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圓晴：最後的「旗軍」：京旗常備軍組建述論

對清代八旗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清史、滿族史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然而，學界缺乏對晚清八旗軍制演變的關注，研究成果之少，與其在清代軍隊中所處之重要地位極不相稱。單從研究論文數量方面來看，清代八旗研究成果已相當顯著，但與關於晚清八旗軍制變革的期刊論文數量來比較，則比例極不對稱。根據國家清史工程中華文史網的統計，截至2009年，關於研究八旗專文已達322篇，涉及晚清八旗文章卻僅有25篇[1]。2010 年至2015年的論文，亦不足10篇。

造成這種現象，固然與晚清時期八旗地位急劇下降有關，但也充分反映了在學術研究上對於清末八旗的關注還遠遠不夠，究其原因有六：第一，由於八旗隨著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生計問題，且其戰鬥表現一直欠佳，故而大部分的研究內容側重於八旗社會問題的方向；第二，民國肇建，國人對八旗子弟大多抱以歧視之態度，使學界研究興趣不足；第三，針對八旗之研究大多集中於清前期，考證其源流與發展，忽略了對於晚期的研究；第四，清末八旗的史料較之前期分散凌亂，難以集中用於研究；第五，八旗軍制繁雜，既分為禁旅與駐防，且禁旅八旗各部隊又肩負不同軍事任務，難以統一梳理其軍制沿革，且清末軍制混 雜，學者未將重心擺在清末八旗上；第六，研究旗人狀況時，難免落入滿漢關係的窠臼當中，而不能從國家軍事改革層面看待八旗的兵制變化的內因。以上六點，造成了對於八旗之研究形成了「頭重腳輕」的現象，而未能對清末八旗有很好的梳理。

由於八旗改制涉及了近代的軍制變革，因此，對於以下五本專著亦須高度重視。美國學者的著作《1895—1912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2]探討從1895年後，中國全面的軍事改革，包含部分八旗新軍的變化，並論述新式軍事力量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書中論述了旗人組成的新式軍事組織，但並未論及新式組織對於八旗營制的影響與改變。澳大利亞學者的著作《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3]重點討論了陸軍改革與社會反響、軍心動搖與兵變、革命及其成果等3部分，從中國社會內部的各項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尋求中國軍事改革的必然性，亦部分地提及旗人的新式軍事組織，但亦未論及新式組織對於八旗營制的影響與改變。儘管這兩部關於軍事近代化的著作都略為提及八旗的變化，但重點放在北洋新軍的建設上，缺乏對八旗軍制改革、變化的關注。羅爾綱的《晚清兵志》[4]一書，以海軍志、甲癸練兵志、陸軍志三部分，介紹晚清時期新式軍事組織的概況，特別是甲癸練兵志、陸軍志兩部分中，介紹了一些八旗改變常操的情況。施渡橋的著作《晚清軍事變革研究》[5]以論文集的形式，從宏觀的角度分析中國軍事向近代化演變的原因和特點。皮明勇的著作《中國近代軍事改革》從理論上分析「中體西用」觀在中國近代軍事變革當中的作用，從改革者群體、軍事制度、官兵素質等方面分析中國軍事變革的面相。由於近代軍事改革的重點在北洋新軍的建設上，八旗的改制在近代軍事改革領域的研究中成為了「冷板凳」。

筆者不避淺陋，在廣泛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礎上，在近代軍事改革的背景下，探討北洋新軍建設過程中京旗常備軍的組建原因、成軍後的軍事任務並分析軍中將弁的組成與影響，以探討禁旅八旗的演變。

一、京旗常備軍的創建原因與組建過程

（一）北洋六鎮編組過程

庚子事變後，清廷決意全面編練新軍。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清廷頒發練兵上諭責成各督撫切實練兵[6]，此時京畿軍事力量盡毀，惟武衛右軍有能力穩定京畿秩序。當年九月，李鴻章逝世，慈禧令袁世凱接替李鴻章署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並依靠武衛右軍鞏衛京畿之安全[7]。十二月，袁世凱奏准「先募練精壯，趕速操練，分布填扎」，並獲准在「順直善後賑捐結存項下撥款一百萬兩，作為募練新軍之需」[8]分別派遣王英楷、王士珍等人分赴直隸正定、大名、廣平、順德、趙州、深州、冀州各地，精選壯丁六千人，分別帶往保定訓練[9]。

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月，清廷再次頒發上諭稱「京師為天下根本，畿輔為京師屏障，現值門戶洞開，強鄰逼處，兵燹甫靖，伏莽猶繁，籌餉練兵，視他省為尤急」，[10]加大畿輔練兵進度；同年五月，袁世凱奏陳訂立的北洋常備軍營制餉章奏陳清廷，並獲准施行[11]，開始北洋常備軍的創練；同年十一月，在北洋常備軍創練之際，為加強旗軍力量，清廷宣布八旗挑練兵丁萬人，由魁斌、溥倫、桂春、景灃、榮慶、鐵良等人並會同薑桂題於此萬人內挑選三千人，交由袁世凱訓練[12]，開始創練京旗常備軍。

光緒二十九年（1903）閏五月，袁世凱奏稱已編北洋常備軍左鎮步隊十二營，炮隊三營，工程、輜重各一營，尚缺馬隊一標四營，計劃年內編練完成[13]；同年年底，由於日俄兩國在東北爆發衝突，清廷令袁世凱迅速擴兵，以為預備。同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間，袁世凱就保陽馬隊、淮軍肅毅親軍、元字馬步等營裁改歸併，編成步隊一協、馬隊一標並派員選募合格壯丁繼續編成步隊一協、炮隊一標，工程、輜重各一營，分駐馬廠、小站，即為北洋常備軍右鎮[14]。

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因日俄戰爭發生，常備軍左鎮全軍二十一營及右鎮馬隊四營，分別由保定、馬廠倉卒移防山海關一帶[15]；同年二月三十日，北洋常備軍左右兩鎮改為北洋常備軍第一、第二鎮[16]，同時，袁世凱又迅速擴軍編練北洋常備軍第三鎮，是將已編成2鎮的將弁與士兵為基礎，迅速「提升選拔分為3鎮，所缺兵額，迅速招募補足」，並稱該辦法在北洋均系稱為「一個窩裡抓螃蟹」，以杜絕外來將弁[17]。三月初六日，袁世凱正式奏報北洋常備軍第三鎮成軍，並奏請段祺瑞任該鎮翼長[18]；同年八月初三日，練兵處會同兵部奏定新的陸軍營制。[19]

北洋常備軍第四鎮則於光緒三十年（1904）十二月由練兵處奏稱「武衛右軍七千人及自強軍二百六十餘人，與奏定新軍章程不符，擬將會編為一鎮，拱衛京師，」得旨「如所議行」。後以武衛右軍、自強軍暨第三鎮步隊各標第二營合編為第四鎮[20]；北洋常備軍第五鎮則由署山東巡撫楊士驤將武衛右軍先鋒隊抽出12營，並由原駐馬廠第二鎮抽調步隊4營、馬隊1營、炮1營。不足兵額由青、德州及青州、德州、滄州、密雲各駐防旗兵挑選[21]。在北洋常備軍建設過程中，京旗常備軍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開辦，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 由鐵良奏請編練成鎮，正式成軍。

京旗常備軍編練成鎮後，兵部尚書長庚、署兵部侍郎徐世昌即練兵處以「此軍為京師禁旅，開練最早，編列號數宜居各鎮之先」，改京旗常備軍為陸軍第一鎮；原北洋常備軍第一鎮改為陸軍第二鎮；原北洋常備軍改為陸軍第四鎮；原北洋常備軍第三鎮改為陸軍第三鎮；原北洋常備軍第四鎮改為陸軍第六鎮；原北洋常備軍第五鎮改為陸軍第五鎮[22]，至此北洋六鎮編練完成。

從北洋六鎮組建的時間與原因來看，京旗常備軍的創練時間較早而原因亦不出於戰備等相關原因，主要目的為服務於加強旗籍軍事力量的因素，與北洋其他五鎮的創建原因較為不同，以下即介紹京旗常備軍的創建原因。

（二）京旗常備軍創建原因

1.京畿地區的旗籍軍事力量亟須重建

京畿地區旗籍軍事力量原本由北京與畿輔駐防的八旗所組成。但是在庚子之役中，八旗部隊大部分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除了隨扈慈禧與光緒的少數神機營與虎神營外，在北京城內的所有八旗軍事力量都已經瓦解。由於在京師內八旗 軍事力量已完全瓦解，北京城內一段時間的秩序由聯軍負責。在聯軍撤退以後，則由胡燏棻奏請調派當時駐紮在畿輔地區的薑桂題、馬玉昆部負責穩定京畿地區的秩序。

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和約簽字後，聯軍約定十日內陸續撤退，將北京移交給慶親王奕劻等人。八月初二日，英國、義大利交還萬壽山與頤和園，原應由內務府守兵看管，慶王因內務府守兵無器械難以保護，飭令胡燏棻調姜軍二百名分別駐紮頤和園宮門外看管；初五日，美、日兩國從午門撤兵，由慶王奕劻、內務府大臣世續、外務部侍郎聯芳與胡燏棻共同交接，隨即於午門、 神武門、東華門、西華門四門各派姜軍二千名看守；其餘姜軍所部在當日亦進駐內城左右翼原設的八旗兵房中駐紮，南城派五百人駐紮各廟宇並會同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及城內協巡各局管理京師治安。

京師內主要由薑桂題部負責管理秩序，馬玉昆部則負責管理畿南地區的秩序。馬玉昆部大營駐紮在盧溝橋居中調度，抽調一營駐紮在正定，抽調炮隊二營、步隊四營駐紮在保定，其餘所部則分別駐紮在涿洲、良鄉、固安、房山四縣及高碑店、琉璃河、長溝鎮、竇店、松林店、大興縣、采育鎮、禮賢鎮及宛平縣拱衛北京。[23]

從以上姜、馬所部駐紮情形來看，他們負責了京城與畿南地區重鎮作為暫時的協防軍隊，這種情況直到在慈禧與光緒迴鑾以後也並未改變，仍繼續需要武衛右軍以鞏固京津地區。作為守衛皇室最基本的禁衛軍隊都由漢籍軍隊來擔當，無疑是一塊心病。以漢籍部隊負責禁衛皇室，不僅有違祖宗成法，安全操於他人之手，這是必須儘快重建旗籍軍事力量的原因之一。

2.平衡北洋常備軍實力

庚子國變以後，重建軍事實力以自保成為朝野共識。然而不論是武衛右軍或是創練的北洋常備軍盡為漢籍軍隊，仍為清廷所疑懼。為避免北洋常備軍勢力過大，清廷宣布八旗挑練兵丁萬人，由魁斌、溥倫、桂春、景灃、榮慶、鐵良等人並會同薑桂題於此萬人內挑選三千人，交由袁世凱訓練。將旗籍軍隊交由袁世凱這個漢籍大臣訓練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慈禧對袁世凱的信任。李鴻章在遺奏內稱「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之右者」，慈禧十分重視這個意見，且袁世凱所部武衛右軍是當時拱衛京津安全最大的軍事力量，不得不倚仗袁世凱；其二，當時並沒有能夠獨立擔當訓練旗軍的旗籍大臣。因此，便由袁世凱這個漢籍大臣擔任京旗練兵的重任。與此前改革不同，旗籍軍事力量的改革不再局限於旗營自身的改革，而是決意全盤西化，以當時常備軍形式來訓練京旗子弟。

袁世凱接到命令以後，他十分熟諳於當時的政治原則，漢籍大臣掌握兵權本已十分受到猜忌，如果再管理旗籍兵丁，更容易產生誤會。為了擺脫這樣的嫌疑，袁世凱迅速推薦鐵良作為京旗練兵翼長，稱「伏查練兵之道，惟專乃精。匝事寄太繁，才力甚短，深懼弗克兼顧。然受恩深重，斷不敢不遇事竭力，冀效涓埃，且簡練旗兵，實亦今日當務之急，臣既粗諳兵事，又何敢不勉任其勞。惟是創辦之初，頭緒紛紜，必須有明練之員相助為理，方足以資得力，而免貽誤。查有內閣學士臣鐵良，才長心細，器識閡通，於兵事尤能留心考究，可否仰懇天恩，將該員派為京旗練兵翼長，俾得與臣協心同力，認真經理，庶旗營將士易資聯絡，而微臣亦藉收臂指之助，洵屬裨益非淺。」[24]

鐵良（1863—1939），穆爾察氏，曾入榮祿幕府，以「知兵」聞名，後受榮祿推薦任兵部侍郎。袁世凱推薦鐵良作為京旗練兵翼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權力避嫌原因。袁世凱在承擔京旗練兵之時，亦已獲准訓練北洋常備軍，為避免練兵權力同時集於自身，故而推出鐵良以求避嫌；其二，旗營指揮原因。在清代傳統中，旗營的指揮權向來不假手於漢人。這是由於清代將管理事務的「資格」以在旗或不在旗的方式來評判，旗營事務更是只能限定由在旗官員管轄。但是為了使得旗軍得以接受當時最先進的軍事訓練方式，迫不得已起用袁世凱負責訓練旗籍子弟。袁世凱推薦鐵良作為京旗練兵翼長，除有著權力避嫌原因以外，也提 到了可使得「旗營將士易資聯絡」的問題。由此可知，由漢籍官員出任管理旗營官員，確實是從未有過的事情。為避免旗籍兵丁產生逆反心理，故而推薦鐵良來負責節制、訓練旗軍的長官。

鐵良雖作為練兵翼長，但如何訓練旗軍，袁世凱亦有自己一套方案，這套方案對旗軍的訓練方式產生極大的革新。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二十四日，袁世凱陳奏關於旗軍的訓練方式，稱：「練兵之道，節目紛繁，茲當開辦之初，必須釐定章程，方足以資遵守。臣與該翼長悉心商榷，此項旗兵既就近由北洋酌調訓練，其一切軍規營制，自應仿照北洋常備軍奏定章程辦理，庶易收目染耳濡 之效，無難臻整齊劃一之風。至於此項軍名，亦即擬請名為京旗常備軍，以示區別而便推廣。」由此可知，旗軍的訓練方式一開始便已定調為仿照北洋常備軍的方式，對旗軍來說是一次很大的嘗試。

袁世凱與鐵良商議後訂立九條開辦章程，將京旗常備軍的訓練與抽調方式的規定清楚地規定下來[25]。這些規定對於旗營管理方式有以下幾個影響：首先，管理方式完全仿照北洋常備軍章程管理，而非是旗營的管理方式；第二，軍中將弁並非限定由旗人擔任，而是取決於對軍學知識的掌握程度，將旗軍管理官的任官資格從在旗身份轉變為新式軍事知識的掌握；第三，京旗成為了抽調兵丁的來源，原作為管理官員角色的參、佐領轉變成為了類似地方具保官員的角色，而旗丁則從旗營之中剝離出來，也避免了一直存在旗營之中家族、血緣、姻親之間的相互牽絆之弊病，得以專心接受專門的軍事訓練；第四，旗丁編入新的組織單位之中受訓，原有旗籍成為識別身份的證明，改變了以旗作戰的方式，轉變為新軍的作戰方式；第五，抽調的旗丁來自京城內的各個旗營，有些被抽調的旗丁或原本已作為旗軍，一律取消原本的軍事任務，得而專心受訓；第六，旗籍新軍的俸餉與其他新軍發放方式較為不同，要查其是否原在旗就已領餉，區別對待發放；第七，請假者必須通報各旗營，如果遭到革退，喪失再次挑選的資格；第八，逃兵者，除由該營派兵緝拿，原屬旗營也要負責幫忙追究，並革除原有底餉。

以上八種對於旗營管理方式的改變，是基於九條「訓練旗兵開辦章程」的規定。而這些關於旗營管理方式改變對整個旗制有以下三大影響：第一，旗籍軍隊不再局限於旗人管理旗人的資格規定，打破了封閉式的軍隊管理體系；第二，旗營內部的管理官員參領、佐領不再直接管理旗人的軍事活動，僅作為確認旗籍身份的行政官員；第三，旗軍正式脫離旗制編組作戰的束縛，走向近代化的軍隊管理組織。清代八旗軍制透過以上三個層面的改革也邁向了一個新的方向。

（三）組建過程

京旗常備軍的籌建在京旗內挑選兵丁，打破各旗營不相屬的限制，以常備軍組織與新式教育訓練兵丁。以下即將挑選要求與籌建階段簡論如下。

1.挑選要求

針對挑選京旗常備軍士兵的挑選要求，基本與北洋常備軍挑選格式類似。北洋常備軍奏定的募兵格式為：一、年限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二、力大限平舉一百斤以外；三、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四、步限每一時行二十里以外；五、曾吸食洋煙者不收；六、素不安分，有事案者不收；六、五官不全，體質軟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26]。而京旗兵丁的挑選章程基本與此類似，以下是京旗兵 丁第一次挑選的情形。

第一次挑選京旗兵丁，主要由魁斌、溥倫、桂春、景灃、榮慶、鐵良等人會同薑桂題挑選，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二十一日，將各旗營送到的精壯兵丁共一萬六百五十五名，分十日在東安門內鑲黃旗侍衛教場，按照政務處頒發的招募格式挑選，挑選條件為：身材漢仗在四尺八寸以上；臂力平舉需達百斤以上；年歲與原冊相符，應與政務處規定的相同。根據這三條要求，最後在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以及健銳、前鋒、護軍、內外火器營、圓明園八旗及包衣三旗等各營挑選出三千八百六十五名[27]，淘汰率為64%左右，其淘汰理由大部分為年齡過小與身材不足等原因，可見這次篩選兵丁的力度相當大。此3865名兵丁，先發1000名發往天津由袁世凱訓練[28]，而後轉往保定附入當時北洋常備軍第一鎮內接受訓練，此後京旗常備軍的挑選方式基本與此次情況相似。

2.成鎮過程

京旗常備軍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起開始組建，至三十一年（1905）四月編組成鎮，主要經歷了編營、組協與成鎮的三個階段。以下將京旗常備軍的組建過程簡論如下。

（1）編營

第一期所挑選出的3000名京旗兵丁首先編成步隊四營、過山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兩隊，其編練原則「一切操規營制悉仿北洋常備軍章程辦理，應需將弁即在北洋各軍將領暨滿漢武備卒業學生內，擇其通曉兵學、操法嫻熟者，分別委充」[29]。根據北洋常備軍制規定，常備軍一鎮分為步兵兩協，每協分為兩標，每標分為三營，每營分為四隊，每隊分為三排，每排計兵三棚，每棚計兵目十四名；炮隊一標分為三營（兩營陸路炮，一營過山炮），每營四隊，每隊二排，每排計兵三棚，每棚計兵目十四名；馬隊一標分為四營，每營四隊，每隊兩排，每排計兵二棚，每棚計兵目十四名；工程隊一營，每營三隊，每隊三排，每排計兵四棚，每棚計兵目十三名；輜重隊一營，每營三隊，每隊三排，每排計兵四棚，每棚計兵目十三名[30]。

從上述營制來看，八旗兵丁在受訓時，完全打破過往以八旗分旗作戰的編組方式，完全以新式的軍事組織形態重新編組、管理，不僅打破過往旗軍單一的陸軍營制，重要的是其管理將弁以「北洋各軍將領暨滿漢武備卒業學生內，擇其通曉兵學、操法嫻熟者，分別委充」，而北洋常備軍將領的任免亦「必須在新設實缺人員及武備學堂出身者考驗選拔」[31]，使得管理人員素質更加提高，不至於 以不通新式軍事知識的人員胡亂充當，更衝破了僅以旗人擔當旗官的規定。

（2）組協

第一期京旗兵丁在經過幾個月挑選之後，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二十七日，再度由袁世凱、鐵良二人聯名上奏，要求增添京旗兵丁，以增強其實力。中央對此舉，自是十分贊同，對其所列舉經費一概照準，由鐵良在京繼續挑選兵丁。第二期的編練目標為步隊兩營、陸路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一隊，希望與第一期的步隊四營、過山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兩隊合而為常備軍一協的編製，共步隊六營（已達步隊二協）、過山炮隊一營、陸路炮隊一營、馬隊二營、工程三隊[32]，與常備軍一鎮營制相比，尚欠馬隊二營、陸路炮隊一營、工程隊一隊、輜重隊一營。

第二期編練從上一期挑選的餘下的旗丁內開始編練，於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二十二日編成馬隊第二營、五月一日編成陸路炮隊營。而新挑選的京旗兵丁則於五月二十日陸續送至保定送訓，於五月二十四、五兩日編成步隊第五、第六兩營及工程隊第三隊進行訓練。而挑選的章程與編成新軍的營制部分皆與北洋常備軍章程相同，故不再複述。[33]

（3）成鎮

第二期編練於光緒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編練步隊兩營與工程隊一隊以後，編練完成，其規模約等於常備軍一協的編製，即步隊六營（已達步隊二協）、過山炮隊一營、陸路炮隊一營、馬隊二營、工程三隊[34]，但此規模，既不足一鎮編製也沒有達到平衡北洋軍力的要求。為此，袁世凱、鐵良等人再次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三十日請求擴編為鎮。

為了滿足第三期所需旗籍兵丁，尚需編練陸路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隊一隊、輜重隊一營；原已編練陸路炮隊尚需增添目兵二三十人左右，過山炮隊同，以符合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新修訂的常備軍制[35]，練兵處令京旗以外，包括直隸各處、熱河、密雲、山海關、德州、青州、京口、江寧、杭州、荊州等處駐防之內，按格挑選年輕體壯、識字兵丁，每處數十人或百餘人，分帶來營，編伍訓練，並希望將來各兵教練有成，可各自遣回各處，更番輪選，而回防各兵，自可轉相教授操規一切，以達到挽救各駐防軍事的目的[36]。受限於史料的缺乏， 目前可看到的僅有青州、德州駐防一百八十八名兵丁[37]、江寧駐防二百名，京口駐防一百名[38]的挑選報告，但已可推知其餘駐防所送人數亦不會太多。而在此命令以前，袁世凱對於直隸各駐防亦已經選調駐防兵丁附入常備軍營中訓練，計有保定旗兵一百四十八名，滄州旗兵六十五名，密雲旗兵一百六十名，山海關旗兵二百名，熱河旗兵一百名[39]。

從三期編練情況來看，儘管在第三期編練中，京旗常備軍兵丁來源雖夾雜駐防兵丁，但其仍以京旗兵丁為主要來源，而京旗常備軍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申請編組成鎮後（實際上兵丁數滿額，需遲至各駐防將兵丁送至保定以後），不久以「此軍為京師勁旅，開練最早，編列號數宜居各鎮之先」[40]改番號為陸軍第一鎮，並於次年十月，為奪袁世凱兵權，將陸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六鎮歸陸軍部統轄，而第二、第四兩鎮則仍暫由袁世凱調遣訓練。陸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鎮合稱為近畿四鎮，由正白旗蒙古副都統鳳山專司近畿各鎮訓練事宜[41]，並設立近畿督練公所以督促各鎮訓練[42]。

二、陸軍第一鎮軍中將弁組成與分析

在籌建陸軍第一鎮之初，「訓練旗兵開辦章程」中即已載明「管帶、隊、排等官，均須撥用操法嫻熟、兵學明通者充當」，而不再拘泥於過往的「在旗資格」。因此在陸軍第一鎮開辦之初，將弁皆從北洋常備軍中或直隸將弁學堂中調用。特別是陸軍第一鎮編營之初，於保定附入北洋常備軍隊中一起練習，隊中一切稽察事件皆借調直隸人員協助辦理[43]。以下即根據鐵良上呈保舉名單與後來宿衛營的將弁名單，將籌建與任職（或曾經任職）於陸軍第一鎮的將弁情況與影響論述如下[44]：

（一）陸軍第一鎮將弁組成情況

京旗常備軍編營之初，在保定附入北洋常備軍隊中一起練習，隊中一切稽察事件皆借調直隸人員協助辦理。以下即根據鐵良上呈保舉名單，將開辦京旗常備軍的主要將弁情況論述如下。

1.開辦人員

開辦人員有王士珍、王英楷、吳鳳嶺、段祺瑞、雷震春、吳篯孫等六名。值得注意的是，這六名協助開辦京旗常備軍人員，皆系參與武衛右軍訓練的將弁，且除了吳篯孫（教育背景不詳）外，其餘均畢業自天津武備學堂。而旗籍官員內鮮少懂得新的軍事知識，且袁世凱正開始創練常備軍，清政府不得已將八旗新軍的創練任務委託給袁世凱，正如鐵良在折內所言：「在京旗陸軍開辦之初，規模未定，營伍未成，各項人員亦多缺乏。其時挑選兵丁帶至保定，均附入直隸常備步隊第一、第二兩協，至馬炮隊先行練習，迨至編列營隊，所有將弁除調用之北洋將領外，逾多由直隸將弁學堂造就畢業，即稽查一切事件，亦借直隸人員隨時襄助」[45]。因此，京旗常備軍雖由鐵良掛名訓練，實則為武衛右軍將弁從中管理、訓練，因此京旗常備軍雖以八旗兵丁組成，但卻成為受袁世凱影響的一支新軍。

2.出力人員[46]

在鐵良保舉創辦京旗陸軍出力人員名單中共有37名，分別是何宗蓮、曹錕、李純、周符麟、楊紹寅、李奎元、於有富、孟效曾、徐源桂、張榮科、郝義、董式梃、札拉芬、蕭良臣、宮長溎、鍾恩、伊清阿、桂華、春慶、志泉、朱泮藻、王廷楨、徐獻廷、劉錫鈞、李飛鵬、李譽俊、張鳳鳴、李朝棟、李蔚、劉錫齡、李澤霖、劉漢岐、曲春和、褚其祥、朱朝濱、陳兆祿、閻永珍。其中，曾參與武衛右軍創練的將弁有9名，分別為何宗蓮、曹錕、李純、於有富、孟效曾、朱泮藻、劉錫鈞、李澤霖、褚其祥，大部分在第一鎮中任標一級以上的將弁，是第一鎮將弁的管理層。特別是何宗蓮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署陸軍第一鎮統制官兼 甘肅河川鎮總兵直至民初[47]，辛亥革命時期通電贊成共和[48]。說明即便本鎮兵丁以旗籍兵源為主，控制權卻始終牢牢控制在北洋系的手中。

唯一生平履歷可考的旗籍將弁為札拉芬，他是陝督升允次子，漢名羅壽恆，號延齡，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後，東渡日本學習[49]。任陸軍第一鎮何職不詳，後調任禁衛軍第三標標統[50]。

3.散見的其他人員

除了鐵良保舉名單外，在其他文獻中記載曾任職於陸軍第一鎮的人員還有鳳山、遲雲鵬、方振麟、那晉等4名。鳳山是漢軍鑲白旗人，姓劉，字禹門，光緒十一年（1885）以翻譯舉人出身。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驍騎營翼長；二十五年（1899）任神機營翼長；二十七年（1901）任京城善後協巡局提調、巡捕局東安分局總辦、常備軍執法營務處總辦、陸軍兵備處總辦等職；三十一年（1905）任正白旗蒙古副都統；三十二年（1906）任陸軍第一鎮統制（第一任）、專司近畿各鎮訓練事宜[51]與西安將軍（實際上未去就任，仍繼續負責近畿各鎮事務[52]）；光緒三十三年（1907）丁未政潮中，與袁世凱矛盾進一步激化，袁世凱上奏請預備立憲折中，曾建議「修武備，任胡惟德、陸征祥等，而勿用鳳山」[53]，此外，袁世凱為對抗鐵良，又於折中彈劾鳳山：「初非學堂出身，又未一經戰事，才非出眾，識非過人，無威望之可言，無功績之足數，即論其軍營閱歷，亦甚淺鮮。似此非但武備絕無起色，且恐愈趨愈下，久將杌隉不安。」意圖將鳳山調出，但此舉因最後在政爭中鐵勝袁敗，而未成效。鐵良為拉攏鳳山，亦於同年上奏保舉鳳山，稱其「前隨奴才挑選京旗兵丁帶赴保定訓練，由成營以至成鎮，歷充各項要差，均能悉心經理」[54]，得賞頭品頂戴[55]。宣統元年（1909），與馮國璋、鐵良一併赴日考察軍事，宣統二年（1910），因鐵良與良弼政爭失敗，亦被波及，被任為荊州將軍，脫離近畿陸軍等管理事務；宣統三年（1911）改任廣州 將軍，後革命事起，被刺殺於任上。[56]

遲雲鵬（？—？），山東蓬萊縣人，京旗常備軍初創時，任職於京旗陸軍軍械局，光緒三十一年（1904）因濫用官印等情事，遭袁世凱奏請革職[57]。

方振麟（？—？），正白旗漢軍人，京旗常備軍初創時，於京旗中隨營差遣，光緒三十年（1904）袁世凱仍請將其留營差遣[58]。後去職時間不詳。

那晉(？—？），葉赫那拉氏，那桐胞弟，京旗常備軍初創立時，為袁世凱奏請入京旗常備軍營務處襄理營務[59]，曾參與第二期挑練京旗兵丁時，情形如下：「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四點至神機營點京旗兵331名，明早運到保定；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四點又在營中點旗兵306名，明日運保；十月三十日，申刻至神機營點兵109名，明日運保。」光緒三十年（1904）十月，補鴻臚寺少卿，遂離任[60]。

這四人參與京旗常備軍初期的創練與管理， 但在最後因各種原因離開本鎮，失去其影響力，惟列入於此備考，作為京旗常備軍初創時期的補充。

（二）陸軍第一鎮將弁分析

從以上將弁情況可發現，大部分將弁，特別是較高層將弁的出身，皆來自於中國近代第一個軍事學堂——天津武備學堂。而李鴻章在光緒十一年（1885）創辦此學堂時，清廷雖仍照數撥款，但硃批中卻表示「軍事仍以個人武藝技藝為重，勿本末倒置」之語[61]，表達了對開辦軍事學堂效用的不信任。此語放諸於後世，固然滑稽，卻是當時多數主管朝政之重臣之主張，即素有知兵之名的榮祿，在此時期訓練神機營時，仍以多訓練「藤甲兵」的方式以對抗西方火器。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政府並未多派旗籍學生進入武備學堂學習（目前僅見有156名八旗學生由蔭昌帶領進入武備學堂學習[62]），因而創立武備學堂的二十年後，北洋新軍出現在歷史舞台之際，多由這些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的學生掌握了近代中國軍事、政治的發展與走向，而旗籍幾無將才，以致陳夔龍評之「八旗氣數已盡」[63]，實乃人才缺失之弊。

而大半的北洋武備學堂學生，在袁世凱小站練兵時被袁收入軍中培養，形成以袁世凱為核心的龐大軍事集團，而編練編組京旗常備軍的主要將弁又以武衛右軍將弁為主，與袁關係更為密切。因此，儘管京旗常備軍的兵丁主要來源為旗籍兵丁，對於清廷而言，仍不能徹底放心，且其時，袁世凱編練新軍已達六鎮，實力令清廷疑懼。光緒三十二年（1906）九月二十日，改兵部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並於十月五日宣布以陸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六鎮歸陸軍部專轄，並成立近畿督練公所，負責此四鎮的督練工作；第二、第四鎮暫由直隸總督袁世凱調遣訓練，並准開去各項兼差，以專責成而符新制，奪取袁世凱對軍隊的直接指揮權。

然而，即便是奪走袁世凱對陸軍第一鎮等的直接指揮權，也不能妨礙袁對第一鎮的間接控制，因「京旗練兵始終由袁世凱主持，其奏請添派鐵良為翼長，蓋以示好於京旗，並藉以聯絡鐵良也。此軍既派袁訓練，其一切軍規營制，又仿照北洋常備軍奏定章程，自與北洋各鎮一樣，不過區別其名曰京旗而已。有以此軍不屬北洋系統者，殆未深考」[64]。

陸軍第一鎮在移駐至京北仰山窪後，組成宿衛營以協防紫禁城與西苑等處，其將弁情況略有調動，但高層軍官變異不大。因此陸軍第一鎮雖然以旗籍兵丁為主要兵源，但將弁多為北洋系，使得政府對第一鎮的指揮權仍存有疑慮。故此，除光緒三十二年（1906）宣布陸軍第一、三、五、六等四鎮由部直轄外，更逐年加增旗籍將弁之比重，對抗漢籍將弁。

在宣統三年（1911）由蔭昌褒獎參與宿衛宮禁的陸軍第一鎮步隊四標十二營獎勵名單[65]中，褒獎將弁共87名，而明確的旗籍人員數量則達到了47名，比例超過了一半。刻意安插這麼多旗籍將弁的原因當有以下兩點：一、「以滿人為將」的基本原則。清廷刻意培養出具有新式軍事背景的旗籍將官，統領新軍，確保政府對軍隊的掌控力；二、陸軍第一鎮的步隊四標十二營，自光緒三十三年 （1907）移駐北苑以後，組成宿衛營負責宿衛宮禁與頤和園外圍，對皇室之安全負有直接責任，故而盡量安插旗籍將官，保證軍隊忠誠度。然而標一級以上將弁仍多為北洋系將弁，因此對於載灃一系而言，陸軍第一鎮仍不被視為可被信任之軍隊，必須另組新軍以供驅策。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陸軍部統轄全國陸軍事務，包括新、舊軍事務，無形中也區分出管理新、舊軍事務的主管單位。以本文研究的陸軍第一鎮而言，陸軍第一鎮雖然以京旗兵丁為主要兵源，但由於其以新軍規制創練，因此在陸軍部內管理其事務的機構主要為陸軍部軍制司下的步、馬、炮、工、輜重各科管理；但是原有的八旗事務則主要歸軍衡司下的旗務科管理[66]。這使得旗人被區分為參 加新軍的旗人與未參加新軍的旗人，使得旗人的身份開始出現了變化[67]。

三、結論

陸軍第一鎮及後來的禁衛軍，是清政府在新軍籌建階段，嘗試以旗籍兵源組建的軍隊。新軍建立以後，在1905—1911年之間，共擬訂了四次新軍會操計劃[68]，其中1905年的河間會操與1906年的彰德會操順利舉行，以及屬於鎮與鎮之間對抗的小型秋操（即1907年的涿州秋操）中，陸軍第一鎮的表現與戰力都達到了組建時的要求[69]，成為最後的「旗軍」。

進入民國後，對於民國政府來說，如何審慎處理具有旗籍色彩的兩支新軍（陸軍第一鎮與禁衛軍），不致出現「叛亂」的可能，先後對於兩軍進行不同程度的改組，削弱原本帶有的「旗籍」色彩。

陸軍第一鎮自成軍以後，雖有零星兵丁退伍之記錄，但事實上，大部分之兵丁仍未仿照嚴格的退役制度進行退役，甚至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夕，陸軍部大臣蔭昌在奏摺內請求發文熱河都統，查詢熱河圍場放墾情形以作為陸軍第一鎮兵丁退伍養贍之所，專門提及陸軍第一鎮兵丁大率仍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開練京旗常備軍的旗兵，應該令其儘快退伍[70]，但因辛亥革命爆發，此項計劃被迫中斷。因此，陸軍第一鎮在民元時仍應以旗籍兵源為主體。

根據《陸軍統計簡明報告書》載明，民國二年（1913）六七月間，步兵第一、二、四團，騎兵第二、三營分別遣散，於十月在各省挑募鄉民以補充兵源，同時在宣化招募土著編練補充旅，共步兵六營、騎兵一營，後將此步兵六營改為第一旅，騎兵一營改為騎兵第二營；多倫鎮守使在多倫代募步兵一團、騎兵一營，後歸為步兵第四團與騎兵第三營；民國三年（1914）十月，駐守在歸化及張垣等處 的步兵第三團劃歸川省，所遺缺額於民國五年（1916）七月由京畿執法處衛隊兩營及前奉天將軍所部衛隊一營組為步兵第三團。經過以上改編後，老兵已基本遣散更替完畢，而騎、炮、工、輜各營之兵當中有年歲較大者也於民國二、三年（1913、1914）間分別剔退該由各省新募補充[71]。

從以上兵源補充情況來看，所募新兵已大半為漢籍兵源，至此，陸軍第一鎮原具有的旗籍色彩蕩然無存。而八旗軍制的變遷恰恰也是近代軍事變革衝擊中國古代世兵制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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