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米爾的帽子：17世紀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撰文：卜正民（Timothy Brook）

翻譯：黃中憲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維米爾的帽子》（理想國 |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是著名漢學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作者通過七幅油畫、一件荷蘭產的青花瓷盤上的細微之處，探尋其背後的世界。於是，我們可以在看似無關的普通器物中，看到荷屬東印度公司興盛的跨洋貿易，看到軍官的氈帽里隱藏有尋找中國之路的熱情，看到一條由歐美和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之河、煙葉數十年間便風靡世界各地。17世紀的人們，依託航海技術的發展，跳脫出囚困自己的周遭，想像並追尋萬里之外的異域。他們賭上故鄉，奔赴各地，將世界連為一體。一些普通人也被貿易旋風吹起，撒落到異國他鄉。世界曾經孤立的的地區被連接成一個全球交流網路，這個變革沒有人預測得到，也無人能夠扭轉。四個世紀以後的我們，對此恍若相識。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15世紀之前，歐洲制帽匠用歐洲的海狸毛皮，作為製造帽子所需的毛氈材料，但因為過度捕捉，海狸數量減少了十之八九，而北歐開墾荒地又摧毀了它們天然棲息地。然後毛皮貿易轉移到北方的斯堪的納維亞，但過度捕捉又使斯堪的納維亞的海狸滅絕，海狸毛皮帽的生產隨之斷絕。

到了16世紀，制帽匠不得不用綿羊毛製作毛氈。羊毛氈不是理想的制帽材料，因為毛質較粗，且沒有海狸毛那種如茅草般蓬鬆的天然特性。毛氈製造者可加進兔毛，用以促成這種覆頂效果，但成品仍不如海狸帽結實。碰到下雨，羊毛氈往往吸水而不排水，一旦變濕，馬上就會變形。羊毛也因為顏色灰撲撲而不討人喜歡。羊毛可以染色，但毛氈匠所用的天然染料，固著不牢，特別是碰到下雨時。羊毛氈也沒有海狸毛皮那種強度和柔韌。荷蘭窮人的標準帽子—連帽—就是用羊毛氈製成，因此會下垂。

16世紀末，出現海狸毛皮的兩個新來源。第一個是西伯利亞。俄羅斯設陷阱捕獸的獵人進入西伯利亞，尋找更理想的獵捕地點。陸路運送遙遠，而荷蘭人雖試圖掌控波羅的海貿易，確保毛皮穩定輸入歐洲，但俄羅斯貨源不穩定。另一個新辟的來源是加拿大，開闢的時間約略相同。在聖勞倫斯河注入大西洋處的北美東海岸捕魚的歐洲人，發現東部林地裏海狸眾多，且人設陷阱捕獸的土著獵人樂於高價賣出海狸毛皮。

加拿大的海狸毛皮於1580年代開始小量出現在歐洲市場，隨後需求暴增。海狸帽重新大為流行。這個時尚首先在商人圈流行，但又過了幾十年，就擴延到宮廷、軍方的上層人士。不久，凡是講究派頭的人，必然有頂海狸帽。1610年代，海狸帽的價格漲到羊毛氈帽的十倍之高，使帽子市場一分為二：一種是買得起海狸帽的人，另一種是買不起的人。價格分割的結果之一，是出現繁榮的二手市場，供應那些買不起新海狸帽而又不想將就羊毛帽的顧客需求。歐洲諸國政府擔心通過虱子傳染的疾病散播，嚴格規範二手帽的市場。

買得起海狸帽的人比派頭、比身份，製作海狸帽的商人爭奪市場佔有率，兩者合在一起使制帽匠競相製作出更為稀奇古怪的帽子，以領先競爭對手。海狸帽開始講究顏色和表面絨毛的細微差異，這場時尚熱潮持久不消。帽頂抬高、壓低，變窄、變寬，拱起、下陷。帽檐於1610時開始變寬，隨時尚而翻起或垂下，但整體趨勢是愈來愈大。帽子加上彩色帽帶，以標榜真正的時髦，帽帶上則嵌入酷炫的裝飾。《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中那位軍官，在帽帶上嵌入什麼裝飾，我們看不出來，但他的帽子乃是當時最時髦的男用毛帽—不過這種時尚也正步入尾聲，約十年內就會消失。

軍官和面帶微笑的女子

加拿大供應的海狸毛皮刺激了帽子的需求，進而推高帽子價格和毛氈販子的利潤。對當時正欲在聖勞倫斯河谷建立第一批小殖民地的法國人而言，價格、利潤的飆升是一大利好，因為這給了他們意想不到的收入來源，可藉以支持勘察、殖民的開銷。在巴黎值一里弗（Livre）的商品，運到北美洲換海狸毛皮，再運回巴黎，價值升為兩百里弗。這一買賣也使土著人和歐洲人的關係更為緊密。早年，土著人認為他們在占貿易夥伴的便宜。「拿海狸來做什麼都很好用，」某位蒙塔涅族設阱捕獸者暗笑著對一位法國傳教士說，「它可以用來制茶壺、輕便斧、劍、小刀、麵包；簡而言之，做什麼都可以。」他認為買他毛皮的歐洲人，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的英格蘭人很好騙。「英格蘭人沒腦筋，拿二十把這樣的小刀跟我們換一張海狸毛皮。」法國人付的價碼稍低於英格蘭人。在土著人的經濟里，海狸皮的價值遠沒有歐洲人所付的那麼高。雙方都認為對方吃了虧，而在某個方面來看，雙方的看法也都沒錯，這樁買賣因此得以如此興旺。

對尚普蘭而言，1609年是毛皮貿易關鍵的一年。按照規定，他的商業集團所享有的十年壟斷期在前一年就要到期，而巴黎的制帽公司極力主張結束壟斷，好讓價格下降。尚普蘭極力反對，擔心沒有壟斷權之後，他的計劃將因資金短缺而無以為繼。壟斷期滿之前，他懇請國王亨利延長期限。請求得到獲准，但只延長一年。因此，1609年時，海狸毛皮市場全面開放。競爭對手立即搶進，使海狸毛皮價格下滑了六成。尚普蘭唯一的希望，就是利用個人與土著人的友好關係，在沒有競爭對手涉足的更上游處做買賣。為了不讓休倫市場落入對手之手，尚普蘭拿義子（他晚婚，膝下無子）交換給奧查斯特奎恩，以示雙方友好，永無異心。因此，失去國王給的壟斷權，反倒促使尚普蘭往北美大陸更深處探索。

尚普蘭往西推進，除了尋找毛皮，還為了找別的東西：中國。他向亨利解釋為何需要繼續擁有壟斷權時指出，他不只想造福他的生意夥伴。他買下毛皮，乃是為了支付更重要活動所需的開銷，而那個更重要的活動就是「找出不受北方冰山干擾或酷熱區熱氣折磨的通往中國的通道。目前，我們的海員前往中國時要經過那酷熱區兩次，回程又要經過兩次，艱苦、危險難以置信」。對尚普蘭而言，毛皮在巴黎維持高價，才能從中賺取高額利潤，支付尋找前往中國道路的開銷。那並非是這時才有的想法。1603年，他一開始接下亨利交付的任務時，合約中就已言明這點：他應「以沿著海岸和取道大陸的方式，努力找出可輕易穿越這國度，抵達中國、東印度諸國或儘可能遙遠之其他地方的路徑」。因此，他原來的任務就是尋找「一條有助於和東方人通商的通道」。那個念頭一直在鼓舞他往西深入北美大陸。

當時已知歐洲前往中國的路線有兩條，分別繞經非洲、南美洲的最南端。這兩條路線距離長而又艱苦，時時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嚴密巡邏防守，不讓外人染指。然後還有西北航道、東北航道，一條繞過美洲，另一條走過俄羅斯上方。這時，荷蘭人、英格蘭人已證明繞經俄羅斯、加拿大的北極圈路線不可行，但仍有些人希望亨利·哈德遜（Henry Hudson）找到進入哈德遜灣的通道能連接抵達太平洋的路徑。法國人想在沒有冰山或其他歐洲強權的阻撓之下，抵達傳說中的東方，而要一遂此願，唯一的寄望就是找出橫越北美大陸的通道。尚普蘭需要土著人的知識來找出這條隱藏的通道，他還需要和土著人做買賣，以取得利潤豐厚的商品，足以支持他探勘開銷。他無意為征服而征服或是為殖民而殖民，也就是說，他若征服或殖民，也是為了實現他唯一的夢想：找到前往中國的通道。

在尚普蘭之前，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已經勘察過聖勞倫斯河口，讓·阿方斯·德·聖通日（Jean Alfonse de Saintonge）則已在1540年代航行過拉布拉多半島沿岸，但都未能找到通往中國的路徑。那成為他們和他們之後的其他人探索那些海域的動機。尚普蘭第一次來到美洲期間，英格蘭人喬治·韋茅斯（George Weymouth）航入北極區，當時他帶了一封伊麗莎白一世寫給中國皇帝的信，並附上拉丁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的譯文，以備中國境內的耶穌會傳教士萬一不懂英文，也可透過其中一種譯文轉譯成中文。韋茅斯未能抵達目的地，未能將伊麗莎白女王的親筆信交給中國皇帝，但那是他此行所欲達成的目標。尚普蘭同樣受到這目標的激勵，但他認定通往中國之路不在繞經大陸，而在貫穿大陸。他希望溯聖勞倫斯河而上，最終可抵達中國。1603年尚普蘭來到聖勞倫斯河源頭附近的索聖路易（Sault St. Louis）急流群而不得不折返時，那夢想仍在腦海里徘徊不去。十五年後，尚普蘭提議，一旦打通通往中國之路，就在那裡設立河畔海關，課徵行經此地的貨物稅。那地方如今叫拉辛納（Lachine），意即「中國」。

在近代歐洲努力擺脫孤立、進入更廣闊的世界的時期，憧憬抵達中國，乃是貫穿這段時期的一個富有想像的主題。這一主題始於14世紀末，一名遊歷過中國的威尼斯商人返回家鄉之時。那商人講述東方的新奇國度和驚人財富，讓每個願意聽他講故事的人聽得津津有味。他就是馬可·波羅，威尼斯人叫他Il Milione，意為「百萬趣聞先生」。他引人入勝的《馬可·波羅遊記》是15世紀的暢銷書，由他在獄中時一位寫通俗傳奇文學的牢友替他執筆寫下。馬可波羅眼中的蒙古人忽必烈汗治下的中國叫人著迷，純粹是因為在14世紀的歐洲，沒有哪個國家有那麼氣派的宮廷、那麼遼闊的土地、那麼龐大的經濟、那麼壯觀的城市。那個被稱作中國的地方，乃是無法抵達的歐亞世界另一端財富與權勢的象徵。

一個世紀後的1492年，哥倫布帶著一本《馬可·波羅遊記》，率領三艘小船往西橫越大西洋，那時他已經知道世界是圓的，往西航行會抵達亞洲。他對世界的了解夠深，已經知道會先抵達日本、緊接著再抵達中國，但他不知道亞洲與歐洲相隔究竟多遠，他也未預料到它們之間隔著一個大陸。回到西班牙後，他向國王費爾南多二世報告，抵達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現在屬於多明尼加）時，「我認為那可能是陸地，是中國的一省」。其實並不是，因此哥倫布才必須說服國王，第一次西航幾乎已經抵達目的地，第二次西航一定會達成目標。就算那島不是中國或日本，也必然是日本東岸之外的島嶼，傳說中富裕的中國也就不遠了。同時，他向費爾南多二世保證，只要他的水手動身尋找，必能在他所發現的那座島找到黃金。藉此，他把一把必輸的牌—伊斯帕尼奧拉不是日本或中國—反而打成一手好牌。但他深信，下一座島會是日本，再過去就是中國。

歐洲人對中國傳說中的富裕深信不疑，因此費爾南多二世才會同意資助哥倫布第二次西航。隨著歐洲人更了解全球地理，欲抵達中國的熱情更為強烈，這心愿更可能成真。在莎士比亞的《無事生非》中，培尼狄克宣稱，寧可去「從蒙古大可汗的臉上拔下一根鬍鬚」，也不願跟她講話，藉此拒斥與貝特麗絲為伍。倫敦觀眾懂得莎士比亞要表達的意思。若說那句話大概是男人所能許下最難辦到的誓言，他們大概會同意，但那並非辦不到。16、17世紀之交，這一傳說中的國度在歐洲人的腦海中非常鮮活，讓希望到中國發財致富的憧憬變得更為強烈。當時一則有關中國的諺語稱，中國人有兩隻眼，歐洲人有一隻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盲人—明褒暗貶那些執著於單一看法的人。

地理學家

因此，尚普蘭才會溯聖勞倫斯河而上：他要找出橫越大陸抵達中國的水路。這是當時人已然深信的想法，因為安特衛普的製圖大師亞拉伯罕·奧特里斯（Abraham Ortelius），在印製於1570年的一張地圖中，以紅色標出這樣一條水道。甚至在尚普蘭之後，這看法仍存在於1634年《環宇水道測量圖》（Universal Hydrographical Chart）中的北美地圖上。這張地圖是法國的地圖繪製員讓·蓋拉爾（Jean Guérard）所繪，他在五大湖西邊的空白處加註指出，「據信從這裡可通到日本」。

尚普蘭問了土著人可以走哪條路前往中國，但是得不到答案，於是轉而問他們哪裡有鹹水。1603年夏，在聖勞倫斯河上游，有位土著人告訴他，從注入下一座湖（今天的安大略湖）的那座湖（伊利湖）再往上的那座湖（休倫湖），湖水是鹹的。這正是尚普蘭所企盼的消息，但那個地區的其他阿爾貢昆人的說法與此相反。他仍繼續問人。有個阿爾貢昆族青年說，他第一個會碰到的那座湖（今天的安大略湖）最西端的湖水微咸。尚普蘭就需要這個叫人振奮的消息。他保證會回來親自嘗嘗那湖水，但最後，他深入內陸，已是幾年後的事。1613年，埃蒂安·布赫雷（étienne Br?lé）—也就尚普蘭用來當人質交換奧查斯特奎思的義子—告訴他，休倫湖不是鹹的。又過了兩個夏季，尚普蘭才親自造訪這座湖。他嘗了湖水，發覺douce，意即「甘甜」，證實一個令人氣餒的事實：休倫湖並未與太平洋相連。

尚普蘭是地圖繪製員，第一次航行時，他就靠地圖繪製本事，首次得到上司的注意。他一生替當時稱作新法蘭西（la Nouvelle-France）的那個地方繪了好些張詳細地圖。他的第三張地圖繪於1616年，是史上第一張描繪休倫湖的地圖。他把那湖稱作Mer Douce，意為「甜水海」，一方面確認那個新發現的事實，同時可能在提醒自己，探尋之路還未結束。在這張地圖上，尚普蘭有一個含糊不清之處，還有一個誇大之處。含糊之處在甜水海的盡頭：他讓那湖延伸到地圖左側之外，做法叫人費解，難道是因為沒人知道它通往何處？誇大之處在北側：他把北冰洋的海岸線畫成往南延伸，非常逼近休倫湖—那裡某處必然有通往海洋的通道。他想要表達什麼？無非就是：只需鍥而不捨的探查，法國人（他）就會找到那條橫越大陸、連接法國與中國的隱藏通道。

十六年後，尚普蘭出版他最後一張描繪新法蘭西的地圖。這張地圖更完整描繪了五大湖區，但伊利湖、密歇根湖仍然未出現。這時候，尚普蘭已知甜水海並未往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而是有盡頭的（不久之後，甜水海這名稱就會式微，為休倫湖一名所取代）。但在這淡水湖的盡頭之後，還有一大片水域，大小、面積都不詳的大湖（今天的蘇必略湖），靠一連串急流與其相接：有朝一日，這個位於系列湖泊中的另一座湖，說不定就被證明是通往中國的路徑。

尚普蘭從未踏足蘇必略湖，但讓·尼克雷（Jean Nicollet）卻曾經去過。尚普蘭旗下有好幾名負責深入林區搜集皮貨的皮貨商（coureur de bois），讓·尼克雷就是其中之一。尚普蘭出版1633年地圖的一兩年前，尼克雷碰到一個歐洲人從沒碰過的部族，他或其他人就將那部族稱作皮安人（Puants），意為「發惡臭的人」。在最後一張地圖上，尚普蘭標出那個部族，指出有個「皮安族」，即「臭人族」，住在最終注入甜水海的湖泊邊。法語的「臭人」一詞乃是對阿爾貢昆語「髒水」一詞的訛譯，而阿爾貢昆族用「髒水」形容微鹹的水，也就是嘗起來帶鹹味的水。這個部族不自稱皮安人。他們是威尼皮古人（Ouinipigous），也就是今日所稱的溫尼貝戈人（Winnebagoes）。但是因為一番曲折複雜的推理，歐洲人始終堅稱地平線另一頭的下一個水域必定是鹹的，必定是「臭的」——必定是太平洋——的推理，於是，這個名稱就冠在他們頭上。

溫尼貝戈族酋長邀讓·尼克雷前來做客。尼克雷知道絕不能失禮，因此出席這場為他而辦的盛宴，出現在數千名遠道而來的賓客面前時，他穿上他行李里最體面的衣服：綉了花鳥的中國袍服。

像尼克雷這種活躍於內陸的代理商，不可能自己弄到這件衣服。他不可能有機會接觸這種東西，更別提有錢買。那件袍服想必是尚普蘭的。但尚普蘭如何弄到那東西？這種稀奇古怪的東西，直到17世紀初才從中國流入歐洲北部。這件衣服今已不復存在，我們無從追查它的來處。它很可能來自中國的某個耶穌會傳教士，那傳教士把它帶回或寄回歐洲，以證明他是為那個有教養的文明國家奉獻一生。英格蘭旅行家約翰·伊弗林（John Evelyn）在巴黎見到一批中國袍服，大為驚艷。它們是「非常漂亮的長袍，縫製、綉制在金布上，但色彩非常鮮艷，那種光彩、艷麗是我們歐洲人做不出來的」。尚普蘭待在加拿大的頭幾年，在巴黎不可能弄到像尼克雷所穿袍服那樣的東西，因此他想必是在1624至1626年這兩年賦閑時，以高於行情的價錢買來，因為他深信這東西對他在加拿大的冒險事業很有用。他知道耶穌會士上朝時一身中國官服打扮，而如果他本人沒有機會穿那件中國袍，他的使者可能會有。畢竟要上朝，穿著就要得體。結果，得以見到這華服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溫尼貝戈人。

尼克雷的袍服只是說明尚普蘭夢想抵達中國的另一個象徵而已。從一開始赴北美洲冒險，那夢想就在他腦海中盤旋。他有個朋友是詩人，曾為他1603年的第一部自傳寫詩題獻，在那首詩中，那位詩人稱尚普蘭矢志於「走得更遠，傳教，發現東方，不管是經由北方或南方，以抵達中國」。他的所有探險、結盟、戰鬥，全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在尚普蘭湖岸，尚普蘭冒生命危險射殺三名莫霍克族隊長，就因為他想抵達中國。他要控制供應歐洲毛氈製造商所需毛皮的貿易，但更重要的是，他得找出通往中國的路線。尼克雷的袍服是實現那夢想的工具，維米爾的帽子則是那追尋的副產品。

尚普蘭的偉大冒險當然沒有成功。法國人從未能以搭獨木舟橫越加拿大的方式抵達中國。不管是成是敗，他們的作為讓東部林地的土著人死亡慘重。休倫人受害尤深。1630年代，一波波傳染病通過歐洲人傳入休倫聯盟，1640年最為嚴重，惡性天花傳播，使該聯盟原有的兩萬五千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二。有些休倫人亟於保住自己部落免於滅絕，轉而求助於1620年代就已開始進入休倫尼亞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的教義。有些休倫人或許從耶穌會的基督教謙恭教義中得到慰藉，但那慰藉對於抵消另一個更具體的傷害沒什麼幫助—他們無力抵抗易洛魁人。1641年，法國人決定撤銷禁賣火器給休倫人的規定—只同意賣給皈依基督教的休倫人—讓這個部族能武裝禦敵，但為時已晚。

1649年夏、秋，幾千名休倫人退到甜水海東南角的嗄霍恩朵島（Gahoendoe）避難。約有四十八名法國傳教士、工匠、軍人加入他們。休倫人想在島上某個內陸湖邊緣紮營，法國人則決定在甜水海岸邊建造遠遠就可見到的木柵，準備最後一次抵抗易洛魁人。為了紀念這最後的抵抗，嗄霍恩朵島改成今日所知的名字—基督徒島（Christian Island）。

結果，最後抵抗的對象不是易洛魁戰士，而是飢餓。這個島面積太小，獵物不足以餵飽那麼多難民，而且他們所種的玉米成熟得太晚。隨著冬天漸漸降臨，他們所能捕到的魚和從更北方的部族所買到的六百蒲式耳橡實，已經不足以餵飽所有的人，饑荒隨之降臨。受害最大的是孩童。有個走訪難民村的耶穌會傳教士，說到有個乳房松垂的母親，看著自己小孩「一個接一個死在自己懷裡，連把他們丟人墓穴的力氣都沒有」。他那賺人熱淚的描述點出那年冬天苦難的深重，但所言並不盡屬實。大約三十年前，有一組考古學家和土著人助理挖掘了那個遺址，在村子旁邊的沙質土壤里挖出幾具死於營養不良的人的骨骸，而那些遺骸都經過細心埋葬。挖掘完畢之後，他們將遺骨同樣細心地放回原處，讓幼小的落葉樹林收回那一地方，以後將無人知道那些墓的所在位置，沒有人會再來打擾他們。

那年冬天快結束時，數百名休倫人決定冒險越過結冰的湖面，向在大陸地區巡邏的易洛魁人投降，但湖面的冰禁不住他們的重量而塌陷，許多人溺死。其他人等待冰雪融化，然後分路逃命。一組人消失於北方內陸，另一組人護送法國人回到魁北克。他們的後裔溫達特人如今仍居住於該地。

如今，高大的山毛櫸、樺樹林，已蓋住基督徒島上最後一個休倫人村落的遺址。除非你碰巧知道村落的所在，否則是絕對找不到的。如今，基督徒島已闢為奧吉布韋人（Ojibwe）保留區。我在島上待了幾個夏天，每次走在那曲折繞過孩童埋骨處而樹影斑駁的小徑上，總會回想起1649、1650年之交那個飢餓的冬天，驚嘆於歷史的大網將那個不為人知的地方與17世紀出現的全球貿易、征服網路綁在一起。那些孩子是那段歷史裡失落的環節，是拚命尋找通往中國之路、為支持這尋找活動而尋找財源的歐洲人雄心之下遭人遺忘的受害者，是將維米爾的帽子放在那位軍官頭上那出歷史劇里渺小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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