大量流出，那麼發展中國家普遍是資金短缺的，我想這個大家已經談得非常多了，也是我們今天會議的主題。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是，中國可能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結果轉型的機會，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少數幾個發展成功，從低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它們都有一個特色，抓住了國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國際轉移的機遇，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工資上漲了，美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像成衣、紡織、簡單的電子加工是佔比較優勢的，那麼從五十年代，日本就是發展那種很傳統的，勞動力很密集的產業，抓住那個窗口機遇期，那麼日本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大量的出口，讓工資上漲了。

到六十年代日本失掉比較優勢了，這些產業開始要往國際轉移了，那麼亞洲是條小龍，包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它們抓住那個窗口機遇期，去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出口產業，讓他們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製造業，他們會變成新興市場經濟體，現在全面講是一條龍，全部都是高收入經濟體。

到了八十年代，他們的工資也都上漲了，他們失掉比較優勢了，然後正好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抓住那個窗口機遇期，讓中國勞動力密集加工業迅速發展，變成世界工廠，然後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製造業來，所以中國也發展成功。現在中國達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的亞洲是條小龍，一樣的工資上漲，中國即將失掉比較優勢。那中國有加工業，我們願意還是不願意，它必然都會往外轉移。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中國的量比前面講得大多了，日本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它的整個製造業僱傭的人是970萬人，韓國在八十年代整個製造業僱傭的人是230萬人，台灣150萬人、香港100萬人、新加坡50萬人，中國大陸現在在製造業僱傭的人是1.25億人，單單在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業就是8500萬人，這8500萬人，它必然涉及到中國工資上漲，中國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資普遍要要800到1000美元，這些產業必然失掉比較優勢，一定會往外轉。

我相信中國給其他南南合作的國家，除了資金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提供這個窗口機遇期，然後這個窗口機遇期，由於中國的規模這麼大，很多國家都可以受益。

但是，我覺得最終的貢獻還不是前面兩點，最重要的是思路，怎麼樣來發展經濟的思路、怎樣來務實地發展、務實地轉型的思路，如果能夠從這個思路當中結合當地的優質，我相信每個南方國家都可以跟中國一樣，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長，然後從低收入進駐到中等收入甚至進駐到高收入。

這是我們在推動南南合作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中國人講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們希望中國能夠發展起來，我們同樣希望其他南方國家也都能夠發展起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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