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底氣、地氣和銳氣

【文藝觀潮】

文學批評的底氣、地氣和銳氣

——重新認識批評家李長之的當代意義

作者：伍明春（單位：福建師範大學）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和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批評家李長之（1910—1978）的價值一直都未被充分認識。這是一位早慧的批評家，在25歲大學尚未畢業時就寫出《魯迅批判》一書。這部批評專著在當時的文學界產生很大影響，也曾得到魯迅先生本人的認可。此外，李長之還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後出版了《迎中國的文藝復興》《批評精神》《苦霧集》《夢雨集》等批評著作，涉及文藝批評的美學原則、批評家的文化身份、批評精神的內涵、批評和創作的關係等一系列重要命題，彰顯出文學批評的鮮明個性。在文學創作蓬勃發展而文學批評話語相對滯後的當下，對李長之文學批評進行文本重讀和價值重估，可以收穫多方面的理論啟示。

李長之曾經批評巴金的小說《憩園》「內容猶如它的筆調，太輕易，太流暢，有些滑過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沉，是含蓄。它讓讀者讀去，幾乎一無停留，一無鑽探，一無掩卷而思的崎嶇」。圖為2016年10月17日，紀念巴金《隨想錄》創作完成30周年圖片文獻展在上海圖書館舉辦。視覺中國/光明圖片

批評的底氣來自深厚學識

李長之十分重視批評家學識養成的意義。他在《論文藝批評家所需要之學識》一文中，曾把批評家應具備的學識概括為三種知識類型：基本知識、專門知識和輔助知識，並分別以「鞏固」「深入」和「廣博」作為這三類知識的標準，進而指出三者之間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關係，「三者缺一不可，有一方面不充分不可」。李長之對其中的「輔助知識」一項特意進行了詳細的解釋。他將之劃分為四類：一是生物學、心理學，二是歷史學，三是哲學，四是政治經濟學。由此可見，李長之對批評家學識的構想是跨學科的、全方位的。顯然，在李長之看來，這種完備的學識構成不僅是一般批評家要努力達到的一個高標準，也是任何優秀批評家需要借力的一種重要內涵支撐。他在《論偉大的批評家和文藝批評史》中寫道：「偉大的批評家的精神，在不盲從。他何以不盲從？這是學識幫助他，勇氣支持他，並且那為真理，為理性，為正義的種種責任主宰他，逼迫他。」在這裡，學識的作用被擺在各種要素中的首位，強調的意味不言而喻。

關於批評家學識的重要性，李長之不僅在理念上發出倡導，也在文學批評寫作中付諸實踐。縱觀李長之的文學批評，不難發現全面的學識結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換言之，深厚的學識造就了李長之文學批評十足的底氣。他具備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不僅對李白、韓愈、司馬遷、陶淵明等經典作家做過專門的論述，還對《詩經》《紅樓夢》《水滸傳》《長生殿》《琵琶記》《桃花扇》等古典文學名著有過深入的解讀，甚至專門討論過現存屈原作品的真偽問題。同時，李長之不僅寫有關於西方文學、文化的專門批評文章，而且在其他批評文章中，對西方理論家如康德、溫克爾曼、榮格、奧肯、勃蘭兌斯、托馬斯·曼、克羅齊等人的觀點，也往往能夠直接從原文中嫻熟自如地加以引用，使之化入文章的邏輯理路框架而不著痕迹。由此可見他的西學素養的紮實程度。正因為有了這種中西學養的融會貫通，李長之的文學批評話語既能大開大合，又能鞭辟入裡，顯露出一種大家的精神氣質。

反觀當下的文學批評界，不少批評家常常陷入兩個誤區：要麼拘囿於某一文類批評話語的狹隘空間而難以自拔，寫小說評論的視詩歌評論為畏途，寫詩歌評論的對小說評論感到無從下手，彼此畫地為牢；要麼因無力真正進入批評對象內部而只能遊離在批評對象之外，發一些不知所云的空論或謬論。二者的共同癥結就在於學識的淺薄導致批評底氣的闕如。李長之寫於1934年的《論目前中國批評界之淺妄》一文，對「冒牌的、貪便宜的、懶惰的、淺薄愚妄的批評家」發出厲聲警告，熱切呼喚「真正的、有學識的、有天才的、虛心而勤勉的、忠實而深刻的批評家」，至今依然振聾發聵。

批評家要到文學現場接地氣

早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李長之就十分關注當時文壇的各種新動向，並積极參与各種能夠和文學寫作現場發生緊密聯繫的實際工作。20世紀30年代，他先後擔任《文學季刊》編委、《清華周刊》文藝欄目主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副主編等報刊的編輯工作，還創辦了《文學評論》雙月刊。1944年3月，他又創辦了《書評副刊》，附在《時與潮文藝》雜誌之後出版。同時，他撰寫了大量書評文章，以犀利獨到的眼光和獨立自主的立場，評論當時新近出版的各類文學作品，涵蓋了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多種文類，其中包括卞之琳的《三秋草》、林庚的《夜》《春野與窗》、臧克家的《烙印》《泥土的歌》、田間的《給戰鬥者》等新詩作品，還有老舍的《離婚》《貓城記》、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巴金的《憩園》、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塔里的女人》、沙汀的《淘金記》等小說作品，以及郭沫若的《屈原》、吳祖光的《林沖夜奔》等戲劇作品，冰心的《關於女人》等散文作品。這些作品後來基本上都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李長之在當時就能發現它們並給予中肯的評價，體現出一位優秀批評家敏銳的藝術直覺和富有前瞻性的價值判斷。

當然，李長之的這些書評既不是他曾諷刺過的書店「小夥計」式的出版預告，也不是專為朋友捧場的虛假讚美之詞，而是充分體現了作者獨特審美趣味和獨立價值評判的文學批評。譬如，1944年，當時就在文壇富有名望的巴金出版了小說《憩園》，李長之切中肯綮地指出這部小說敘事藝術上的不足之處：「它的內容猶如它的筆調，太輕易，太流暢，有些滑過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沉，是含蓄。它讓讀者讀去，幾乎一無停留，一無鑽探，一無掩卷而思的崎嶇。再則他的小說中自我表現太多，多得使讀者厭倦，而達不到本來可能喚起共鳴的程度。」這樣的批評意見，顯然不是泛泛之論，而是真正觸及到文本內部藝術問題的專業意見。再如，對於茅盾代表作之一的《霜葉紅似二月花》，李長之有過這樣的評價：「這表現五四前夕的《霜葉紅似二月花》第一部，較之作者過去的《虹》，自然生動而不那樣沉悶了，較之《蝕》也更為深入，但卻遠不及《子夜》的堅實。」作者在這裡把作為個例的特定批評對象置於一種作家創作的整體性語境之中，通過一種橫向的比較與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學者和批評家的身份之外，李長之還是一位詩人和作家。他曾出版過兩部新詩集《夜宴》和《星的頌歌》，還發表了不少散文和童話作品。如此豐富的創作實踐，無疑也讓李長之得以比一般批評者更深刻地了解文學創作的藝術奧秘，也能真正走進文學現場內部，獲取第一手的鮮活信息。

銳氣和擔當是批評精神的兩翼

批評精神的建構是李長之文學批評著述的一個重要命題。在《論偉大的批評家和文藝批評史》中，他如此概括自己所理解的批評精神：「批評家的批評精神，在有所摧毀，有所探索，有所肯定，他抗戰著，也建立著。」摧毀、抗爭是批評活動「破」的一面，而探索、肯定是批評活動「立」的一面。「破」要求批評家具備足夠的銳氣，「立」要求批評家敢於擔當。二者相輔相成，構成批評精神的兩翼。

最能體現李長之作為一位批評家銳氣的作品，恐怕非《魯迅批判》莫屬。作者的這部早期批評作品結構完整、論述充分而又不失思想的鋒芒，全然沒有「少作」常見的幼稚病。這部著作遵循一種從外部問題到內部問題層層推進的邏輯理路，向讀者呈現了一個鮮活豐滿的魯迅形象。不過，李長之對魯迅文學作品的分析不是一味讚美，而是有褒有貶。不管是褒還是貶，都顯示了作者過人的文本解讀能力。譬如，在評價他所激賞的《孔乙己》和《風波》這兩篇小說時，李長之先後使用了「從容」一詞作為衡量小說藝術價值的指標：前者「就在簡單的和從容的筆底下，已經寫出令人覺得十分幽默，然而十分親切，又十分悲哀荒涼的光景」；後者「人物到了全出場的時候，作者對任何一個人物並不冷淡，確實使她或他，恰如其分地在那裡表現各自的性格……這末（么）綽有餘裕的筆墨，在不苟之外，所以我又說『以從容勝』」。這裡所說的「從容」，顯然是從敘事節奏的角度切入小說文本而得出的一種精準判斷。這個新穎的考察角度頗具啟發意義，在後來的研究者那裡可以找到某種呼應。

李長之還專門把批評家和理論家、學者、創作家等幾類人的身份區分開來，其目的在於強調文學批評獨立的價值追求和責任擔當。關於文學批評的價值追求，李長之如是說：「批評追求一種永久價值，它的對象是絕緣的，是獨立的，是絕對的。它所處理的對象，往往抗拒著文學史所加給的封條。」在李長之看來，面對同樣的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與文學史的線性敘述不同，文學批評試圖發掘其中的可能性意義，並提升為自身獨立的價值構成。而關於文學批評的擔當，李長之特別訴諸理性精神：「批評是從理性來的，理性高於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評家，大都無所顧忌，無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理性精神顯然是建構文學批評價值的根基所在，有了這個根基，價值追求才成為可能。

《光明日報》（ 2017年10月06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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