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李鴻章曾守望的美國夢，為的不是自己而是十萬華工

文 | 江隱龍

從《蒲安臣條約》到1882年美國華工法案，美國對華態度的變化的影響不僅在於外交，更在於文化。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也即是鴉片戰爭後的第八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薩卡拉門托東北發現了巨大金礦，由此吸引了全世界的探險家，這其中自然也包括華人。更何況，對於當時的華人來說，在家鄉求得生計的艱辛也未必便比遠渡重洋更為安全可靠。

美國對華人的吸引力來自於各個方面。從國家交往的角度來看，美國對清帝國最為尊重，《望廈條約》的相應條款與《蒲安臣條約》即是明證；從商業角度來看，美國礦藏豐富，是淘金者的樂園；從務工環境來看，美國的人道主義精神也遠遠優於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更何況，美國是「合眾國」，以反抗大英帝國的殖民為基礎而立國，這一切均讓這個遙遠而陌生的國家給華人以莫名的好感。

於是在19世紀中葉，「美國夢」也漸漸投射到了清朝文學領域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張維屏的長詩《金山篇》。張維屏詩中的美國幅員遼闊，沃野千里，物業豐富，黃金遍地……字裡行間有種浪漫主義與魔幻主義混合的特殊情懷：

「西北洋外波連天，自古從未通人煙。道光二十有七載，得其地者米利堅。加里波那是其地，不喇西亞名其山。厥地生人始裸體，自以樹葉遮其前。邇來得布大歡喜，以金易布群爭先。其山不知幾千里，其金不知幾萬千。彼氓蚩蚩貨棄地，有客采採金滿船……黃金雖多食物少，雞子一枚銀一錢。金夫貪金不憚遠，旅費每人將百元。」

作為官員與詩人，張維屏自然沒有親自出洋留華，去結識其詩中「以金易布」的美國人。但是《金山篇》中描繪的景象的確鼓舞了眾多意圖改變命運的華人——「美國夢」居然以這種怪誕的形式流行於遠隔大洋的清帝國，的確讓後人感到不可思議。不過，《金山篇》也不是一味地讚譽美國，其詩句同樣也描繪了「米利堅人既獲利，乃宅爾宅田爾田」的現象，只是張維屏未必知道，這種「宅爾宅田爾田」的惡性侵佔並不針對於歐洲諸國的移民，而是單單針對於華人。

在1882年美國華工法案通過後，華人連去美國被美國人「宅爾宅田爾田」的機會都沒有了，「美國夢」就此在華人心中第一次幻滅。同樣，這種幻滅也投射到了文學中，孕育了另一篇長詩，那便是黃遵憲的《逐客篇》。詩的開關有序：「華人往美利堅，始於道、咸間。初由招工，踵往者多，數至二十萬眾。土人以爭食故，嘩然議逐之。光緒六年，合眾國乃遣使三人，來商訂限制華工之約。約成，至八年三月，議院遂藉約設例，禁止華工。感而賦此。」

此處光緒六年（1880年）的「限制華工之約」指的是《續修條約》，與《續增條約》一字之差，意義相反。條約中規定對華工赴美，美國「可以或為整理，或定人數、年數之限」，而短短兩年之後，華工法案便在此基礎之上出爐了。黃遵憲在《逐客篇》中如此感慨：「皇華與大漢，第供異族謔。不如黑，奴蠢，隨處安渾噩。堂堂龍節來，叩關亦足躩。倒頃四海水，此恥難洗濯……」

如果說黃遵憲的詩是文人之怒，那李鴻章則再次背負了改變華工、華人境遇的歷史征途。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時任大清帝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乘「聖路易斯」號油輪訪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痛心疾首地指出「華工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李鴻章言辭懇切，條理分明，直到百年後，後人依然能從採訪記錄中感受到李鴻章當時的專業素質與民族精神：

「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於商品也適用於勞動力。我們知道，《格利法》是由於受到愛爾蘭裔移民欲獨霸加州勞工市場的影響，因為清國人是他們很強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想排除華人。如果我們清國也抵制你們的產品，拒絕購買美國商品，取消你們的產品銷往清國的特許權，試問你們將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當成清國什麼高官，而要當成一名國際主義者，不要把我當成達官貴人，而要當作清國或世界其他國家一名普通公民。請讓我問問，你們把廉價的華人勞工逐出美國究竟能獲得什麼呢？廉價勞工意味著更便宜的商品，顧客以低廉價格就能買到高質量的商品。你們不是很為你們作為美國人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華工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因為你們禁止使用廉價勞工生產的產品，不讓他們在農場幹活……」

李鴻章畢竟是身經百戰，見得多了。只是他也知道，弱國無外交。訪美之行最終沒有改變華工法案的繼續實施，但這個年逾古稀的中興大臣，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華工的歷史，還遠遠沒有結束。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福建洋務局與法國領事再次簽訂了《招工合同》，逐漸開啟了華工的歐洲之路——而這一年，正是李鴻章逝世的那年。

華工的路還有很長，但清帝國的歷史卻已經接近尾聲。隨著辛亥革命爆發，享國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終於滅亡。清亡之後的第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梁啟超還積極主張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國宣戰，但最終的結果又成了十四萬華工「以工代兵」。這些華工在戰前戰後參與了歐洲各國的建設，然而其遭遇也一次又一次見證了新歷史時代的悲歡離合。

談及梁啟超，便不得不說起他所寫的《記華工禁約》。《記華工禁約》著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以美國華工運動及清人反對運動為主要內容，同時亦首開華僑史研究之先河。文中還曾引用《禁逐華人之原理》一文，其中表明了美國人華工的「理論基礎」，如以下諸條：

（一）彼等來此非為美國國民也，不過欲成以中國殖民地耳。

（二）彼 等非因避苛虐政府而來美國，不過圖富足榮旋耳。

（十三）未有準華人入口可以禁絕鴉片煙之害者。即此一端，華 人既當拒絕矣。

（十六）華人永不能受同化力，有某證人對政府調查委員云：「吾居加罅寬尼省（加利福尼亞州）三十年，未嘗見有一華人變革舊習者。」

以上種種，又何止是一時一地之思潮，甚至於英法兩國，在面對為其付出過巨大貢獻與傷亡的華工群體面前，也鮮有感激敬佩之辭；英國數萬一戰紀念碑中無一處為華工所立，即為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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