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大交換的遺產

每一次不同地區文明的激烈碰撞，總會帶來各種交流和交換，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帶來了如此效果，而在其之前的蒙古帝國推動的成吉思汗大交換也不遑多讓。

成吉思汗和他的後代們所帶領的軍隊改變了中東的武器和戰術，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彎刀的普及。儘管前幾波來到中東的突厥人已經讓人們見識到了彎刀的威力，但當時其他民族還是更願意保留自己的直刃長劍。不過隨著蒙古人的到來，彎刀日益成為馬背上的戰士最常用的武器。彎刀對於騎兵進攻而言是完美的武器，騎兵可以一邊騎行一邊用彎刀揮砍並完成攻擊。劍在揮砍方面效果較差，而更適合自上而下的劈砍。騎兵在攻擊時可以用彎刀揮砍並繼續騎行，而長劍則可能會嵌入目標之中，或造成騎兵身體搖晃，導致其失去平衡或失去武器。

後來基督教世界推出的火炮陣地和火槍步兵方陣似乎一勞永逸地終結了蒙古人以弓騎兵長途奔襲為主的草原戰爭模式，然而坦克的大規模出現證明蒙古人的戰略和戰術精髓之影響遠比普通人想像的要更為深遠。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蒙古式戰爭得到了重估。英國軍官李德·哈特在其《揭秘偉大的指揮官們》一書中專門有個章節寫成吉思汗和速不台。李德·哈特借鑒了蒙古式戰爭風格，強調機動性與火力，認為隨著坦克和飛機的普及，在飛機的掩護下坦克和機械化步兵的組合可以作為大部隊的先鋒獨立行動，切斷敵人的通訊和補給線，使敵軍陷入癱瘓，就像蒙古人所做的那樣，使敵軍只有反應的能力，而無進攻的可能。

無獨有偶，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出了大縱深作戰的概念，而他此前是與布瓊尼等人其名的蘇聯騎兵軍司令，對騎兵代表的機動性的重要性和騎兵火力不足的重大缺陷都瞭然於胸。所謂大縱深概念的核心是強調「使用飛機推進，以快速移動的坦克縱隊相配合」，如此機動性和火力都可兼得，必能出奇制勝。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德·哈特的倡議最終僅實現為一個實驗性的坦克旅，而圖哈切夫斯基則成為斯大林大清洗的犧牲品，反倒是他們的死敵德國國防軍充分汲取了他們的戰略思想，以「閃電戰」的策略完美復活了蒙古式的戰爭藝術。

交換總是雙向的，不僅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社會從蒙古人那裡得到了新的觀念衝擊，蒙古帝國也從地中海東岸獲得了軍事知識，其中之一便是配重式拋石機。此前蒙古帝國的拋石機是靠人力驅動的，設計較為簡單，基本構造是一個倒 U 型架子加上一根槓桿。槓桿的一端裝載石頭，另一端系著繩索以供拉動。如果要增加射程或加重發射物，就必須增加人手。而配重式拋石機有著更為複雜的設計，最重要的改進是槓桿的一端裝有一個滿是石頭的箱子，發揮配重的作用。而且槓桿另一端綁著一根長帶索，帶索末端是發射物，在槓桿弧度達到最大值時帶索打開，將發射物拋出。有了配重以及帶索的弧度引發的速度，發射物飛行的力量變得更大，造成的傷害也更大，而且可以使用更重的發射物。

這種從歐洲和中東「進口」的拋石機加速了忽必烈征服南宋的步伐，蒙古人任用的穆斯林技師將這種武器帶來並用於襄陽攻城戰，最終攻陷了這一久攻不下的南宋重鎮。漢人曾經一度是蒙古人攻城戰的老師，沒有漢人技師的幫助，擅長於草原戰爭的蒙古人在中亞和中東的進展可能沒有那麼順利，如今輪到漢人品嘗由中東反向輸入的戰爭技術帶來的苦果了。

一如哥倫布大交換給美洲帶去了病菌和瘟疫，成吉思汗大交換也給歐洲帶去了致命的黑死病。以前人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黑死病所導致結果的經濟面向，比如由於人力短缺導致的僱傭勞動的增長和工資的上漲，一些職業甚至不得不開始招收女性，比如由於缺少農夫，不少土地變成了牧場，英格蘭和弗蘭德斯的羊毛工業因此而獲益，這些都為日後資本主義的勃興奠定了基礎。

除了經濟層面的影響外，黑死病還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了歐洲人精神層面的解放。瘟疫及其毀滅性的喪鐘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世界，舊的信仰和秩序在瘟疫之後的歐洲不再起作用了，對教會的質疑增多，新的聖徒崇拜出現，現代醫藥學也開始發展。牧師似乎並沒有得到上帝太多的眷顧，不少牧師也因黑死病去世，教會不得不匆忙任命新的牧師以填補他們的空缺。在倉促的替換之下，有時會出現新任牧師訓練不善的情況。有的牧師對拉丁語和正規儀式一竅不通，他們在儀式中越來越多地使用本國語言，異端思想也越來越多。為了矯正這一點，教會開始招募大學生，因為他們在大學裡打下了牢固的拉丁語和神學基礎。但對教會來說很不幸的是，大學生們也學習了其他領域的，其中不乏為教會所深惡痛絕的一些信條。如此一來二去，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一些根基就此埋下。

成吉思汗大交換當然不止火神與死神，不同地域和族群間的文化和物品的交流與交換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在蒙古治世之下，伊斯蘭世界的科學、藝術和醫學都達到了新的高峰，東亞以中國為代表的文明區也同樣受益匪淺。比如隨著醫術的混合、醫藥的融合以及新食物的引進，傳統的中醫經歷了一次新成分的爆髮式增加。蒙古人對於天文台的贊助，帶來了伊斯蘭天文學和中國天文學的共同進步。地理學與地圖學也得到了極大的推進，蒙古人的軍事征伐及其建立的將整個帝國連為一體的驛站制度，直接促進了地理知識的增進，因為他們需要更為精準的地圖來規劃最佳路線並保證驛站間距的合理性。蒙古治世也使得旅行者們能夠更為容易且安全地橫穿帝國，而每個旅行者的信息都既建立在已知信息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既有的信息，從而使整個世界的面對愈發清晰，促進了地圖上空白部分的填補，揭開了不少神秘地區的面紗。

在蒙古式和平下，中國、義大利和希臘等地的藝術家來到中東，帶來了各自的技藝，使得伊斯蘭世界的畫作不僅有傳統的波斯主題，也結合了中國、中亞的佛教藝術和拜占庭聖像藝術以及義大利錫耶納的藝術。在吸取了中國山水畫技法後，一些波斯作品以山岩為架構，包含了地勢與其他景物。

中東的風格也進入了中國藝術之中，其中最生動的體現是瓷器。在蒙古時代以前，中國瓷器傾向於不使用裝飾。蒙古時代的到來給制瓷行業帶來了一場革新，匠人們給白瓷上釉，然後飾以青色，接著再上一層釉，用高溫燒至表面堅硬而透明。青色的使用是因為蒙古人的青睞，對他們而言青色象徵著長生天的顏色，因而是一種神聖的顏色，而染色技術則得自波斯陶瓷使用已久的鈷青染色法——通過蒙古統治下中國和中東之間的商品貿易和技術交流，人們得以採用新的技術製造出了一種極美的產品。

瓷器是一種奢侈品，一些更加世俗的事物無疑也在歐亞大陸移動，並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一度被視為死亡與毀滅象徵的成吉思汗征服，也帶來了成吉思汗大交換，從而使東西方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共時感和頻密的跨文化交流，進而為下一階段人類文明的進程奠定了基礎，積蓄了力量。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